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诚家族同宗族群探析与思考

长 青

吕思诚（1293-1357），字仲实，平定州人，是元朝著名的大臣。历任侍御史、集贤院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湖广参政、中枢参知政事、左丞转御史中丞、国子监翰林学士、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及编修等职。于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二十七日病逝，终年六十五岁，谥号忠肃。

关于吕思诚的任职信息，多来源于正史记载，其家人相关信息则散见于地方志书、金石文献和民间族谱，且量少、分散、杂乱。

鉴于吕思诚家族有关历史记载资料缺失和差异情况较多，地方、民间资料的介入可以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不仅能补充正史缺失的细节，使历史叙述更丰满，而且能纠正正史偏颇与错误；正史史料来源的局限性导致非绝对客观，地方、民间资料可作为检验其可靠性的“试金石”；地方、民间资料的价值，需要通过批判性筛选实现有效性使用；地方、民间资料与正史相互参照会共同逼近真相。

本文拟通过杂乱的地方、民间资料去筛选可信部分，旨在考辨吕思诚家族的同宗关系，重点厘清其原籍地。

一、探析吕思诚家族同宗关系的前提条件与基本思路

吕思诚家族同宗族群探析，核心是锚定同宗族群遴选范围，再做文献与田野互证，最后做同宗支系识别与整合，形成完整族群脉络。

辨明同宗族群必须在弄清“同宗”概念，理清并掌握认定“同宗族群”的核心原则，结合客观存在的时代背景、姓氏相同、居住地域限定，家境状况相近的范围内去筛选。

（一）同宗认定的基本条件。

宗族是“大家庭的集合”，家族是“小家庭的核心”，前者是后者的扩大化形态、血缘联系和组织性范围扩大而更具集体性。宗族有多个家庭集合，可能包含数十甚至上百个家庭，覆盖地域也更广。

宗亲，是指宗族内部的亲属成员，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有同宗同族家庭在宗法观念下组成的社会群体，通常聚族而居，有共同祖先与规范，是传统社会重要的基层组织，承担互助、教化等功能。

（二）锚定吕思诚家族同宗族群探求遴选范围。

根据乾隆版《平定州志》记载：吕思诚，平定州人，是元朝著名的大臣；平定由金大定二年（1162）升平定军为平定州，领平定、乐平二县。

所以，应该在金元时期平定州范围内的平定县和乐平县吕氏较大族群中去探索吕思诚同宗真相。

1、平定州所辖平定、乐平二县吕氏较大族群概况：

平定县原辖区大致为现平定县和阳泉郊区范围，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平定、郊区合计总人口561964人，其中万人以上姓氏7个，人口261689人，占总人口的46.57%；而吕姓人口3805人，仅占总人口的0.677%。义井镇吕姓人口1624人，占到郊区吕姓总人口2606人的62.3%，占到平定、郊区吕姓人口总数3805人的42.7%，其中义井、义东沟吕姓人口占比超80%。

以上数据说明在原平定县范围内，吕姓并非万人大姓，但义井吕姓却在原平定县吕姓中占比高达35%，所以从侧面反映出，金元时期义井吕姓在平定属钜家当之有据。（注：因义井、义东沟原属一村，雍正二年分为两村，吕氏宗族也分居两村，所以以下凡涉及“义井吕氏”均包括义东沟吕氏在内。）

（1）平定城里吕氏。《吕氏族谱》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创修墨谱，道光二十四年（1844）续修，咸丰三年（1853）三修；民国三十一年（1942）抄续，1993年四修。

“谱志”云：吕氏原籍河南汝宁府新蔡县，始祖成公从明太祖征讨有功，洪武三年（1370）庚戌敕授山西太原府平定州守御千户，世袭武德将军，与州牧协理公事，因家焉。历传二十四世，子孙旺盛，分支于西关、杨家沟、泊里、新城、乐平、顺德府邢台县纯水峪、大名府等地。

明清时期，吕氏为平定名门望族，自始祖成公袭职后，荫及子孙、曾孙、玄孙，直至十一世裔孙，历明代二百七十余年。 吕氏重视儒学教育，坚守文武相济门风，代有传人任职文武官员。

道光二十四年（1844）续修的平定城里后街《吕氏续修谱志序》称“郡中吕氏著籍者有二，元左丞思诚之后与吾家同姓不同宗者也”。明确指出，当时平定县范围有名气、有体量的吕氏就两宗，元左丞吕思诚之后与平定城里吕氏，且二吕是同姓但不同宗。

（2）平定西乡义井里吕氏。《吕氏族谱》清道光十二年（1832）初修。根据金元时期吕氏金卜阑祖茔碑记，共七世、四十六人；据义井西阁万历十八年（1590）钟记和吕氏西岭人家角坟记，选写了从明嘉靖年间（1522-1566）至清咸丰年间（1851-1861）这一段家族延续的历史记录。1985年冬由现居住义东沟村的义井吕氏族孙吕桦、吕椿、吕桂续修。（注：因义井、义东沟原属一村，雍正二年分为两村，吕氏宗族也分居两村，所以以下凡涉及“义井吕氏”均包括义东沟吕氏在内。）

是谱著录：《序》三篇，元中书左丞吕思诚撰《吕氏先莹表》一篇，义井金卜阑祖茔碑记世系及另外四座坟茔记载，《仲亨考》《天衢支世系族谱总图》《天衢支合谱》《节妇》《宦官》《儒林》《言行集》等篇目。

谱载金元时期，吕氏在平定西乡亦为钜家，资雄一方，对乡之贫乏不能自存者，多赖以赡给。吕氏崇尚儒学，重视教育，为培养优秀门风，坚持学业传承不懈努力。为“吕公书院”创办、发展、壮大不间断投资，吕思诚祖孙五世曾在此读书，使好学重文的学风代代相传。

据明弘治七年（1494）《义井村名碑记》记载“裕公好问村之乐而至，遇雨不殆。越日，吕氏呼公，言河出铭，公惊”和“石碑阴面刻有‘聚德堂’”字号的记载；以及《鹿泉石碑录之获鹿城集》有关吕氏后人吕和的“同泰号杂货店”和其侄子吕书贵的“恒顺号板店”及本人，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到道光十五年（1835）在《创修晋鹿会馆各字号劝疏碑记》《石公督工碑记》《创修晋鹿会馆众会首功德碑记》《创修建石桥开河碑记》《火神庙修抱厦禅房碑记》《晋鹿会馆制善养地碑记》《重修顺城关龙王庙碑记》《重修火神庙碑记》《山右会馆立碑坊石狮旗标捐输功德碑》等多处都有捐赠善款的记录，说明吕氏商铺开到鹿泉多年；清同治年间，吕氏后人吕恒庭在北京开办字号为“古宝斋”的古董店，在京城具有相当影响，吕恒庭曾任北洋政府实业厅厅长。这些都证明了义井吕氏从金元至清同治中晚期，长达近700年买卖从本省做到外省，越做越大、经久不衰，是名副其实的富户世家、名门望族无疑。

（3）乐平县城吕氏。据《县志》载，吕维祮，于崇祯戊寅（1638）由河南新安来乐平任知县定居乐平。因体恤民情，减轻人民负担受到当地人民爱戴而立祠以报，《吕侯祠》建于昔阳县城西门外路东。乾隆辛亥（1791），先曾祖玮叔、曾祖瑄、族祖嶷当隆平之世，凡族中废坠事莫不修举之，故重修;大清同治十一年（1872）岁次壬申榴月再此修建；光绪十四年（1888）岁次戊子仲春刊石以记。

乐平县城吕氏，祖籍山西洪洞，始祖吕俊于明初从洪洞移居河南新安县。吕氏世系图：吕俊-吕献-吕鉴-吕思聪-吕玄-吕景阳-吕乡-吕孔学-吕维祮，维祮乃新安吕氏九世祖。

吕维祮，字吉儒，号泰石，南京兵部尚书维祺之弟。选贡生后，为乐平知县。明崇祯十四年（1641）被起义军所杀，谓“亦抗节死”，赠按察佥事。

吕维祺（1587-1641），字介儒，号豫石。明万历十一年（1613）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六岁。初授兖州推官，擢升吏部主事，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明代著名理学家。崇祯十四年（1641）与弟吕维祮，被起义军所俘，不受欺辱，引颈殉职。

（4）昔阳县（原乐平）郭庄吕氏。郭庄《吕氏族谱》宣统三年（1911）修订本记载，始祖麒、麟、仪、奉、富、贵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从平定州义井村徙居于乐平郭庄都南亩小山村。后南亩村滑坡毁村后，移居附近的郭庄村，入郭庄都三甲。

由郭庄迁出的吕氏家人现分布于本县东固壁、东石龛、杜庄、李夫峪、东冶头王家庄、吕二岩、白羊峪、南关等村落，迄今已繁衍至二十余世，已成当地庞大家族。

据考证，吕氏祖辈为郭庄都书首人。何谓书首，就是每个都负责十个甲，每甲有甲首，书首就是负责每个甲交粮纳草的书写人，反映出吕氏注重教育、族人文化人居多。

（5）昔阳县前安阳沟吕氏。始祖吕彦于清顺治元年（1644）从平定义井村徙迁乐平前安阳沟村，至今繁衍十四世，石门村吕氏为前安阳沟吕氏分支。

（6）昔阳县穆家会吕氏。据穆家会大清同治九年（1870）《吕氏族谱》后裔吕新泰谨序记载“始祖进善自明朝隆靖年间（1567-1572），自平定义井迁来于此，虽有河西屯头山旧茔可识，然仅留大明万历二十六年（1594）祭台一石，上镌三世名讳吕宗正子二：吕谐音、吕谐律，孙吕泰，其下昭穆之次则杂然莫辨矣。故姑因其可记者而记之，即于郭家垴先茔中别其左右，又家谱内分其宗支，以编为一书。庶高曾祖之先后不至莫辨，而宗族之远近亦昭然可考也。至于后之子孙存敬收之念，立家庙以享祀事，世世相承，永守勿替，是又余之所深望也夫。

2、经元代平定州辖平定县和乐平县吕氏较大族群资料比对分析，总计六户，因昔阳郭庄吕氏、前安阳沟吕氏和穆家会吕氏均由平定义井村迁来，而义井村吕氏又为同宗族群，所以实为三家，即平定城里吕氏、平定西乡义井里吕氏和乐平县城吕氏。

（1）平定城里吕氏来平定县定居时间晚于金元时期，道光二十四年（1844）后街《吕氏续修谱志序》称“郡中吕氏著籍者有二，元左丞思诚之后与吾家同姓不同宗者也”。完全可以排除和吕思诚家族是同宗宗亲关系的可能。

（2）乐平县城吕氏，由吕维祮于崇祯戊寅（1638）来乐平任知县迁入，时间晚于金元时期近300年，和吕思诚家族也不会有宗族关系。

（3）排除“平定城里吕氏”和“乐平县城吕氏”后，平定州内吕氏和吕思诚家族有同宗关系可能的仅剩“义井吕氏”一族，把其立为重点考证对象是唯一可取方案。

二、吕思诚家族和义井吕氏同宗宗亲关系探讨

结缘吕思诚信息探讨源自编修《义东沟村志》。2008年8月开始编撰《义东沟村志》，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义东沟《吕氏族谱》有吕思诚撰写的《吕氏先莹表》一篇。

通过对《吕氏族谱》和吕思诚所撰《吕氏先莹表》提供的信息分析，深感义井吕氏与吕思诚父祖关系不一般，是同宗族群的可能性明显。

（一）义井吕氏与吕思诚两个家族虽制服出五，但数世交往甚密且延续久远，两家族人交往为同宗族群、同村居住的信息浓厚。

1、《吕氏先茔表》载“思诚在童幼时，随侍先父先堂往来时伯父犹在，话及两家之好，乃曰：‘亲亲之道制服以五，三世则降五世则绝，情义之笃，曷有终穷哉。夫吕氏之姓，本自四岳衔于齐姜，固一本而万殊也。以其有远近，则有亲疏之别，非以远近亲疏之别而有两吕氏也。前日之异斯末可知，今日之同我两家子孙不可忘也。’是以思诚服膺弗失，不敢起赤颜忿言之乖”。

同为齐姜之后，吕尚为其共祖，虽已制服出五，数辈交好如初，起始童幼年时，世代传承不朽，体现出同宗族群家人间的相处之道。

2、吕思诚在《吕氏先茔表》写道“迄先伯父、先父与先兄下及诸子侄辈，胶密愈周，岁时寒喧、叙座罗拜，姑姊妹侄，若嫂与妇，欢然一家，未赏有间言而疏也”。

不难看出，吕思诚家族与义井吕氏家族，年节十五、重大节日，男女老幼来往频繁，拜访叙谈关系融洽，光彩夺目面貌全新，这种交往正是同宗族群、同住一村家人之间来往的形式。试想在金元时期，不仅战事频繁，且交通不便，出行时，相距数里则非马即轿，特别是妇女，出行既不方便也不随意，更是不易，若非同宗何由“岁时寒暄，叙坐罗拜”的频繁交往？若非同村怎能做到“姑姊妹侄，若嫂与妇，焕然一家，未赏有间言而疏也”之亲近。

3、《吕氏先茔表》记载“去年思诚以监察御史出为广西宪佥，过家会聚，三兄弟偕来谓思诚曰‘先父之亡也，今二十余年，自上世以来在义井有祖茔，表于墓者阙焉。我祖固未尝宦仕，而以恩及乡于乡之民人者，数世之间，利赒而义；给亲姻之助，贫穷之资，亦何愧于显仕哉。’思诚念先世之交，欢悦昆季之义，逊感乡里之爱慕乃为之表”。

三兄弟共同找到吕思诚，告知家中变故，一个“谓”字充分体现了同宗兄弟间平等的交流方式。而且吕思诚听后产生心里默契，一个“念”字，从心为形，表露思念、想念真情，反映出“为之表”的心底主动。从兄弟互动中能体会到同宗兄弟间交往的自然与真诚。

既然是“过家会聚”，时间定然有限，且是家事而非公差，按吕思诚为官为人的风格，定然从简而不张扬。思诚“过家”的信息义井吕氏兄弟能及时捕捉到，只有两种可能：一种为出于同宗族群的宗亲关系考虑，吕思诚预先捎信告知；另一种可能是吕思诚家人仍然居住义井，和义井吕氏是同宗族群宗亲、居所同属一村，这种情况高度契合乡村社交圈子紧密、人员关系单一、话题关注度高、传播渠道丰富，信息传播顺畅快捷、交流高效直接的客观实际。

吕思诚“过家会聚”信息的获取，不论是两种方式的那一种，均能反映出吕思诚与义井吕氏是同宗族人、居住同村的高度一致性。

4、在《吕氏族谱》中有一篇考文记“吕礼，字仲亨”，而吕思诚，字仲实。吕礼即吕思诚所言吕氏三兄弟之一。可见，两吕既为同姓、同宗，又为同辈、同字，表字中同有“仲”字，完全不是巧合，是同宗家人、同辈兄弟的佐证。

5、义井《吕氏族谱》记有，吕氏十一世孙吕仲吕于道光辛丑（1841）夏，和吕思诚之后遵典相遇鹿泉时见面甚欢，言及修谱一事曾寄其四绝：

追思墓表语淳淳，获鹿相逢事有因，料得榆关宗派里，天留公子继贤臣。

昔有仲亨如许碑，迄今湮没少人知，愿将前代子孙聚，族谱修来不敢迟。

大元望族表当初，先代交欢我不如，自识碑文才省悟，依然情好莫生疏。

古墓计来五百年，碑表郎郎木林前，幽灵不少凄魂处，追远久亏后昆贤。

四绝诗词内容不难理解，满满的是宗亲之间的追思与怀念。吕思诚生于至元三十年（1293），按“迄先伯父、先父与先兄下及诸之侄辈，胶密愈周”推算，两家亲密交往初始最晚应在金末至元初（1264），到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相距近六百年，义井吕氏后人与吕思诚后人见面如故，共议家事，这只能说明两家后人虽非日日谋面，但相互联系不曾间断，且有大事要事时相商、沟通是经常的，如非同宗宗亲关系相处特殊，确难做到。也说明吕伯“今日之同我两家子孙不可忘也”的嘱咐，两吕后人牢记并践行，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两家同宗族群的宗亲关系。

6、《吕氏族谱》中载入了吕思诚的七言诗一首：“典却寒衣辩早厨，老妻何必犯躅蹰，瓶中有醋堪调菜，囊中无钱莫买鲈，不敢妄为些小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冬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虽未言明诗为谁所写，但不难看出，此诗也为吕思诚“过家会聚”时所为，应该是写给吕氏女眷的。可能吕思诚也曾回访过同宗吕氏家人，诗作似为回访时，吕氏女眷言及家中男主人去世后，仅留妇幼晚辈甚感凄凉，故思诚好言相劝，以诗相赠，以慰吕氏家人。

据陶宗义《南村耕录》记载：吕仲实（名思诚）未显时，一日，晨炊不继，欲携布袍质米于人，室氏有吝色，吕思诚吟诗《戏作》以逗乐的幽默风趣方式安慰夫人。

吕思诚为吕氏四世祖吕顺去世后书写先茔表时，借用慰妻旧作，结合场景变化，用词略加改动，赠于吕氏女眷。因时直冬季，故将诗文第一句中的“春衫”改为“寒衣”，时间点更显准确；因吕思诚《戏作》时是“晨炊不继，欲携布袍质米于人”，而“吕氏在西乡亦为鉅家。自上世以来资雄一乡”，“至今不睹其哀谢焉”，故将第四句中的“鱼”改为“鲈”，因“鲈”是鱼中上品，用于吕氏更为贴切；生活不济是日常难事，老人去世是天塌大事，故第七句的“严霜”改为“严冬”，使对苦难程度的把握更加精准。

这充分反映出吕思诚虽位显官贵，身价百倍，但仍对义井同宗吕氏家事关心，才会有“不敢妄为些小事，只因曾读数行书”的感慨，与《吕氏先茔表》中吕公言及两家之好的一番话后，“是以思诚服膺弗失，不敢起赤颜忿言之乖”是一脉相承的。过家会聚，时间短暂，互相拜访，聊及家事，说明是同宗关系、同居一村的推断合情、合理。

7、在上述认识形成初期，曾拜访过平定古州名儒、地方文化研究传承人常一中先生和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明史和牒谱学专家张海赢先生，将《吕氏族谱》呈请两位先生分享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常老告知“关于吕思诚家族及个人的情况，吕思诚任职过的地方大部分去考察了解过，但终未有大的发现。三岔口吕思诚墓是后人为纪念吕思诚所为，是衣冠冢，并非其真正葬埋之地。对于吕思诚究竟是平定那里人？在当地是否有同宗家人？遗体是否运回本地、葬于何处等问题一直无解。

对义井《吕氏族谱》关于吕思诚的相关信息常老表示“是全新的发现，内容独特、价值不菲，十分珍贵，值得深入研究探讨，有望能解决一些历史性难题……”；关于对《吕氏先茔表》相关信息的大胆推测初识，常老给予肯定；对有意“把吕思诚记入义东沟村志”的设想，常老表述赞同并告知：“记入村志，这样更好！志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存史’，资料的留存是其一大功能，包括那些有不确定性但具有潜在价值的资料。志书的长期保存功能可以确保资料的可追溯性，即使当前无法确证的内容，也可以随新证据出现获得新的解读，为学术研究和社会记忆提供基础。”

张老通过对《吕氏先莹表》的了解后讲到：“不难看出，吕思诚和义井吕家关系长期交好确实不一般，虽非近族兄弟，但胜似一母同胞，属古今罕见。”

“至于吕思诚家族居住地，据《吕氏先莹表》分析和义井吕氏两家居住相距不远。由于我对义井周边村庄情况不太清楚，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参考依据：就是在义井村周边1.5-2公里范围内有没有其他村庄？如有则居住本村和邻近村的可能都有，如这个范围内没有其它村庄，居住义井村的概率就很大、很大，因为700多年前的元代村庄布局不会比现在的更加稠密”。

实际现状是，义井村距最近邻村南庄3.4公里、大阳泉4.1公里。可以肯定元代村庄人口较少、范围较小，村庄间相距定会大于这个距离。

两位先生的点拨，对我起到了破局升维、心智赋能、降本提效、标杆示范的作用，进一步激发了我不懈探索求真的自觉与决心。

（二）吕思诚与义井吕氏“同宗”关系早在近七百年前，两家就已认定并记录在案。

1、《吕氏族谱》刊载一篇吕氏十一世孙吕春阳撰写的序中讲：“呜呼！吕氏之在义井多历年所矣。自金元以来，吕思诚与吾家华宗三世相兄弟，当斯时吕氏之居义井已不知几十世矣。”

据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荣华之族为之华宗，其子弟为之华胄。”“华宗”在这里指的是华贵的“宗亲”家族，体现宗族认同；“三世”表示祖孙三代，说明吕思诚与自己家族远在金元时期就已建立了兄弟般亲密的关系。这种表述是对同宗族群家人间的表述，表达了吕思诚家族与义井吕氏家族之间，属同宗宗亲的事实和深厚长久的情谊。

2、《吕氏先茔表》写道：“在先祖为其同姓，也结以兄弟之礼，迄先伯先父与先兄下及诸子侄辈，胶密愈周。

”据史料记载“结以兄弟之礼”，在元代的社会生活中较为常见。他可以基于多种因素，像志同道合、互相欣赏、家族关系的延伸等，一旦结为兄弟，双方就会以兄弟相称，遵循兄弟之间的伦理和情感总则，在生活、事业等方面互相照应，彼此帮忙。吕思诚父祖几辈与义井吕氏，集“志同道合、互相欣赏、家族关系延伸”为一体，是名副其实的同宗兄弟关系的可信度又大增几分。

3、《吕氏族谱》载：义井金卜阑祖茔金代至明初《吕氏世系碑》，阴面刻有“义井西岭主围一座、阳泉北岭阳坡围一座、阎会西豹子平围一座、上五度围平围一座”，加金卜阑祖茔共五座坟茔，坟头虽多但“表於墓者阙”，意思是缺乏墓表之类的记载形式。因“至于今支派日益多，子孙日益繁”“济济乎氏族之众”“所可考者百不获一”，故“前日之异未可知”成为遗憾，“今日之同不可忘”形成共识，两家交好延续已近六百年终成必然，同宗族群关系得以充分体现。

三、从《义井村名碑记》解析吕思诚家族同宗关系

据1990年在原义井村境内出土的一块北宋政和六年（1116）墓志铭，刻有“乂井村住人武门师郝牙推，工匠人孔飞”的记载，说明在宋代以前义井村名是“乂井”，村名寓意是“太平安定，人口聚集的地方”，是适宜人们生存的风水宝地。

（一）《义井村名碑记》反映出义井村在平定州的特殊影响力。

义井村在平定州长期以来处特殊位置、具有重大影响力，取决于名宦效应、富户价值、居民素质的共同作用，反映出吕思诚家族与义井吕氏是同宗族群的依据剧增。

1、《义井村名碑记》是关于义井村名由“乂”改“义”的一段曲折历史记载。

据弘治七年（1494）坤月（九月）义井全村人立的《义井村名碑记》载：金大安二年（1210）六月，山西多地包括遭严重旱灾，平定又为重灾区，河流干涸，粮食绝收，引发饥荒，百姓卖儿卖女、跪拜祈祷求雨，一片狼迹衰象。时任平定州刺史的赵秉文“出禄粟倡豪民以赈，全活者甚众”。次年（1211）山西旱灾加剧，河东诸路仍大旱，粮价飞涨，斗米高达万二千钱，而平定义井村周边却芦苇渐长，草木重生，人畜生存条件逐渐恢复、地域生机再现。百姓感念周臣（赵秉文字）用自己的德行、品行和实际行动影响感召人民，用“纲纪合众”即良好的管理措施、严格的国家法纪，去教化民众、统一思想认识、聚合各方力量，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义举，铭记其爱民之厚德。

赵秉文的学生、忘年之交王中立来平定看望赵秉文时，得知这一喜讯，提议将义井村的“乂”改为“义”字，以纪念赵秉文及捐粮赈济富户的义行，得到全村人一致同意后，由平定功臣、名将聂圭元帅立铭以记，昭示后人。

明弘治七年（1494）年七月二十四日，已“请求致仕（退休），得到朝廷批准”的原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平定人耿裕来义井村赶庙，因遇雨留宿义井吕公家，第二天早上，吕公告知雨后河里冲出铭文，“（耿）公惊，老祖不晓，素以溢取义而为之，实乃土人之俗误人矣”。即时日久远，人们对这一历史性重大事件逐渐淡薄，对义井村名来历产生模糊认识和差异说法。裕公倡议“今依廷器公（聂圭字）之铭而林列，诏然不误村之名也”。后于当年九月由吕公牵头以全村人名义重立新碑，把这件事情再次记录下来。

2、义井村能引起平定州官员关注，和吕思诚同宗族群重大影响力密不可分。

金大安二年（1210）平定全境遭遇严重干旱，平定州刺史赵秉文领导有方，使平定很快摆脱困境，而由“乂井”改动村名予以纪念，反映出义井村在平定州的影响力不凡。

（1）金元时期吕宗礼家族设社学、书院，推动儒学传播，提高地方教化水平，是提升义井村名望的关键因素。

金朝建立初期，面临着国土拓展、统治区域扩大等情况，国家处于发展和建设阶段，各项政务逐渐繁杂，仅靠原有的官僚体系难以满足治理所需，急需大量有能力的官吏来协助处理政务，充实官僚队伍，以保障政权的有效运转，尤其是在州县层面发掘可用人才更为急迫。在举荐条件苛刻，选拔程序严格的前提下，吕宗礼“因厚重朴实”脱颖而出，被乡里推荐，经吏部考试，拔擢为律科进士第一名，后任辽州司侯判官。

据《金史》记载，吕宗礼去世后入祀乡贤祠。入祀即获得“贤德标杆”的终极认可，是对本籍已故贤达的官方最高荣誉，彰显强化崇德尚贤的教化导向。

吕宗礼成功被举荐、经考试录用任职，为家族后世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金元两朝颇为突出，是科举世家，先后考取五位进士，其中吕宗智，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中进士；吕时敏，金章宗明昌年间（1190-1196）中进士；吕仲堪，金代中进士。其家族获得金代吕宗礼、吕宗智兄弟进士和吕宗礼、吕仲堪、吕时敏祖孙三代进士的美誉。元代吕思诚泰定元年（1324）中进士，最后升任光禄大夫、大司农，卒于任上，成为一代名臣。

吕思诚父祖数代为官，是当地著名的仕宦世家，六世祖吕宗礼逝后入祀乡贤祠，更能时常勾起人们的怀念与回忆，这些都是能让就职平定官员关注义井村地情的重要原因。

（2）金元时期的钜家望族义井吕氏，持续投入“精舍、书院”，文化联姻兴文助教，善行义举声名远播，必然为提增义井村在全州的影响力增光添彩。

义井吕氏金卜阑祖茔《世系碑》载：吕礼以上皆金人，吕永及從字辈皆元人，君瓒以下皆明人，和吕思诚家族世系基本吻合，明显是同宗但属于不同家族的关系。

《吕氏先莹表》记载“吕氏在西乡亦为钜家，自上世以来资雄一乡，而乡之贫乏不能自存者，多赖以赡给，有布缕粟米之积，其心未尝欲以幸”“乡之人视吕氏之家，爱慕敬仰不啻利怀而威扬也”，“且自先父先兄与思诚辈奔走仕途，亦多得其资给焉”，“公（吕顺）甞以年高德邵推长一社，化以孝譲而一社未尚有渎犯官府者”，足见义井吕氏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之巨。

（3）金大安二年（1210）赈济灾民中，义井村能全民一心响应政府号召，同心协力取得骄人业绩，反映出吕思诚同宗族群长期重视教育，致使村域整体教化水平和村民的素质都较高，为博得社会好评奠定群众基础。

在赵秉文以身作则拿出自己的俸禄和粮食赈灾的同时，倡导当地富户出手想帮、赈济灾民，在这一过程中义井吕氏定是首当其冲、大方出手赈济灾民。义井村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走出困境，成为当时全州的赈灾典范，和平定州政府官员的亲身投入、有效组织，当地富户的积极参与、大方出手相助，当地居民齐心协力、主动配合形成赈灾合力，是密不可分的。

名宦效应、富户价值、居民高素质共同作用，使义井村影响力倍增，这些都充分反映出吕思诚家族居住义井村，和义井吕氏是同宗族群关系的实际。

（二）《义井村名碑记》涉及诸多名人，是金元时期地方官员与宦仕、富户之间治理合作、利益博弈治世制度的缩影，再一次验证了吕思诚家族与义井吕氏是同宗关系。

1、新到任的地方官员拜访或祭祀地方有影响力的官宦贤达，这是稳固统治、获取支持、整合资源的务实之举，也是当时地方治理的常见做法。赵秉文就职平定州刺史，大概率也会这样去做。吕思诚父祖几辈这段时间已有多人入仕，属当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官宦人家，也属于州官赵秉文拜会或祭祀地方官宦贤达之列。对吕思诚先人的看重而使义井村在新任平定州官心目中有了重要位置则顺理成章。

2、王中立作为一个外籍人员，仅是临时来平定看望老师、好友赵秉文，在平定短住的瞬间就对义井村的情况掌握了许多，“中立取义”曾成为未解之谜，当抓住王中立为人处世特质这一解谜关键时，谜底得以揭晓。

“博学强记，问无不知。少日治易有声场屋间。家豪于财，宾客日满门。所以待之者，备极丰腆，其自奉则日食淡汤饼一杯而已。年四十丧妻，遂不更娶，亦不就选举，斋居一室，枯淡如呐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时人觉其谈吐高阔，诗笔字画皆超绝，若有物附之者。”这是元好问《续夷坚志》对拟栩先生王中立的介绍。

清光绪版《续修岢岚州志》人物志中记载：“王中立，州人，负志奇伟，不乐仕进。尚曰：予言有似枭鸣，出口人辄恶之。有司屡荐不就，常避萧荻中，歌采薇之诗。”“多与奇士游，弹琴恋棋，终日坐茂林中，遇晚即卧木上。后卜芦芽山，结庐以居，更名云鹤，颇有商山富春之致，许衡视之有愧色亦！”

”赵秉文知岢岚军州事时认识了“负志奇伟，不乐仕进”的岢岚布衣王中立，很欣赏王中立的诗风，他们成了唱和来往的诗友和忘年之交的知己，赵秉文把王中立比作“四明狂客”，还称其为“拟栩仙人”足见对其的崇拜。

大安初，赵秉文任平定刺史，王中立把《题裕之乐府后》《雁丘词》介绍给好友赵秉文，赵对年轻的元好问有了极深印象，后三人结为意气相投的好友。

不难看出“四明狂客”的王中立，性情豪放不羁、狂放洒脱；才学卓绝，气度超逸；不慕荣利，孤高自守；超凡脱俗、不拘礼法的名士风骨。才学渊博，见解不凡；宾客满门，挚友成群；诗酒自娱，似有仙韵的才子风度。赵秉文以仙喻人、以道彰德，称其为“拟栩仙人”，导出其追求自然，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体现了他淡泊名利、寄情山水的生活态度，是金代文人精神世界中一种极具美感的崇高评价，也暗含一种文人间的精神共鸣。

根据王中立的为人风格、个性特质，及时褒扬赵秉文履职尽责、利国利民的义举和义井吕氏慷慨解囊、赈济灾民的善行是对他们发至内心仗义之为的肯定与赞美。

赵秉文和王中立都是心里装着百姓冷暖的有情男儿，据王中立来平定时间短暂就能“取义”修改村名的史实推断，在王中立来平定期间，赵秉文和其交谈中过多提及义井村的情况，引起王中立的共鸣反应。随后，王中立又到坊间听取社会评价得到验证。王中立很可能亲自到义井村实地考察过，形成全面、客观的认识后，“中立取义，吾村盖然”，王中立提出修改村名的建议，而得到义井村民的一致赞同，这样看来王中立“取义”就合乎情理、不难理解。

3、聂圭立铭以记，昭示后人，反映出聂帅和义井交往频繁，对义井村情况了然于胸。

因为大阳泉冯泰亨，是金末元初平定等处都元帅帐下节度副使，金代大诗人元好问曾为其作《过阳泉冯使君墓》凭吊，元代翰林王构还为他撰写墓志并辑录元好问手书挽诗。

冯嗜爱儒学、文武兼具，常与文友结伴来阳泉村游山观水，吟诗填词，文坛好友中当属聂圭威望最高，聂圭凡到大阳泉，义井为必经之路，加之聂圭本身就是平定人，义井村有吕思诚先祖多人入仕影响较大，部分成员任职时间和聂圭有交集，吕思诚义井同宗吕氏在周边影响又颇深，聂圭对义井村情况定会知之甚多，引起重视成为必然。

4、明弘治七年（1494）耿裕因“村之乐而至”，既是平定籍高官的造访，更是吕思诚旁系血亲之间的礼尚往来。

据《平定州志》之《崇贤堂记》载“今古刑部尚书耿清惠公九畴，本州东厢都（东回）里人，实吕忠肃公（吕思诚）女兄之孙也，名位与诸贤等宜进列，于是更其匾曰崇贤”，即将耿九畴进列诸贤后，《六贤堂》改为《崇贤堂》，提及耿九畴是吕思诚姐姐的孙子，是吕思诚的重外孙。耿裕是耿九畴的儿子，也就是吕思诚的甥曾孙。耿裕“村之乐而至，遇雨不殆”留宿堂号为“聚德堂”的义井吕公家，这种旁系血亲关系的相互往来，直接证明了吕思诚家族和义井吕氏是同宗族群的既定事实。

从赵秉文的赈灾义行导致义井村名改动到耿裕的“村之乐而至”发现铭文引发刻碑再记，不仅能反映出政府官员和义井村间的交往数朝数代不曾间断，也折射出吕思诚同宗义井吕氏这一钜家望族同样是节节攀升不曾衰败，进一步证实了因吕思诚家族重大影响，加之义井吕氏同宗族群共同作用，确保了义井村在平定州的重要地位和长期影响力。

四、以家乡《墓表》为据辨析义井吕氏宗族关系

据平定王九存、李克明编撰的《平定谱牒墓表见知录》刊载，涉及吕思诚为家乡撰写的墓表有:义井《吕氏先莹表》，土岭头《翟氏碑表》，关家峪《元关氏世系碣》两篇，三都《元赠承事郎同知平定州事赵公墓碑铭并序》，白羊墅《周氏彦公墓表》共六篇。其特点：一是内容真实，史料性强、世系清晰；二是多与姻亲或地方贤达相关，体现出撰书者与地方社会、宗族网络的紧密关联；三是兼具个人生平记录与家族脉络梳理的双重价值。

经认真研读，六篇同样性质但又各有侧重的墓表，经比对都能发现吕思诚家族与义井吕氏同宗关系又添新证。

（一）吕思诚为家乡撰写的六篇墓表概要：

1、《吕氏先莹表》是吕思诚为同宗先人书写的墓表。

（1）书于吕思诚“以监察御史出为广西宪佥，过家会聚”时。

（2）撰书墓表是“思诚念先世之交，欢悦昆季之义，逊感乡里之爱慕乃为之表”。

2、《翟氏碑表》是吕思诚为族弟姻亲，官宦、贤达之家书写的墓表。

（1）是“族弟吕贲为翟益之婿也，介以求文，不敢有辞，用彰余愧”。

（2）背景是翟氏先祖多人有过官职：翟秉彝，平定提控；翟重，平定州镇抚；翟公辅，昭信校尉，健康路同知、溧阳州事；翟公敬，乐平县酒醋税使；翟益父亲，总帅府令使转升陕西行中书省芝川河渡使大使；翟公信，都元帅府宣尉司奏差；翟公谅，浙江行中书省盐运司双穗场管勾；翟巽，宦游陕右、将侍郎。

（3）吕思诚家和翟氏有共同经历、相惜之因。翟氏“祖考翟重正值金季之乱，在乐平任州军民镇扶，时盗贼满山，民不聊生”。妹妹在乱世逃亡中早逝，年幼外甥有其抚养，得以保存范氏之孤。“翟氏今为盛族，事亲以孝，友其兄弟，敬爱著称，皆以为盛德之报”；吕自述“余先祖在平定亦遇金季之乱，至思诚传两世，万死之余乃有今日”。

3、《周氏彦公墓表》是吕思诚为其姻亲外戚，官宦、贤达之家撰写的墓表。

（1）根据吕思诚在墓表中所言，周彦“娶李氏，赛鱼李秀芝女，实为诚之妹也。在父母家已有孝敬之称，即归于君，深为舅姑钟爱”。

（2）据《平定州志》记载周氏彦公父亲周愍，金末以良家子为义兵，累功被提拔为都统，后聂圭以功授金虎符，修建将帅府署。因“国事多虞，盗贼充斥，聂圭麾下无可任事者，调愍为本郡尉，仍以都统为思乡巡检司，后升宣武将军”。

（3）由周氏“绍祖暨兄子德等求表君墓”。

4、《元赠承事郎同知平定州事赵公墓碑铭并序》是吕思诚为乡地士族直友长辈撰写的墓表。

（1）赵氏长子赵恒，由四川等处元帅府令史升经历，以武勇转任嶙元帅帐下前锋，手杀宋将陈安抚等十三人，阻在潜藩，特升军储转运司同知，既而授四川等处行军千户，佩金符；次子赵衡，四川等处行军千户；三子赵常，大同大和岭故关等处把总；四子赵礼受承事郎大都路左警巡院副使，得赠君承事郎同知平定州事。赵礼以两兄弟在四川做官入蜀看望时，元帅见其“资貌雄杰，勇力过人”，知是昔元帅赵衡之弟，即命袭其兄职，兄去世后受行军万户，以母老愿降职归养。至正十七年（1357）四川省听闻此事后经官方给予嘉奖，赠妻张氏宜人；赵礼之子由卫率府知印，授从事郎，履实司提举司升令职。

（2）泰定四年（1327）由逝者赵世英之子赵礼陈述父亲的实际情况后，“乞铭于直友吕思诚”。

5、两篇《元关氏世系碣》是吕思诚为历史名门之后撰写的墓表。

（1）“关氏之姓盖颛顼之苗裔也，夏时龙逄以谏死节，周时令尹喜疆以老子著乃，汉昭烈将关羽左右厥辟有国士之风，口兹以降，代不乏人”。

（2）据关氏魏武定八年千亩坪碑和《唐乾符·咸通年志》记载，关氏先祖关远，汉顺帝时为征南将军、冀州刺史；关琳为北朝骠骑将军、蒲阴侯；关琳生黄门侍郎关礼；关礼生河间太守关惠度、冀州刺史关胜、昌黎太守关法清；关仔、关世安都补平定太守。

（3）由“平定南窑关昌与弟三都关甫、关顺与伯玉侄子关诚等，率族人来拜”求吕思诚赐文。

（二）剖析六篇《墓表》行文格局，吕思诚与义井吕氏两族同宗关系见分晓。

吕思诚行文风格平实朴素、典雅庄重、清新自然、犀利尖锐，语言简洁直白、清新明快、用词考究、韵律优美。其为家乡所书墓表，细细品味会发现所涉内容常包含正史未收录的地方官员、家族信息，其墓表成为研究元代地方史、宗族史、科举制度的重要补充史料，相互印证也可解开一些历史性难题。

1、从用词间差异判断相互关系的不同：

《吕氏先莹表》为过家会聚时，“思诚念先世之交，欢悦昆季之义，逊感乡里之爱慕乃为之表”，是同宗亲人间出自内心尊重的主动行为；

《翟氏碑表》是“族弟吕贲为翟益之婿也，介以求文，不敢有辞，用彰余愧”，是一种维系亲情间关系的约束；

《周氏彦公墓表》周彦“娶李氏，赛鱼李秀芝女，实为诚之妹也”，由周氏“绍祖暨兄子德等求表君墓”，是对稳固姻亲关系持续的专注；

两篇《元关氏世系碣》是吕思诚因历史名门之后“平定南窑关昌与弟三都关甫、关顺与伯玉侄子关诚等，率族人来拜”所为，是对历史名门先人仰慕的回馈；

《元赠承事郎同知平定州事赵公墓碑铭并序》是乡地士族后人，逝者赵世英之子赵礼于泰定四年（1327）“里状君之实，乞铭于直友吕思诚”。是直友与公职共同作用的相惜关照。

不难发现，吕思诚为家乡所书《墓表》均因缘而起，但有血缘亲人、姻缘亲戚、情缘挚友、业缘同行、世缘承袭关系间的些许不同。在吕思诚为家乡撰写的墓表中，唯独义井吕氏一族是“我祖固未尝宦仕”，而《吕氏先莹表》一个“念”字区别于其他均有“宦仕”的五篇墓表中“求文”“求表”“来拜”“乞铭”的表述，凸现了缘分的差异及主动和求动的不同，也反映出关系间的尺度与距离。

2、撰文人自称的繁简与关系分寸把握：

《吕氏先莹表》撰写人具名“歬中书左丞吕思诚撰并书”；《翟氏碑表》撰写人具名“荣禄大夫中书左丞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提调国子监知经筵事吕思诚撰”；《周氏彦公墓表》撰写人具名“赐进士及第集贤院大学士荣禄大夫前中书左丞吕思诚撰文”；两篇《元关氏世系碣》撰写人具名“赐进士出身承事郎冀宁路同知辽州事吕思诚撰”；《元赠承事郎同知平定州事赵公墓碑铭并序》撰写人具名“嘉义大夫左司郎中吕思诚撰”。

在六篇家乡墓表中，撰写人吕思诚具名最短的11个字，最长的35个字，只有《吕氏先莹表》和《元赠承事郎同知平定州事赵公墓碑铭并序》两篇墓表撰文者用语简短。但细致分析发现《元赠承事郎同知平定州事赵公墓碑铭并序》成文时间是元泰定四年（1327）泰定元年（1324），吕思诚以优异成绩中进士，“授同知辽州事，丁内艰(母亲亡故），未赴，改景州蓚县尹”。依据古制守孝三年计算，泰定四年其改任景州蓚县尹，随后，升任左司郎中，“嘉义大夫”是散官加衔，所以按时间看，虽只有12个字但已是全称。而吕思诚书写《吕氏先莹表》时间是元至正十二年（1352），正是在元朝大都北京任多职期间，属吕思诚为家乡墓表撰稿人具名中，唯一仅用了11个字的最短自称。

撰文者常用全称或尊称官职以示庄重，表明双方关系基于公职范围，保持礼节性距离；而私密或亲人间，往往省略官职或使用简称，这种简述暗示关系亲近。

3、文章谦敬色彩体现出的关系动态：

《吕氏先莹表》中吕思诚对义井吕氏赞美之词多多且篇幅份额过半，简言之可归集在“思诚念先世之交，欢悦昆季之义，逊感乡里之爱慕乃为之表”这句话上，表达了吕思诚对家族渊源、兄弟情谊的深切感怀。其含义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首先，“思诚念先世之交”指追思先辈之间的交往，吕思诚感念家族与同宗数世以来的深厚情谊，这种交往源于共同的宗族根基，体现了对先辈仁义精神的传承；其次，“欢悦昆季之义”指欢欣于兄弟之间的道义，吕思诚在官职显达后仍与同宗兄弟保持亲密互动，如“过家会聚，探望长辈”，彰显了宗族内部的和睦与礼让；最后，“逊感乡里之爱慕”指谦逊地感念乡邻的敬仰，吕思诚虽身居高位，却始终铭记乡里对其宗族的爱戴，这种情感源于同宗族群宗亲长期乐善好施、睦邻友亲的传统。

这句话也反映了吕思诚的宗族观念和处世哲学。作为元代名臣，吕思诚出身平定义井吕氏名门望族，宗族以“资雄一乡”而闻名，他本人在为官期间与宗族联系不曾间断，始终牢记伯父“前日之异斯为可知，今日之同我两家子孙不可忘也”的教诲、“是以思诚服膺弗失，不敢起赤颜忿言之乖”的诺言，并教育后人努力实践、相继传承。历经近600年的实践检验，吕氏宗族家人虽枝繁叶茂，但异地相遇仍能一见如故，这些行为不仅牢固地维系了宗族纽带关系，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慎终追远”的伦理思想。

4、同宗家人与姻亲墓表节点遴选的差异：

《吕氏先莹表》和《周氏彦公墓表》都是吕思诚为至亲书写的墓表，时间也应是同年同月。《吕氏先莹表》撰写时间明确记载为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周氏彦公墓表》虽已难辨书表时间，但有“今由集贤大学士被遗，敬祖亦复捐馆，绍祖暨兄子德等求表君墓”的表述。据史料核查至正十年（1350），元顺帝朝堂上围绕币制改革的激烈争辩，成为中书右臣脱脱和集贤院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吕思诚政治冲突的焦点事件。吕思诚被以“狂妄”罪名弹劾，收回御赐玉带后被贬。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政府决定大规模治理黄河，中书右臣脱脱任用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因在治河方案等方面和脱脱存在严重分歧，加上币改矛盾一并发酵，吕思诚最终蒙冤被遣，离开集贤院大学士之职。货币改革方案实施后导致“物价腾涌，价逾十倍”，货币体系加速崩溃，加剧社会动荡；治理黄河工程使劳役压迫进一步激化民变，两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叠加在一起，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的经济诱因。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刘福通、韩林儿以“复宋”为口号，借元廷强征十五万民工，治理黄河工程中劳役繁重，克扣粮饷激化民怨机会发动起义，农民军蔓延至河南、江淮等地，短时间内规模达十余万人，元末农民战争全面爆发。

至正十二年（1352）吕思诚以“过家会聚”短暂归乡，《周氏彦公墓表》应为此时撰写。

《吕氏先莹表》和《周氏彦公墓表》，在入局的节点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吕氏先莹表》中反映了大量义井吕氏的族人性格、宗族良风、长辈教诲、成员往来、社会影响、乡民评价的内容，情况客观实际，用语中肯平实，充分体现了由于长期共同相处和深厚情感纽带作用，这种了解基于血缘维系和长期陪伴，带有无条件接纳的色彩；《周氏彦公墓表》中，主要内容为世系渊源、墓主生平、亲属子嗣、葬仪信息、赞铭结语等，信息来源多为对方提供，相互关系易受情景因素塑造，碑文规式化、单一性特点明显。两者区别源于双方了解的深度、广度和细度，关系性质、互动频率和情感投入的不同及亲情间关系尺度微妙差异决定。

五、从精舍到书院建设考证义井吕氏宗族关系

从《吕氏先莹表》“且自先父先兄与思诚辈奔走仕途，亦多得其资给焉”的陈述，能看出义井吕氏与“冠山精舍”“冠山书院”“吕公书院”的关系源远流长。

（一）奔走仕途概述:

古时“仕”通“士”，士就是卿士，仅次于诸侯的社会阶层，也就是做官；“仕”也通“事”，事业的意思。古人认为做官是一种大事业，“仕途”，做大事业的途径，表示做官就得做事，做大事的官才适宜做大官。

“仕途”，在古代特指士人通过科举考试、举荐等方式，跻身官僚体系的晋升路径。在这条道路上，士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才华，一步步向上攀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仕途”，这一深具中国历史文化底蕴的词汇，生动揭示了知识分子跃升为国家管理者的过程，同时也描绘出一条独特的道路，一条承载了无数文人墨客梦想与荣耀、光鲜与艰难的为官之路。

“奔走仕途”，“奔”为疾走快跑、奔波忙碌；“走”是急行移动、不停努力；“奔走仕途”就是“不停地奔波努力，用心的求知创业”，既反映出仕途的不易，包括科举选拔、目标认定、任职适应、风险承担、履职责任等，也折射出“奔走仕途”虽前景光鲜耀眼，但仕途步步艰险，需持如履薄冰、大胆谨慎态度。

“自先父父兄与思诚辈奔走仕途亦多得其（吕氏）资给焉”，“资给”用于在“冠山精舍”“冠山书院”就读与投资，是顺理成章且符合实际的事，因为吕思诚父祖数世在此读书，“奔走仕途”也均起步于此。

（二）精舍、书院考略：

精舍，原为中国古代儒学讲学的学社，也指学堂或书斋，宋代儒家精舍发展成熟，兼具讲学和群修功能。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不仅是文人儒士聚居讲学之处，更承担着培育经世济民之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1、据《平定州志》记载，吕思诚先祖吕宗礼于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建“冠山精舍”，这正是宋代士族家庭在山水清幽处设立的私学，虽只是几件简陋的茅草屋，却成为当时平定儒学书院的最早形态，是平定文化根脉的基石。

2、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曾令县内设立小学，“如自愿招聘教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听从其便”。“其它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养学者，并立为书院”。元朝统一后，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政府鼓励书院建设，“冠山精舍”在旧基础上扩建为“冠山书院”。

3、吕思诚官至中书左丞后，秉承元世祖“先儒过华之地，名贤行经之所”旨意，于元至正五年（1345）向元惠宗请求御赐经籍图书万卷，对“冠山书院”进行大规模扩建。曾在已有基础上造燕居殿，设立孔夫子肖像，立颜子与曾子像配祭，另筑会经堂及德本、行源斋舍，以宰相赐题额，设置山长负责书院事务，改称“吕公书院”。书院名称改动，承载着书院变迁和吕氏宗族持续投资书院升级的发展历史。

4、据吕思诚撰写的乐平《松峰书院记》载，“县治南罗庄孔氏作书院于三都别野，盖罗庄与三都一社也。又近在松子林下，故名曰松峰”。“罗庄孔克威求记，思诚为松峰书院额，又书夫子燕居殿一楹，闻诗、闻礼者二斋。”“而里人氏有近三都拨地三顷以于书院，而为书院子弟之供其事。”

因吕思诚撰写《松峰书院记》时间大约在至正六年（1346）前后，正直吕思诚向元惠宗请求御赐经籍图书时间不久，恰逢筹谋冠山书院扩建事宜期间，故有“昔者思诚立书院于冠山，奎章阁学士院奉中书礼部移文宣慰司，下冀宁路指挥平定州储书万余卷，谋欲置田一二顷，至今无一亩。欲铭石作记，力又不赡。噫！有愧于克威也夫！再拜而文，既以嘉孔氏之贤，且以讥思诚之不能。是为记”的一番自责感慨。

据此推断，冠山书院的大规模扩建约在至正八年（1348）前后，对于吕思诚这样一个两袖清风的廉吏来讲，自掏腰包已知“力所不赡”有心无力，而做为“上世以来资雄一乡，而乡之贫乏不能自存者，多赖以赡给”的平定西乡钜家，“至今不见其衰谢焉，人又以为比之前世，物既充盈而子孙之盛过之”的义井吕氏，慷慨解囊、携手自家同宗兄弟再去完成一件助力教书育人的宏愿大业，则是对吕思诚父祖数辈历年“资给奔走仕途”的延续，又一次验证了“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同宗合力的强大。

这次集中较大投资扩建冠山书院，距吕思诚为同宗义井吕氏伯父撰书《吕氏先莹表》时间，也就相隔三到四年，义井吕氏资助书院扩建的善举，吕思诚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吕氏先莹表》的真情表露发至内心。

5、院名即为“吕公书院”当有纪念思诚一族之意，但思诚念及义井同宗吕氏对其父祖及自身奔走仕途长期而持续的资给及扩建书院投资而冠以此名，以示对义井同宗吕氏家族的深切怀念也是合情合理、情真意切的。

6、“冠山精舍”是吕氏宗族教育的起点，体现了宗族对儒学教育的重视；“冠山书院”是吕氏宗族教育的提高与升华，标志着吕氏宗族私学教育升级为具有公共属性、制度完善的新型学院；“吕公书院”的命名，清晰地展现了吕氏宗族已从一个地方士族发展为影响深远的文化世家。

平定“文献名邦”的美誉，出自清嘉庆十六年（1811）平定新任知县吴安祖之手，其深意为表示平定是“典籍与贤者汇聚之地”，象征平定文化深厚、人文荟萃、贤才辈出、名声远播，是平定千年文脉积淀和教育体系发达共同作用的结果。应该肯定的是，平定吕思诚及其同宗先人，早在金元时期即为平定文化传承的引领者，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与不间断投入，在推动平定地区文脉昌盛、明清时期延续讲学传统、培养众多人才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为平定“文献名邦”这一美誉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不论是义井《吕氏族谱》诸多信息探求，还是从《义井村名碑记》解析吕氏家族同宗关系，亦或从吕思诚为家乡撰书的《墓表》为据辨析所得，又或从精舍到书院建设考证义井吕氏宗族关系，结论集中指向吕思诚家族与义井吕氏家族是同宗宗亲这一核心，对理清吕思诚同宗族群关系及其原籍实情大有裨益、已见端倪。

七百年前的国之重臣、官之楷模、乡之贤达、民之靠山，平定能臣吕思诚，是国人敬仰的清官。我们后人去研究探讨其相关历史真相，是发至内心的仰止敬举。现拟成“吕思诚家族同宗族群探析与思考”拙文一篇，献丑之作供大家斧正。限于自身水平加之资料收集欠缺，本文只是一家之言，也是一种探讨尝试，问题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参与讨论、提出意见，本人真心期盼、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