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道义，书乃可贵

（来源：经济日报）

转自：经济日报

在我初学书法的那些年，看一幅作品，往往看字形结构是不是漂亮，笔画是不是精美，很难理解唐代张怀瓘说的“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修习书法日久，我渐渐能感受到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精神气韵，体会到“书”是书写者这个“人”的映现。书法的笔触，触着的是书者内心深处的高韵深情、坚质浩气。

清明时节，读到刘伯坚的手札，便是这种感受。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刘伯坚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革命斗争。1935年3月4日，刘伯坚率部队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

刘伯坚的这几封手札，是他被捕后在监狱里写给亲人的家书。其中一封家书，是就义前写给妻子王叔振的：“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字里行间浸透着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令人悲痛的是，这封家书他的妻子并没有见到，他不知道，妻子已先他牺牲！所幸，这一绝笔信被保存了下来。读书，与读亲笔书写的手迹，是大不一样的。看到这封信札，很难想象书写状态对应着“就要上杀场”的最后时刻。书者，心画，是书写者在挥毫那一刻的心灵印迹。在就义前，刘伯坚的笔迹如此坚决，从容不迫。何以如此？因为他此时此刻心中激荡着“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坚定信念，这信念凝结成一笔一画，成为最直接的力量呈现。我们经常称赞书法里的“骨力”之美，殊不知，没有坚韧之心，哪有坚劲之笔力？面对这样一份落笔铿锵的绝命书，点画跃动中见铮铮铁骨，让我们想见当时刘伯坚作为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

一件书法作品是不是可贵，形质的美感是外在的，关键是这件作品要有“灵魂”，而书之“灵魂”正源自书者这个“人”。所以宋代书家黄庭坚提出：“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法的修习，技法只是一个基础层面，更重要的是书写者要有一种不同流俗的精神与意趣。

怎么才是“不俗”呢？黄庭坚说：“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俗与不俗，寻常之时未必能完全看得出来，但是“临大节而不可夺”，定是不俗之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正是中国艺术理想倡导的“士气”之体现。

黄庭坚一生都践行着这种理想。元祐年间，黄庭坚任《神宗实录》检讨官，写下“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绍圣元年，新党们认为这是诬陷不实之词。此后，黄庭坚的仕途起起落落，在徽宗朝遭遇了人生最严厉的打击：撤销一切职务，流放广西宜州。虽然仕途遭受贬谪，其书法境界却日益精进。黄庭坚的草书代表作《李白忆旧游诗卷》，就写于晚年被贬时期。相比于早年草书的飘逸灵秀，这卷草书更多了一种苍劲奇崛的“风霜感”。他不是在抄录一卷太白的诗，而是在书写自己一生的起落。线条顿挫起伏，凝练涩重，墨色枯润交错，时有渴笔，没有刻意炫技，尽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自然流露。这卷草书，体现了一个饱经忧患的士大夫最真实的生命底色。

1506年的清明节，吴门书画家沈周读到这卷草书后，激动不已，在后面写下一段长跋，其中说道，“山谷书法，晚年大得藏真三昧，此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黄庭坚的书法，在历代书家中确实是很独特的存在。沈周欣赏山谷其人，亦欣赏其书。沈周的书法学的就是“山谷体”。历史上学“山谷体”者不少，最能得其意者，还是沈周。沈周的清明题跋，是一段隔空的对话，也是书法风骨的传承。

350多年后的清明节，清代碑学名家、65岁的何绍基在自己的作品上写了一段题记：“甲子清明，春雨连绵，杜门多暇，临礼器得四十三通于朱履巷寓，蝯并记。”晚年的何绍基，以临写汉碑为日课，一通又一通，书法完全融入生命日常。一生的痴迷与坚守，何绍基终于把周秦汉唐里的金石碑刻书法重新激活了，从碑学中幻化出了一种“圆浑生拙”的新气象。今天我们理解中国艺术里的“金石精神”，何绍基的书法几乎是绕不过去的。

AI时代，有人担心书法会被机器人书写所取代。在我看来，智能化时代，人工手写的独特魅力愈加凸显，因为理想境界的书法，最终要解决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的精神、境界、格局与个性的问题。只要虚心研习书法传统，每一个真诚而独特的学书者都可以别开生面，成就自己的书法天地。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6年4月5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