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比利时军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比利时军队

行进中的75毫米TR炮兵连。

比利时军队使用的克虏伯产10.5厘米火炮。

比利时炮兵

比利时数百年来一直是轻武器生产的重要中心，还拥有科克里尔与FRC兵工厂。但这两家企业的大部分产品均销往海外，导致比利时军队不得不从国外采购火炮，处境颇为尴尬。因此在一战前夕及战争期间，比利时军队列装了法国与德国设计的火炮，这些装备要么直接进口，要么由科克里尔和FRC公司获授权生产。一战期间，比利时投入使用的野战炮型号繁多，包括75毫米M05型、75毫米TR型、105毫米M13型、75毫米M18型以及120毫米野战榴弹炮。

德军入侵后的作战部署

德军入侵后，将军队调往默兹河的计划被放弃，部队按塞利耶的主张驻守热特河一线，仅列日和那慕尔两地的陆军师（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军级单位）留守。列日很快被德军两个骑兵师迂回包抄，但德军因无法渡过默兹河被迫撤退。德军兵力远超比利时军队，原本预计比利时会迅速投降。勒曼将军明知列日难以坚守，仍拒绝投降，要塞守军击退了德军一波波进攻，给德军造成惨重伤亡，迫使数个德军师撤离战线。随后德军投入压倒性兵力，将驻守要塞间隙地带的比利时军队击退，但各要塞仍持续抵抗，最后一座要塞直至8月17日才投降。列日要塞的守军及其指挥官不仅成为民族英雄、比利时抵抗决心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德军的牵制拖延，为法国完成动员争取了时间，甚至可能直接导致德国在西线的整体作战计划破产。

8月15日至19日，比利时指挥部就是否撤往安特卫普国家要塞展开激烈争论。阿尔贝一世掌握可靠情报，得知德军计划进攻比利时中部；而法国军事使团却坚称德军兵力不足，还指责比利时人在盟军正向此地集结驰援时计划撤退，是懦夫行径。比利时军队于8月18日开始撤退，两天后布鲁塞尔沦陷，那慕尔被围困，守军于8月23日被迫撤入法国境内，随后折返安特卫普。

安特卫普要塞并未如比利时人预想的那般坚不可摧，陆军部长的幕僚于9月29日开始商议撤离安特卫普。10月7日，德军威胁到撤退路线并渡过斯海尔德河，维勒曼斯上校在未告知阿尔贝一世、仅指望德布洛克维尔支持的情况下，下令军队撤往根特-泰尔讷曾运河。加莱次日得知此事，却已无法阻止撤退。安特卫普于10月10日陷落，比利时军队开始艰难撤往伊瑟河，3万士兵逃往荷兰被拘禁，另有3万人被俘。此次撤退准备充分，若不是从安特卫普抢运出弹药与物资，比利时军队后续根本无法在伊瑟河展开抵抗。

关于阿尔贝一世的议和争议

一战期间比利时人在安特卫普的抉择引发一大争议，且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与他儿子1940年下令投降一事对比：1914年阿尔贝一世是否曾准备单独媾和？传言称阿尔贝一度打算放弃抵抗，后在德布洛克维尔、王后与英根布勒克的联合劝说下才改变主意，这与他儿子1940年不听劝阻执意投降形成鲜明反差。但多数历史学家对这一说法并不采信。

10月15日抵达伊瑟河防线的比利时军队状态极差，无法按法国要求发起进攻。即便加莱也认可伊瑟河防线的价值：此地易守难攻，仍属比利时领土，且临近大海；正如亨利·哈格所言，相比安特卫普要塞，伊瑟河防线还能让比利时的富庶城市远离前线。德军随即对新防线发起猛攻，比利时军队展开反击，双方激战九天，直至德军精疲力竭，才让疲惫沮丧的比利时士兵得以喘息。

伊瑟河决堤与长期对峙

伊瑟河放水淹地是一战中最具戏剧性的战术之一。佛兰德斯地区的军队数百年来一直利用可控洪水作战，弗拉芒低地本是围海造田与沼泽改造而成，拥有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比利时人只需在尼乌波特打开部分水闸，趁退潮前再次关闭即可。10月27日，这一行动付诸实施，重新发起攻势的德军被迫停滞，惊愕之下全线撤退。

此后战线陷入长达三年多的静态对峙，比利时军队驻守漫长防线，无战略预备队可用，整师部队无法撤离前线休整。到1914年末，比利时军队已濒临崩溃：最初的11.75万野战部队仅剩5.2万人，军官缺编2000人，弹药严重匮乏，火炮损耗殆尽，士兵衣衫褴褛、疲惫不堪。比德两军被水域隔开，1918年3月该区域又出现新一轮洪水，在此驻防的条件极为恶劣，不利于士兵健康。

1918年重组与后期反攻

1918年1月，比利时军队完成重组，撤销师级下辖的旅指挥部，由两个步兵师组成一个陆军师。整编后全军共有17万名士兵、5700名军官，并投入德军1918年春季最后孤注一掷的攻势引发的惨烈战斗。德军主力攻势代号“米夏埃尔”，主攻方向更靠南；同时还计划在佛兰德斯发起“乔治特”攻势，定于4月9日发动，目标攻占加来、敦刻尔克港口，迂回包抄该区域盟军。4月14日，比利时军队投入战斗，阻止德军包围伊普尔，英军在比利时军队右翼防守伊普尔。4月17日，德军对比利时军队发起进攻，初期取得进展，随即陷入惨烈的白刃战陷入停滞。德军虽突入比利时军队二线战壕，却遭比利时炮兵轰击，又被步兵反击击退，被俘800人。德军在盟军整条战线上的攻势逐渐衰竭，9月，盟军转入反攻。

因比利时宪法禁止外国人指挥本国军队，阿尔贝一世国王受命指挥佛兰德斯集团军群，该集群同时下辖英法部队。9月27日夜间至28日，比利时10个步兵师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德军防线，冲垮德军炮兵阵地，将战线最远推进11英里，全线平均推进4英里，单日俘虏德军6000人、缴获火炮150门。比利时军队持续追击德军，直至10月2日暂停进攻，休整12天。反攻第二阶段于10月14日打响，法军亦参与作战，至10月30日结束；随后利斯河攻势持续至11月3日，比利时军队向斯海尔德河推进，攻占根特，战线在此稳定下来，直至11月11日德国投降。在最后的反攻中，比利时军队伤亡惨重，10月4日至11月11日期间，伤亡人数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以上（一战比利时总伤亡4.4万人，此阶段占三分之一）。

战后和谈与领土诉求

1918年9月，比利时向协约国递交照会，以加强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修改1839年签订的各项条约。比利时眼中的“国家安全”，核心是通过领土调整，在军事与经济上强化本国实力。比利时试图从荷兰收回1839年失去的弗拉芒泽兰省与荷兰林堡省：掌控前者可让比利时获得重要河流斯海尔德河南岸及近一半河道控制权，解决诸多难题，完全掌控根特-泰尔讷曾运河；掌控后者同样能改善比利时的经济与军事处境。早在1914年12月，比利时总参谋部就已提出获取上述领土及部分莱茵兰地区的诉求。此外，比利时还计划在新领土上开凿一条通往莱茵河的运河。军方在军中压制反兼并宣传，却默许兼并派造势。一份无具体日期、大概率为战时的比利时驻伦敦公使馆文件提及获取上述领土，并声称“审慎规划、妥善治理的领土扩张，不会成为祖国侧翼的隐患”。

但正如历史学家萨莉·马克斯所言，即便从比利时角度看这些诉求合情合理，却根本无法实现。比利时首席谈判代表保罗·海曼斯指出，斯海尔德河将弗拉芒泽兰省与荷兰本土隔开，荷兰本就对该地区疏于管控；事实上，弗拉芒泽兰省与比利时的联系远比与荷兰紧密，即便当地民众更倾向留在荷兰。比利时更着力争取林堡省——这块夹在比利时与德国之间的荷兰领土。荷兰掌控这一狭长地带，严重制约比利时的防御部署，使其无法依托默兹河构建防线；同时荷兰是否愿意、是否有能力防守该地区也未可知。汲取一战教训、谋求更好防御尤其是列日地区防御的比利时军方，对这片领土志在必得。

保罗·海曼斯在巴黎向列强提交比利时领土诉求前，比利时总参谋部已提交一份新边界备忘录，提出“绿线”与“黑线”两套方案（以地图标注颜色命名），两套方案均以比利时获得林堡省与卢森堡为前提。军方更倾向“黑线”方案：不仅要收回1815年失去的欧本、马尔梅迪等大部分州，还要调整德荷、德卢边界，以此牢牢掌控连接德国莱茵兰科隆与特里尔的铁路，一旦德国发动进攻，该铁路可被比利时火炮覆盖。军方清楚无法长期坚守，但认为黑线方案能为默兹河防御部署争取时间。

比利时军方及包括外交部多数官员在内的兼并派，支持领土诉求并非基于民族同源性，而是希望强化国家实力，避免卢森堡与莱茵兰落入法国手中后，比利时遭法国包围。欧本、马尔梅迪及莫雷斯内特两部分地区并入后，可将边境向东推移，成为比利时边境防御的前沿基地，以此保障国家安全与独立，部分人甚至希望借此让比利时摆脱小国地位。此外，比利时政坛不少人希望通过兼并荷兰部分领土，巩固法语族群地位，对抗弗拉芒民族主义者与社会改革诉求者，并通过并入更多天主教地区，恢复天主教的政治主导地位。

比利时社会党人与弗拉芒民族主义者（正是这批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阻挠重整军备）反对任何领土兼并。社会党人担心兼并会助长保守势力，尤其反对针对荷兰的领土诉求，深知相关地区民众无意加入比利时；但他们希望改革斯海尔德河管理制度，认为现行制度让比利时受制于荷兰。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人内部对此并未达成一致。弗拉芒民族主义者不愿损害荷兰利益、强化比利时国家政权，他们摒弃战时通敌的“激进派”，主张强化弗拉芒地区的弗拉芒属性，怀疑任何针对荷兰的领土诉求会破坏双边关系、损害弗拉芒利益，更关注斯海尔德河与默兹河的经济控制权，包括修建连接安特卫普与列日的运河。其他反兼并派则担心激怒邻国、使比利时依附于大国，同时希望维持比利时的中立地位。

1916年起，兼并派便占据主导地位，并掌控了巴黎和谈代表团。尽管民众普遍希望解决与中立国及协约国的遗留问题，但多数比利时人反对兼并主张，更专注于国家重建；即便关心政治，也更重视语言问题等国内事务，而非领土诉求。

无论如何，比利时方面主张，1914年德国入侵已摧毁1839年为维系和平建立的西欧“均势”体系，证明该体系毫无意义，因此终结该体系、从地理上为比利时构建合理防御实属合理之举，且这不会带来大规模领土兼并，多数土地只是“物归原主”。这一论调同时引发了前协约国盟友与荷兰的警惕：法国视其为自身扩张野心的威胁，英国认为比利时掌控斯海尔德河入海口危及本国安全，美国则指责此举违背民族自决原则。这些因素极大限制了比利时政府的斡旋空间，使其不得不“谨慎行事，不明确界定诉求目标，仅在协约国面前‘提出问题’”，寄望协约国认可比利时诉求的合理性并予以支持。

比利时还对卢森堡抱有领土野心。1915年，比利时政府一致希望兼并卢森堡大公国，皮埃尔·诺通布等兼并派也支持两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相关理由既有历史依据（1839年前卢森堡曾属比利时），也有现实考量（卢森堡的中立对德国有利）。但法国同样对卢森堡虎视眈眈，且拥有自身诉求。尽管比利时曾施以援手，卢森堡民众却鲜有意愿加入比利时，多数人希望保持独立；最终比利时也认清现实，将诉求降格为经济联盟。法国随后承诺劝说卢森堡与比利时建立经济联盟，但条件是法国保留当地最重要的铁路控制权，且比利时与法国签署军事协定。比利时未能实现全部诉求，深感失望与不满。

最终，比利时从德国东部获得四个德语区州，以及部分非洲殖民地，还参与占领德国莱茵兰地区，直至1929年撤军。

兼并诉求的结局

罗伯特·德夫利舒维尔指出，当时的客观条件根本不利于比利时进行领土调整：所有比利时觊觎的领土，当地民众都不愿加入比利时，而多数比利时民众对此也漠不关心。令人意外的是，竟有如此多比利时政客认为兼并有望成功。对德胜利助长了比利时的民族主义情绪，政客们寄望协约国向荷兰施压迫使其妥协。

这场兼并运动由政府幕后操控，以皮埃尔·诺通布等代理人牵头推行，诺通布与外交部往来密切，还获得其他部门支持。他主导成立国家政策委员会，主张建立“强大统一的大比利时”，秉持极端领土诉求，甚至包括建立由比利时主导的莱茵兰缓冲国。该委员会征集到27.5万个请愿签名，获得政府部长、军方将领与市镇议会支持，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表态。

领土兼并诉求落空后，比利时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谋求在莱茵兰设立限制措施，防止德国再次入侵，因各方均认定德国仍是最大威胁。一度，包括首席谈判代表保罗·海曼斯在内的部分比利时人，与同样受德国威胁的法国一道，支持建立独立或至少自治的莱茵兰国家，至少实现盟军长期占领莱茵兰；但比利时代表埃米尔·范德韦尔德与朱尔·范登海弗尔反对该主张，担心此举会增强法国对比利时的影响力与控制力。

比利时外长、也曾任首相的保罗-亨利·斯帕克在回忆录中写道，法比两国的摩擦，源于法国总理对海曼斯的苛待，以及法国对比利时领土诉求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