给妈妈做“性教育”，一种很新的母女关系？

一般，一部电影敢提前两周点映，就说明它有足够的自信。

果不其然，《我，许可》一上映就开始口碑发酵。

有人说要带着妈妈一起看。

有人说要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看。

它到底戳中了母女关系的哪个症结？

我许可，一种新型母女关系

许可和胡春蓉是一对很新的母女。

胡春蓉这个妈对女儿许可就不是那种母爱的天性。

她有自我意识，但因为时代的局限，她只能把自我压抑下去，但是心里又不甘，所以希望女儿能完成自己的未完成。

比如说胡春蓉自己喜欢唱歌，所以从小就给许可报歌唱班，希望借她实现自己的梦想。

许可一开始是嫌弃、厌烦的，但她其实很理解母亲。

这种理解，不是传统那种女儿的职责，而是对于妈妈这个女性的理解。

她会发现母亲辞职后的情绪异样，尝试叩开她心扉。

她知道母亲什么事都插一脚是因为她是家庭的受害者，而自己是她唯一可以控制的人。

她们都以“我”为先，从互相嫌弃，到最后互相理解、共同成长。

现在很多影视对母女关系的刻画都是这种双向奔赴。

有的是互呈镜像，女儿在母亲身上看到自己的可能命运，母亲在女儿身上看到自己的延续。

《女孩》中，林小丽被母亲赶出家门的场景，就与母亲当年被原生家庭赶出的场景形成镜像对照。

《苦尽柑来遇见你》也是如此。

母亲的人生轨迹像一面镜子，照出女儿可能走向的未来，但最终却是对母亲命运的反抗。

有的是互相凝视。

像《我，许可》，许可用“山川河流”来形容母亲的脸，就是一种反向凝视。

母亲在看女儿的同时，女儿也在看母亲，但这种“看”不是评判，而是重新发现和命名。

但以前不是这样的。

即便是女性导演，很长一段时间，母女关系都是单向的。

比如说《你好，李焕英》，妈妈先是奉献了自己，女儿再穿越回去让妈妈开心。

怎么现在开始变了呢？

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

以前，不是她们不想，而是不能。

长期以来，女性导演一直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叙事语言。

女性主义电影在中国影史上是长期缺席的。在新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历史中，真正可以称为“女性电影”的作品，只有1987年黄蜀芹的《人·鬼·情》这一部。

不管是李少红，还是张暖忻、胡玫，这些女导演的作品虽然关注女性，但在叙事结构上仍然采用了一套男性话语。

比如王君正的《山林中一个头一个女人》，前半部的确是女性视角，讲妓女小白鞋的悲惨命运，但后半部却转向大力神的地母式自我牺牲，本质上还是男性叙事模板。

虽然她们知道要拍女性故事，但是不知道怎么拍才不是男性中心主义的翻版。

直到2000年以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引入，2020年之后运动的多方面批判，我们的女性导演才有了更多的话语武器，这套叙事语言也才逐渐建立。

而且，现在的时代语境变了，女性主义从边缘话语变成了热门话题。

以前，即便导演是女性，但片场还是男性主导的，所以她们都不希望过度强调自己的性别，以免被打上不专业、只会拍小情小爱的标签。

但现在却反过来了，正因为女性导演不够多，她们反而获得了一种话语溢价——

资本和电影节愿意追逐这个标签以标榜自己的先锋和独立。

虽然这种标签化有其问题，但也确实创造了条件。

融资渠道更多，发行通路更多，冒险成本降低，因此，更多女性导演才愿意入场去尝试不同的女性视角。

同时，今天的观众群也更加成熟了。

今天的年轻女性观众是在女性主义、身体自主、反性骚扰的话语环境中长大的。

她们对于女性的讨论早就不是简单的工作还是家庭，而是深入到情感劳动、隐形控制、生理性应激等更微妙的权力关系层面。

她们希望能在银幕上看到这些经验，这种市场需求反向驱动了创作。

电影越理想，现实落差越大？

现在，影视里的母女关系是越来越好了。

从《你好，李焕英》到《好东西》再到《我，许可》，这些妈妈们被称为“梦中情妈”。

但在现实里，不少年轻人却花钱在网上租妈妈。

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陪着自己，跟自己聊天，或者夸夸自己、抱抱自己。

电影里是互相理解的温情故事，现实中却是花钱找人爱自己。

这种落差恰恰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缺口。

影视毕竟是艺术作品，它不仅要提供现实，还要提供可能。因此，它们的那些变好更像是一种情感蓝图，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对现实的疗愈性想象。

《你好，李焕英》贾玲穿越回去，不是为了改变母亲的人生，而是为了让母亲更高兴地做自己。这背后是对传统牺牲型母亲的愧疚，希望母亲能更爱自己。

《我，许可》展现的是对妈妈的反向教育，胡春蓉最终穿上了新内衣、接受了性教育，从保守走向开放。

这些其实都是很不现实的，但正因为现实中太难，所以才需要在艺术中构建出一个可能。

但电影毕竟只能观看，而现实中的母爱又常常伴随着期待、焦虑、控制，所以才会诞生租妈妈的服务，这也是市场对无痛母爱的回应。

本质上，这是他们的一种自我关怀方案。

因为在自己的母亲身上得不到这种情感体验，所以就想从别处获得一个样本。他们租的不是一个“母亲”，而是一个剥离了权力和控制，只保留温暖与支持的功能。

某种程度上，这种落差也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在进步。

我们的父母，还停留在奉献、捆绑、无我的传统脚本里，但年轻一代已经进入了追求独立、平等、边界感的现代关系模式。

我们遗憾于现实的匮乏，但同时又知道这种健康的关系并非没有可能。

能同时看到理想的美好和现实的残缺，恰恰说明我们既清醒，又抱有希望。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