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90年代的日本，正处于老龄化加速初期，医疗体系却悄然走向崩坏。1992年，老年患者数量开始急速攀升，仅5年时间，65岁以上病患数从不足200万暴涨至360万。
医院很快出现严重的医生不足，1994年医师缺口达到9.4万，而全国医生总数仅23万，意味着医生们几乎顶着一半的缺口高强度工作。
1995年厚生省统计，四成医生每周工作超过80小时，越过劳死危险线。
其实日本并非没有提前应对老龄化，1970年老龄化率达7%时，政府推出一县一医战略，15年医生从10万增至20万。
80年代医疗资源充裕，政府却误判医生过剩，要求90年代缩减10%招生。但老龄化带来的需求远超预期，老年患者多为慢性病，长期住院，14%的老龄人口占据60%病床，20%住院超1年，医院成了养老机构。
65岁以上患者消耗的医疗资源是成年人的四倍，远超70年代预测。
1994年日本进入深度老龄化，医疗支出3年增近5万亿，引发医疗费亡国危机。厚生省推出控费改革，新医师评审制度考核降低住院和药品费用，患者支出与医生收入晋升挂钩。
虽控制了费用增长，但医疗质量下滑，廉价药物和原料导致事故频发，2000年620起医疗事故中60%与控费相关。医患纠纷从1995年300起增至5年后3000起，医生成社会指责对象，外科医生大量离职。
医疗资源被老人占用，青年患者无法及时救治，加剧代际矛盾，催生恨老文化。比如年轻护工杀害老人的案例，反映社会文明的退步。
日本的经历提醒我们，医疗政策需精准预判人口结构变化，不能牺牲医生利益来控费，否则会导致体系崩坏，最终受害的是所有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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