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亿老人的背后：为什么国家要替你分担“家务事”？

近日，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意味着，长护险从局部试点正式迈入全国推行阶段。

很多人可能会纳闷：护理这件事，长期以来不都是家庭内部的事吗？为什么非得由国家出面，建立一套强制性的保险制度？

从这个问题出发，我翻看了不少论文和调研，发现答案既藏在哈佛大学法学家玛莎·法曼的“脆弱性理论”里，也写在数千万中国家庭的现实困境中。设立长护险，本质上是在打破“照护是家庭私事”的固有认知，揭示出一个更深层的真相：生育、护理这些看似私人领域的事务，其实是关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事务，而经济手段，正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抓手。

先看一组数字。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这意味着，照护压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千万家庭蔓延，而这种压力，归根结底是经济压力。

《半月谈》的基层调研清晰地呈现了农村养老的现实。在那里，很多老人每月只有百余元的基础养老金，面对动辄两三千元的养老院费用，他们成了“夹心层”——比五保户强一点，比城里人差一截，进不了福利院，也请不起护工，只能硬撑着“自己熬”。

一位甘肃网友，为了照料82岁的老父亲，每月支付1000元请亲戚帮忙，仍然放心不下；一位安徽网友感叹，每月100多元的养老金，连日常药费都难以覆盖，更别提什么体面养老了。更多失能老人的照护重担，要么压在同样年迈的老伴身上，要么由被迫离职的子女扛起，家庭积蓄被消耗，劳动力价值被牺牲。

农村养老的困境，其实是整个社会照护体系结构性短板的缩影。那种让家庭独自扛下照护成本的模式，本质上是在把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转嫁给个体家庭，尤其是转嫁给女性。结果呢？无数家庭陷入经济与精力的双重透支，劳动力供给和社会消费活力被隐性制约。说白了，这是公共责任的缺位，却让私人成本无限外溢。

长护险，就是冲着这个困局来的。

那么，为什么国家和社会必须介入原本被视为“私人领域”的照护事务？郭晓飞在《重新想象“脆弱性”》中引入的法曼“依赖型划分”理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经济学视角。

法曼把依赖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避免的依赖”——婴幼儿、老年人、失能者，他们无法独立生存，必须依靠他人照料；另一类是“衍生型依赖”——那些为了照顾这类群体而被迫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的人，他们本身也需要外部资源的支持。

这个划分戳破了一个流行已久的迷思：所谓的“独立自主”，不过是假象。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都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依赖者”；而照护者的“衍生型依赖”，其实是在替社会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法曼的核心观点很直白：家庭里那些无偿的照护者，其实是在补贴整个社会。没有这些照护劳动，就没有新的劳动力诞生，没有老年群体的体面安度，社会的代际更替与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可长期以来，我们却把这套具有公共价值的劳动，简单归为家庭的私人责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全职女性在家带娃、操持家务，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当然，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雷格·曼昆曾把生育比作“买保时捷”，认为应该完全由个人承担成本：“如果你买得起保时捷或者生孩子，那很好，但是不要指望别人来出资支持。”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汽车生产商可以获得关税、基础设施等多重国家补贴，而承担着社会再生产重任的照护者，却只能独自硬扛。

这种失衡，不仅是对照护者的不公，更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当照护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家庭要么被迫放弃生育，要么被拖入贫困，最终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消费市场萎缩，形成恶性循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之前的一系列“催生”文章里反复强调：婴幼儿照护，需要公共补贴。

同样的逻辑，长护险的全国推行，就是用经济手段破解这一失衡。它的核心逻辑是把照护的私人成本转化为公共成本，让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分担责任。

从政策设计来看，这种经济手段的运用既务实也精准。

筹资端，建立了单位、个人、政府、社会多元筹资渠道，费率统一控制在0.3%左右，与收入水平挂钩，既避免单一主体负担过重，又实现了责任共担。待遇端，覆盖居家、社区、机构三种护理模式，不设起付线，明确支付比例与最高限额，精准对接失能群体的核心需求。覆盖范围上，把灵活就业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等全部纳入，逐步实现全民覆盖。

上文提到的那些农村“夹心层”老人，也能够被长护险覆盖。

这套制度的经济学意义在于：把隐性成本显性化，把私人支出社会化，从而释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从试点实践来看，长护险的经济价值已经初步显现。截至目前，试点已覆盖约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千亿元。

粗略估算，如果每位失能老人能因此释放一个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制度运行的宏观经济收益，将远超基金支出。它不仅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还带动了护理产业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形成了“保障民生—拉动产业—促进就业”的良性循环。

更深远的是，当生育和护理不再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断崖式中断，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这和我们当前倡导的“生育友好型社会”，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实践充分说明，照护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家庭私事。国家介入照护领域，不是越位，而是对公共责任的主动担当。用长护险这种经济手段破解照护困局，也不是单纯的福利兜底，而是用制度性安排平衡成本、激活活力。

当然，长护险全国推行，仍有不少难题待解。比如农村地区专业护理资源下沉不足、多元筹资机制的可持续性、照护服务的标准化与专业化……这些问题本质上仍是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责任分工问题。

正如《半月谈》所探讨的，农村养老不能照搬城市模式，长护险的落地也需要因地制宜。在农村地区，可以考虑结合“村社造血”模式，把护理服务与乡村互助养老结合起来，既降低服务成本，又贴合农村实际。同时，进一步完善筹资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让照护服务的供给更充足、更优质。

法曼用脆弱性理论重构了社会契约论。她认为，国家的合法性不在于霍布斯所说的“防止自相残杀”，而在于积极回应公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需求。她说，脆弱性是人类的普遍境况，应对脆弱性，从来不是个人的独自抗争，而是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共同责任。

从这个角度看，长期护理保险的全面建立，正是中国迈向“回应性国家”的关键一步。当照护不再是家庭的独角戏，当私人领域的照护成本得到合理分担，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护，才能体面地老去。

No.6827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梁云风

参考资料：[美]玛莎·法曼：《自治的神话：依赖性理论》，李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郭晓飞：《重新想象“脆弱性”》，读书，2026.3；黄庆刚：《农村养老难，该如何解决？》，半月谈，202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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