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6岁被卖青楼后成画家，被逼流亡法国，3个遗愿用20年才实现

她是近代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出身苦寒之家的女孩，6岁被卖到青楼，后来命运眷顾她，让她遇到了几个重要的人物，把她从苦海救了出来，她竟然是一个绘画天才，通过努力成为近代史上女性先驱、成为中法非常有影响力的著名画家。

但是，因为她的画风超前，一度遭到国人非议，后来她被迫流亡法国。甚至最后连死都没能再回来，不过她死前留下3个遗愿，如今来看，似乎很简单，但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这3个遗愿用了20年才彻底实现。

有关她的人生故事，读来可能颇为令人唏嘘，但是其中的精彩，也令人感到欣慰。

一：出生就没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廿二，扬州城一户姓张的贫苦人家，女主人陈氏在难产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留下一个瘦弱的女婴。接生婆把孩子抱给父亲张德福：“是个丫头，她娘没了。”

张德福蹲在门槛上，抱着头不说话。他是修鞋匠，妻子死后，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邻居劝他：“送人吧，丫头片子养不活。”张德福摇头：“她娘临死前说，叫玉良……美玉良材。”

小玉良在饥饿中长到两岁。1897年，张德福娶了续弦王氏。王氏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把玉良扔给外婆：“拖油瓶，看着碍眼。”

外婆家在扬州乡下，日子更苦。玉良五岁就要捡柴、挖野菜。有次她挖到一株野胡萝卜，舍不得吃，揣在怀里带回家。外婆抱着她哭：“苦命的孩子……”

更苦的还在后头。1901年，张德福得肺痨死了。王氏改嫁，把六岁的玉良卖给芜湖一家妓院——不是当jinv，是当“雏妓”，先做丫鬟，长大再接客。

人贩子拉着玉良上船时，外婆追到码头，塞给她一个粗面馍馍：“玉良，记住你本姓张……将来有出息，回来……”话没说完，船已离岸。

玉良没哭。她紧紧攥着馍馍，看着外婆的身影越来越小。江风吹起她枯黄的头发，像秋天的芦苇。

历史切片：玉良被卖的1901年，正是《辛丑条约》签订那年。大清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摊到每个中国人头上一两银子。扬州城里，八国联军的暴行传得沸沸扬扬，但妓院的生意反而更好了——男人们借酒消愁，女人们卖身养家。玉良所在的妓院叫“怡春院”，老板娘姓李，人称“李妈妈”。她对玉良说：“在这里，忘掉你姓张。以后你就叫‘张玉良’，是我买来的丫头。”

二：怡春院的“小扬州”。

怡春院在芜湖青弋江边，两层木楼，挂着红灯笼。玉良的工作是伺候头牌姑娘“翠云”——端茶倒水、倒马桶、挨打受骂。

翠云心情好时，会教她识字：“这是‘春’，春天的春。”心情不好时，用烟杆敲她的头：“死丫头，茶这么烫！”

玉良最怕的是晚上。客人的调笑声、姑娘的呻吟声、老妈子的呵斥声，混着鸦片烟的气味，从门缝里钻进来。她缩在柴房角落，用破被子蒙住头。

转机出现在她十岁那年。翠云接了个文人客人，叫陈独秀——当时他还是安徽公学教员，后来成了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见玉良在窗外偷听他讲《诗经》，招手让她进来：“你想识字？”

玉良点头。陈独秀便教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教了三天，被李妈妈发现，赶了出去。临走前，他塞给玉良一本《三字经》：“藏好，别让人看见。”

玉良真藏好了——藏在灶膛的灰堆里，每晚掏出来，就着灶火的光读。她不认识的字，就去问账房先生。先生姓吴，是个落第秀才，见她好学，偷偷教她：“人之初，性本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芜湖也“光复”了，剪辫子、放鞭炮。怡春院的客人高谈“共和”“民主”，但姑娘照样接客。玉良十六岁了，出落得清秀，李妈妈开始让她学弹琵琶：“明年就挂牌，给你起个花名，叫‘小扬州’。”

玉良跪下来：“妈妈，我不接客，我当一辈子丫鬟。”李妈妈冷笑：“由得了你？”

挂牌前夜，玉良用剪刀抵住喉咙：“逼我，我就死。”李妈妈怕人财两空，暂时作罢，但让她“陪酒”——坐在客人旁边倒酒、唱曲。

就是陪酒，改变了她的命运。

三：幸遇潘赞化。

1913年春，芜湖新任海关监督潘赞化到任。他是安徽桐城人，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如今二十八岁，仪表堂堂。

地方商会设宴接风，地点就在怡春院。玉良被点名陪潘监督。她抱着琵琶，低头唱了一曲《扬州慢》：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

声音清亮，带着江南水乡的韵味。潘赞化抬头看她：“你读过姜夔的词？”

玉良低声：“偷学的。”

潘赞化来了兴趣，问她身世。玉良如实说了：父亲早亡，被卖妓院，偷学识字……说到最后，眼泪掉下来。潘赞化沉默良久，说：“明天你来我公馆，我教你读书。”

第二天，玉良真去了。潘赞化不在，管家说：“老爷去南京开会了，留了话：这间书房你可以用。”书房里满是书，还有字画。玉良不敢碰，只敢看墙上挂的一幅画——徐悲鸿的《马》，那是潘赞化留学日本时买的。

潘赞化回来后，果然教她读书。从《论语》到《红楼梦》，从唐诗到宋词。玉良学得快，三个月就能写诗。有次她写：“我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潘赞化看了，长叹一声。

这年八月，李妈妈找上门：“潘老爷，玉良的赎身钱，五百大洋。”潘赞化拍出银票：“我赎她，但不是做妾，是认作义妹。”

李妈妈撇嘴：“随您怎么说，钱到手就行。”

潘赞化把玉良接回家，对她说：“从今天起，你叫潘玉良。潘家的玉，良材的良。”又拿出婚书：“你若愿意，我们正式结婚；若不愿意，我送你读书。”

玉良跪下磕头：“我愿意。”

婚礼很简单，证婚人是潘赞化的好友陈独秀。陈独秀送了一幅字：“新女性，新人生。”潘赞化送玉良一套文房四宝：“你想学什么，我都支持。”

玉良说：“我想学画。”

四：上海美专的“青楼生”。

潘赞化托关系，把玉良送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见了玉良的画——临摹的徐悲鸿《马》，虽稚嫩但气韵生动，破格录取。

但麻烦马上来了。有学生认出她：“这不是芜湖怡春院的‘小扬州’吗？”流言传开：“我们学校收了个jinv！”

玉良走在校园里，背后指指点点。有次画人体素描，模特临时请假，老师问：“谁愿意代替？”没人举手。玉良站起来：“我画自己。”她走进屏风后，脱去衣服，坐在画台上。教室里鸦雀无声。

课后，校长刘海粟找她谈话：“潘玉良，你很有才华，但……要不要休学一段时间？”玉良直视他：“校长，我凭本事考进来，凭什么休学？”

刘海粟被她的眼神震住了。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那一刻，我从她眼里看到了中国新女性该有的样子。”

玉良更加用功。白天上课，晚上临摹。她最喜欢画人体，觉得那是“生命的线条”。有次画女同学，对方害羞，扭扭捏捏。玉良说：“身体是上帝的作品，有什么可羞的？”

1921年毕业，她的毕业作品《裸女》引起轰动——不是艺术上的，是道德上的。报纸骂她“伤风败俗”，教育厅要查封美专。刘海粟顶住压力，说：“艺术无禁区。”

但玉良知道，上海待不下去了。潘赞化说：“去法国吧，那里艺术自由。”

五：留学法国，成为巴黎的“中国玛蒂斯”。

1921年秋，玉良登上开往马赛的邮轮。潘赞化送她到码头，塞给她一包银元：“学成回来。”玉良点头，眼泪掉下来。这一别，就是八年。

到巴黎后，她先学法语，后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她是班里唯一的中国人，唯一的女性。老师杜塞看了她的画，说：“你有东方人的细腻，但太拘谨。要放开，像马蒂斯那样。”

玉良不懂马蒂斯，去图书馆查资料，一看就迷上了——鲜艳的色彩，奔放的线条。她开始尝试，把中国水墨的韵味和西方油画的色彩结合。1925年，她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师从西蒙教授。

留学日子苦。潘赞化寄的钱时断时续——国内军阀混战，海关薪水常拖欠。玉良去餐馆洗盘子，去画廊当临摹工，最穷时一天只吃一个面包。有次晕倒在画室，同学送她去医院，医生诊断：营养不良。

但她没放弃。1926年，她的作品《浴女》入选巴黎秋季沙龙——这是亚洲女性首次入选。评论家写道：“潘玉良的画，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又有西方表现主义张力。她是中国的玛蒂斯。”

名声来了，追求者也来了。有个法国画家向她求婚：“留在巴黎，我帮你办画展。”玉良摇头：“我有丈夫。”画家说：“你丈夫在中国，可能早就娶妾了。”玉良正色道：“他不是那种人。”

确实，潘赞化一直等她。期间母亲逼他纳妾，他拒绝：“玉良会回来的。”每月发薪水，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寄钱。

1928年，玉良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准备回国。西蒙教授挽留：“巴黎需要你这样的艺术家。”玉良说：“中国更需要。”

六：回国后的“裸体画风波”。

1928年秋，玉良回到上海。潘赞化到码头接她，两人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回家路上，潘赞化说：“玉良，有件事……我纳了妾。”

玉良愣住。潘赞化解释：“母亲以死相逼，我没办法。但她只是名义上的，我从未碰她。”玉良苦笑：“这八年，苦了你了。”

她很快投入工作。受聘为上海美专西画系主任，又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徐悲鸿是系主任，见了她的画，赞不绝口：“玉良，你的色彩比我还大胆！”

大胆惹了祸。1930年，她在南京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三十幅人体画。参观者挤破门槛，但骂声更多：“伤风败俗！”“jinv出身，果然不知廉耻！”

最严重的是《人力壮士》。画面上，一个裸体男子正在搬石头，肌肉贲张。有人解读为“象征中国人民的力量”，但小报标题是：“潘玉良画裸男，疑似怀念青楼旧客。”

展览第三天，一群暴徒冲进展厅，砸烂七幅画，在《人力壮士》上写“jinv对嫖客的颂歌”。玉良站在废墟中，一动不动。徐悲鸿赶来，气得发抖：“野蛮！愚昧！”

潘赞化要报警，玉良拦住：“算了，画可以再画。”但她心里明白：国内容不下她的艺术。

1936年，她举办第五次个展，展出作品《我的家庭》：潘赞化看书，她作画，妾侍在旁绣花。本想展示“和谐”，却被解读为“妻妾同堂，不知羞耻”。记者问她：“潘教授，您对一夫多妻制怎么看？”玉良拂袖而去。

当晚，她对潘赞化说：“我想回法国。”潘赞化沉默良久，说：“去吧，那里适合你。”

七：再去法国，3个需要20年来实现的遗愿。

1937年，玉良再次赴法。这次，她没打算回来——国内抗战爆发，潘赞化随政府西迁，两人通信都困难。

她在巴黎蒙帕纳斯租了间画室，靠卖画为生。二战爆发，巴黎沦陷，她躲在地下室作画。德军搜查时，她把画藏在煤堆里。有次被搜出《浴女》，德国军官说：“这是堕落艺术，烧掉。”玉良扑上去抢：“要烧连我一起烧！”军官愣住，摆摆手走了。

战后，她名气越来越大。1945年，当选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会长；1953年，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举办大型个展；1959年，获巴黎大学“多尔烈奖”。但她最想要的，是回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玉良写信给潘赞化：“我想回来。”潘赞化回信：“等等，现在局势不稳。”1950年，潘赞化来信：“我已被审查，你暂时别回。”1958年，潘赞化最后一封信：“玉良，我病重，恐不久于人世。你好好活着，别回来。”

1960年，潘赞化在安徽病逝。玉良在巴黎得知消息，三天没吃饭。她画了一幅《望乡》：一个中国女子，遥望东方，眼中含泪。

晚年，她住在巴黎郊区的小公寓里，养了一只猫，取名“赞化”。每天作画、喂猫、给国内写信——写给美协、写给侨办、写给周恩来总理。回信总是：“欢迎回国，但需等待时机。”

时机一直没来。文革开始，国内来信断了。有法国朋友劝她入法籍，她拒绝：“我是中国人，死也是中国鬼。”

1977年7月22日，玉良病重。她把朋友叫到床边，交代后事：“第一，我死后，穿旗袍入殓；第二，所有作品运回中国；第三，墓碑上写‘中国画家潘玉良之墓’。”

朋友问：“还有吗？”

她看着窗外，轻声说：“我想回家……”

玉良死后，法国艺术界为她举行隆重葬礼。但她遗嘱的三件事，花了二十年才完成。

第一件最容易：她穿着自己设计的旗袍下葬——墨绿色绸缎，绣着玉兰花。

第二件最艰难：她留下四千多幅作品，包括油画、水墨、素描、雕塑。中法建交后，开始谈判移交事宜。1984年，第一批作品运回安徽博物馆；1992年，第二批运回；2005年，最后一批运回。如今，它们保存在安徽省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潘玉良纪念馆。

第三件最心酸：她的墓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碑文只有法文“PAN YU LIANG ARTISTE PEINTRE”（画家潘玉良）。直到2007年，安徽侨联才去加刻了中文“中国画家潘玉良之墓”。

她一生没子女，但有一个“女儿”——她的艺术。2012年，潘玉良作品拍卖价破千万。评论家说：“她是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先驱，中西融合的典范。”

但也许，她自己更愿意被记住为“潘玉良”——那个从扬州妓院走出来的女子，用画笔挣脱了命运，却挣不脱乡愁。

临终前，她留下一幅未完成的画：《故乡的春天》。画面上，扬州瘦西湖柳絮纷飞，一个女孩在放风筝。女孩的脸是空白的，她说：“那是童年的我……我忘了自己长什么样了。”

其实她没忘。在巴黎的每个夜晚，她都梦见扬州：青石板路、卖桂花糕的吆喝、外婆粗糙的手。只是，回不去了。

就像她在日记里写的：

“我的一生，像风筝。

线在中国，人却在法国。

线断了，风筝就落了。

但风还记得，它从哪里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