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远只有5万人，为何能迅速入主中原，建立后汉？

刘知远：五万兵定中原，五代乱世由乱转治的关键谋局

五代十国乱世之中，政权更迭频仍，天子皆由兵强马壮者为之，而刘知远以河东一隅之地，仅率五万步骑，便能在极短时间内平定中原、建立后汉王朝，堪称乱世中的特例。

其成功绝非偶然，既离不开长期的隐忍谋断与精准布局，更在于顺应了中原民心所向，而他入主中原的方式，更悄然预示着五代乱世由乱向治的关键转折。

一、乱世隐忍蓄势，预知危局早做筹备

刘知远本是石敬瑭的创业元勋，辅佐其起兵建晋，居功至伟，同时也是群臣中对契丹的强硬派，素来反对对契丹过度妥协。

石敬瑭称帝后，忌惮其功高与强硬立场，对他心生猜忌，虽让其执掌兵权，却始终排斥于中枢之外，不令参与核心决策。

刘知远又素来厌恶外戚出身的杜重威，耻于与其同列为官，曾因反对朝廷重用杜重威，数次坚辞不受命，险些遭到罢官贬黜。

及至晋出帝即位，对刘知远依旧心存戒备，拒绝将其召回朝中辅政，双方关系疏离又微妙。

身处这般境地，刘知远早已敏锐预判天下将生大乱，尤其看清晋出帝才能平庸，竟任用无勇无谋的杜重威主持对契丹北伐，深知此举必将横挑强胡，招致灭顶之灾。

知远闻之曰：中国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横挑强胡，胜之犹有后患，况不胜乎！——《资治通鉴·后晋纪五》

他明知朝廷举措必致大祸，却因备受猜忌、身处嫌疑之地，无法公开劝谏，只得暗中悉心筹备，积蓄自保之力。

面对晋出帝屡次征调河东兵马参与北伐，刘知远坚决拒不奉诏，全力保存实力，不卷入晋辽战事的消耗之中。

晋主累征兵于河东，刘知远但请以兵自守，不赴诏，阴蓄异志。——《资治通鉴·后汉纪一》

与此同时，他令郭威等人招抚收编吐谷浑等部族武装，吸纳四方溃散士卒，积极扩军备战，最终打造出一支五万余人的精锐步骑军团。

如此，刘知远一边充实自己的实力，一边静观时变，等待机遇。

很快，变局来了。

二、契丹入汴乱中原，分寸博弈收人心

开运三年（946），契丹主耶律德光率军攻破汴梁，后晋覆灭。

此时，刘知远的处境非常微妙。

一方面，以刘知远此时的实力，要跟气势正盛的契丹正面刚，那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另一方面，如果刘知远卑躬屈膝的称臣，坐实了君臣关系，那既会为中原士人所不耻，失天下所望，将来要收拾局面，就要先叛变耶律德光，一场恢复中原的行动就会变成对契丹主的背叛，失大义名分！

同时，耶律德光非常重视刘知远。

早在当年助石敬瑭灭后唐时，耶律德光就告诉石敬瑭：刘知远非常能干，切不可无故抛弃。

因此，在灭后晋后，耶律德光自然就会把“刘知远问题”作为重点，不会给刘知远“低调躲避”的机会。

如此，刘知远在观察局势，看耶律德光在中原站不站得稳的同时，又要想办法与耶律德光巧妙周旋。

他派出亲信王峻去面见耶律德光，提出了三点。

1、恭贺您进入汴梁；（注意，是祝贺他进入汴梁，而不是承认他入主中原）

2、太原为胡汉杂居地，局势复杂，自己不可离开太原；（不能入朝拜见）

3、请求耶律德光召坏进入太原城内的契丹军队，等到道路畅通以后再送上贡物。

显然，刘知远的这个三点，语气上是表达了对耶律德光的顺从和尊敬，但同时又并没有真的实际臣服。

耶律德光见此，也不好拒绝，但他还是想方设法想要确立刘知远与他的君臣关系，因此，在给刘知远回的诏书上，亲自在刘知远的名字前加上“儿”字，认刘知远为儿，企图效仿石敬瑭儿皇帝旧事，强行定藩属之仪。

刘知远看破不点破，坦然受之，借此换取备战时间。

随后他第二次遣使入汴，仅向耶律德光贡献名马、上好绢帛，却始终不递降表、不称臣、不入朝，绝不做石敬瑭式的附庸。

以父子关系来确立上下级关系。

此举彻底惹怒耶律德光，当众怒斥使者：“汝主既不向晋主效力，又不归附我大辽，究竟意欲何为？”

在耶律德光的耐心被消耗完的同时，刘知远也已经看清了形势。

王峻等使者回来后汇报：契丹贪图财货，残暴无道，失掉人心，不可能长期占领中原！

有人劝刘知远立刻举兵南下，赶走契丹军队。但是刘知远表示：契丹新得晋峻10万，兵锋强盛，不可轻动！等待契丹撤离中原时，再出兵汴州才是“万全之计”！

如此，这段时间的博弈，刘知远实现了自己的全部目的！

首先，刘知远看清楚了形势，确信契丹必然不能在中原站住脚，确立了趁契丹撤走而趁机入主的“万全”之计。

而更重要的是：刘知远不卑不亢、不事不事胡虏的姿态，使他成为保守契丹暴虐之苦的中原百姓所期待的救世之主！

行动第一步：丝滑的称帝姿势，使自己在政治上占据主动

不久，在中原站不住脚的耶律德光果然准备离开汴梁。

时机到了，可以行动了。

刘知远的第一步，是发了个传言：我要出兵截击契丹，迎回晋出帝和太后，重振以显示自己仍然是后晋的忠臣。

待耶律德光裹挟晋出帝、李太后北归之时，刘知远又公开声言，要出兵截击契丹，迎回晋帝与太后，重振晋室。

帝声言发兵，邀击契丹，迎归天子、太后。——《资治通鉴·后汉纪一》

这番举动，进一步收拢了后晋旧臣与天下民心，为其称帝立国积攒了足够的政治资本。

当然，刘知远救不了，也不会去救晋帝。

于是，天福十二年（947）二月，刘知远在太原称帝，为彰显继承晋统、安抚晋臣，不改国号，依旧沿用后晋“天福”年号，暂不立新号，彻底站稳正统立场。

显然，刘知远称帝的过程，十分丝滑：我是后晋的忠臣；我想要救晋主，但是没有救到；晋主被劫持走了，我只好代为称帝，但我依然是大晋···

以忠臣的身份称帝，刘知远的操作可谓丝滑！

然而，他称帝丝滑，也就意味着：后晋的官员、将领，将来向他投降，也必然会很丝滑，也必然会毫无任何道德、名分上的负担！

定路线轻取中原

契丹闻讯后，随即从天成军、土门关、潞州三路出兵进犯河东，企图一举铲除刘知远。

刘知远命郭威、史弘肇分兵把守要害，以小规模战事阻击契丹，不与其主力决战，既稳固了河东根据地，又试探出契丹外强中干、无力久驻中原的实情，几番交锋后，契丹军补给匮乏，被迫北撤。

待契丹主力退出中原，刘知远召集文武商议南下进兵路线，军中出现三套方案，争论不休：

方案一（众将主推）：东出井陉，先定河北，再取汴梁。弊端是河北仍有契丹重兵，极易遭遇主力决战，五万兵力风险极大。

方案二（刘知远本意）：南出潞州，经上党趋河阳、洛阳。弊端是山路险峻，粮草补给困难，易遭伏击，进程迟缓。

方案三（郭威献策）：经晋州、绛州入陕州，直取洛阳、汴梁。此路避开契丹主力，沿途州县已归附，粮草充足，进军神速，可直插中原中枢。

刘知远果断采纳郭威之策，命史弘肇为前锋，率军南下，汉军军纪严明，沿途州县望风归附，无大规模战事。自太原出兵至入主汴梁，前后仅用四十五天，便轻松平定中原。

入汴改国号，抚众臣稳时局

天福十二年六月，刘知远正式进入东京汴梁，才下诏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完成立国之礼。

入主汴梁后，他第一时间颁布诏令，下令后晋原有官员悉数官复原职，既往不咎，同时安抚地方藩镇，保障其既有利益，赦免胁从契丹者，严禁士卒劫掠百姓，快速恢复中原秩序。

彼时中原部分强藩，深知刘知远仅有五万兵力，并无绝对碾压优势，心中暗自怀有异志，不愿真心臣服。

诸藩镇多怀贰心，以帝兵少，且新得天下，皆观望。——《资治通鉴·后汉纪二》

但契丹新退，天下疲敝，各方势力皆无独力抗衡之能，无人敢率先发难，只得暂且隐忍归顺，等待时机。

而这份短暂的安定，恰好为刘知远巩固统治、整顿朝纲争取了宝贵时间，中原局势快速趋于平稳。

五、乱世谋局定天下，由乱转治隐预兆

总而言之，刘知远以区区五万河东兵力，在数月之内定鼎中原、建立新朝，固然离不开其长期隐忍、精准谋断的部署，但其核心根源，在于他的行动顺应了中原百姓与吏民厌恶战乱、抗拒契丹、期盼安定的强烈愿望，故而能得民心、聚众力，不战而平中原。

纵观五代历史，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皆以河东为基地入主中原，路径却天差地别：李存勖凭借血战攻坚，一路杀伐入主中原，战后依旧战乱不休；石敬瑭引契丹铁骑入寇，割地称臣换取帝位，致使中原饱受胡虏欺凌，乱象愈演愈烈；唯有刘知远，不倚仗血战屠戮，不借助外敌入侵，以怀柔安抚、不战而定的方式安定天下。

三种路径，三种结局，刘知远的立国方式，看似是乱世中的一次偶然成功，实则隐隐预示着：五代十国愈演愈烈的乱世格局，已然走到尽头，天下大势开始由乱向治，慢慢发生根本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