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芬战友情：北极光下的战斗——党卫军第6“北方”山地师战史（1）

本文的“前言部分”基本引自此专题文章-参考资料中很重要的这本：

弗朗茨·施赖伯所著的《北极光下的战斗：极圈地区的德芬战斗情谊——党卫军第6“北方”山地师战史》。

至于为什么要在这里专门提一下这本书，因为此书的阅读价值确实很高，如果有人想了解该师在东线作战期间的较为详细的战史参考资料，那么，担任“这一角色”的非这本书莫属——之前半个月吧，我写了一篇介绍党卫军师级单位中的那6支山地师相关的读物推荐文章（不过，我并没有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和某乎上，只是发在私人聊天群内作为相关群友参考文罢了），其中也专门提及了一下本书。
OK，接下来是编译自该书的前言部分。至于为什么本文不直接发布有关党卫军第6山地师的“正文部分”，那当然是为了让各位读者朋友更好地了解该师所处的这一特殊战场（北线战区）的较为全面且丰富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为何东线战场的北部战区的总体战况几乎是‘一言难尽’”的结果来源有一定基础认识。前言部分

芬兰人称他们的国家为“湖泊与沼泽之国”：其国土面积约为337009平方公里，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247960平方公里）大了约90000平方公里——根据1957年的人口普查，有超过400万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约432万）。

芬兰不仅湖泊众多——估计有数万个——其森林覆盖率也达到国土面积的56%，是欧洲森林最茂密的国家之一：云杉、松树、桦树和赤杨构成了高效林业的基础，其强大的出口潜力是芬兰生存的重要经济保障，因为只有大约19%的国土面积可用于工业和农业。

这个国家有着粗犷的美丽：初次踏上芬兰土地，深入其森林，停留在一个被树林环绕的宁静湖畔的人，最初可能会被一种压倒性的感觉所笼罩，仿佛所有的生命都被一种巨大的忧郁所主宰，人们只能沉湎于对自己行为徒劳的忧郁思绪中——然而，一旦体验了季节的变换，体验了极地冬漫长夜里的北极光，体验了短暂夏日明亮夜晚里的午夜太阳：这种忧郁便会转化为一种新的、不寻常的自由体验带来的喜悦，转化为在观赏壮丽自然时增强的生命力。当人与这自然融为一体时，便能重新发现造物的伟大思想。

如其国土，亦如其人民——其天性看似寡言而内向，但会对所有他认为是朋友的人敞开心扉，热情相待。

那时，他的家便成了无限好客的场所：那时，他会与宾客共享酒窖和厨房所能提供的一切美食佳酿；宾客会惊奇地看到古老民间艺术的见证，这些代代相传的艺术品，尤其是在木雕和编织地毯中，让人领略到文化独特性的丰富，对尺度和形式的敏锐感觉，以及对艺术作品所用材料的深切熟悉。

“欢迎你，也向你自己致敬！你踏入了我们的小屋，没有鄙弃这低矮的屋顶，这由云杉搭建的居所，这用松木筑成的房屋！”

而这些艺术作品与北欧艺术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这在芬兰的城堡建筑和教堂中尤为明显：中世纪时，也有多条道路通向汉萨同盟的世界；来自其领域的艺术家在芬兰找到了家园和施展才华的机会——如今，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博物馆仍珍藏着一件著名作品，那是汉堡画家弗兰克大师的作品，他于1410年左右为尼基尔科的一座教堂创作了芭芭拉祭坛画。

许多德芬关系、德芬交流的痕迹已经随风消逝；但几个世纪以来，给予和接受的伟大共识得以保持——赫尔辛基许多19世纪上半叶的古典主义建筑见证了来自柏林的建筑师恩格尔的作品，重要的绘画艺术（埃克曼：1808-1877年；霍姆伯格：1830-1860年）也显示出德国的影响，但这并没有削弱芬兰绘画艺术的自身价值，它在20世纪初强行实现了芬兰表现力的有力突破，并主要对抗法国影响，特别是在加伦-卡莱拉（1865-1931年）的绘画中，它在芬兰境外也获得了认可和钦佩。

不应仅仅在边缘提及那些世界闻名的、从芬兰人民中涌现的建筑师，这里仅代表众多其他建筑师举出埃利尔·沙里宁和阿尔瓦尔·阿尔托的名字：他们以其设计和建筑，首先让美国人开始担忧自己的品味取向，并为一个国家的都市生活树立了新标准——直到最近，他们也迫使德国建筑在捕捉人类生活习惯时，从其单一的水泥策略中重新思考——一个渺小、勇敢、慷慨且富有创造力的民族：我们一直并仍然倾心于这个民族，并与之保持联系。

德芬友谊的连接元素中，一直包括德国与芬兰文学之间的活跃交流：如果说芬兰最有天赋的诗人们直到19世纪初主要还用瑞典语写作，那么后来，芬兰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从丰富的芬兰民间诗歌中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并使芬兰语的艺术诗歌成为可能——值得铭记的有伟大的女作家迈拉·塔尔维奥，诺贝尔奖获得者西伦佩，玛丽亚·约通尼，O.西派宁，T.帕卡拉，T.佩卡宁，M.瓦尔塔里。他们中许多人已为德国读者所了解，德国读者从他们的故事和诗歌中感受到一种不安的、游移的，但始终追求伟大和谐的精神，从而加深了与这个虽然遥远，但在思想和梦想上相近的民族的纽带。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音乐不仅是其自身本质的表达，同时也是轻轻叩响世界之门、请求进入的声音，那么首先要提到的是J.西贝柳斯（1865-1957年），尤其是他的主要作品《芬兰颂》，以及伊尔约·基尔皮宁，这次同样是代表众多其他音乐家——西贝柳斯的作品中，芬兰景观的北欧特色和芬兰人民的本质获得了特别的表达。基尔皮宁的歌曲同时也是芬兰人民在一个被上帝和众神掏空的世界里的歌唱。

历史与命运

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芬兰人在与拉普兰原住民的艰苦斗争中度过：他们从波罗的海地区越过芬兰湾向西南芬兰推进；拉普兰人逐渐退回到遥远北方的冻原——基督教化始于12世纪，从瑞典传入，随后在政治上也依附于瑞典——在瑞典-俄罗斯战争中卡尔十二世于波尔塔瓦战败（1709年）后，瑞典人被迫在1721年的《尼斯塔德和约》中，以两百万卢布的价格将部分芬兰和卡累利阿地区割让给彼得大帝。

直到那时，这些地区还是无可争议的瑞典领土，尽管当时它们更像是一片广阔的荒野，而非已开发的宜居之地——19世纪初，整个芬兰被置于俄罗斯统治之下（1808/09年）——虽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承认了该国的等级宪法和内部自治，但本世纪中叶开始实行俄罗斯化政策，该政策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并试图通过强硬的暴力政策摧毁芬兰的特殊地位。

对这种暴力政策的抵抗，为早已出现、最初仅针对瑞典文化主导地位的民族芬兰运动增添了新的重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沙皇制度的崩溃，于1917年帮助芬兰人民获得了独立；1918年3月17日，它与德意志帝国签订了单独和约，但布尔什维克的干预在1918年上半年将芬兰推入内战的混乱；德国军队则在冯·德·戈尔茨伯爵将军的领导下，与曾为俄罗斯将军的卡尔·古斯塔夫·冯·曼纳海姆男爵麾下的芬兰士兵并肩作战。

芬兰的极地景色和海湾

在这方面，必须赞颂与芬兰自由运动历史紧密相连的“皇家普鲁士第27猎兵营”——其诞生的证书包含在年轻的芬兰学生们的决议中，他们早在沙皇压迫政策时期就已决心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在赫尔辛基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该组织于1914年12月派两名代表前往斯德哥尔摩，以便与德国军事当局建立联系——从那里，一份请求被转递至柏林，内容则是希望允许200名芬兰学生在德国接受军事训练。

柏林有关部门商讨后，批准了这一请求——这就是皇家普鲁士第27猎兵营的诞生时刻，该营的训练在汉堡附近的洛克施泰特营地完成：在芬兰，猎兵部队内的成员最初被一些政治家视为疯狂的冒险家，但不久后，连谨慎者也必须承认这项事业不仅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德国政府和陆军最高指挥部允许并支持在德国领土上组建一支芬兰部队，而这显示了他们对芬兰自由斗争的兴趣。

当然，他们暂时还不能对在斯德哥尔摩活动的猎兵部队运动政治代表“代表团”作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以保证为芬兰的独立而行动——一切都取决于大战的进程——当猎兵部队们在东线积累战斗经验并在后来于利鲍完成训练时，沙皇帝国的命运到来了。

芬兰有可能摆脱俄罗斯压力的时刻正在临近：现在具有不可估量重要性的是，芬兰通过猎兵部队运动和激进分子的政策与德国建立了如此密切的关系——芬兰从俄罗斯国家机体中分离出来并在北方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完全符合德国的利益——因此，柏林决定进一步帮助芬兰。

关于芬兰北部的农民如何帮助从俄罗斯逃出的德国战俘危险地穿越到瑞典和挪威的报道证明，即使是芬兰的普通百姓也将德国人视为朋友和盟友。

因此，外交部可以在1917年3月告知猎兵部队运动组织：

“德国政府认为——芬兰尽可能获得完全独立是德国的利益所在。”

这支由芬兰人组成的皇家普鲁士第27猎兵营的非同寻常的历史，对当时规模尚小的曼纳海姆军队来说，因其训练和战斗力意味着巨大的支持，在芬兰独立和自由运动的编年史中未被遗忘——1918年2月11日，首先约100名芬兰猎兵部队，以及7万支步枪、2000万发子弹、150挺机枪、12门火炮等，乘坐芬兰轮船从但泽出发，穿越冰封的波罗的海；他们于2月18日抵达瓦萨，而猎兵营的主力部队于2月13日在利鲍上船，并于2月25日同样在瓦萨登陆。

猎兵们当时已从德国军队中退役，并宣誓效忠于芬兰国旗——他们穿着便服旅行，但随身携带着他们的德国军服——其内营长是芬兰上校泰斯莱夫，而芬兰士兵在瓦萨市场广场受到曼纳海姆将军隆重欢迎的景象，给将军背后的力量带来了新的推动力。

然而，猎兵营的士兵们面对的是一场在其残酷性上日益加剧的内战混乱——他们队伍内部没有政治分歧——现在他们面临的残酷命运是，不仅要对抗外敌，还要对抗叛逆的同胞。

他们的失望是深重的，但他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使芬兰年轻的军队具备战斗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应征入伍的人员接受了他们的训练，一个新的团接一个团地建立起来，到三月底，曼纳海姆的军队已具备实力，能够与德国部队并肩作战，并成功结束芬兰的解放斗争——在1968年2月《防务学》杂志上，西格弗里德·埃尔福特撰写了一篇关于“芬兰军队的萌芽细胞”的研究，同时也纪念了1918年2月25日第27猎兵营在其家乡城市瓦萨登陆50周年，文中写道：

“在1926-1939年和1944-1959年期间，芬兰国防军的最高指挥官始终是一位‘猎兵部队将军’，他们曾在德国接受基础训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芬兰国防军的将军中，约90%是第27猎兵营的老成员——总共有50名将军和808名芬兰军官出自第27猎兵营，其中224人阵亡。

1941年10月30日，第27猎兵营的传统被隆重移交给德国第92步兵师第3步兵团——此后直至解散，该团一直冠名：‘第92（猎兵）步兵团/芬兰猎兵营’。”

今天在芬兰，人们仍然经常谈论‘猎兵部队运动’，它至今仍在持续产生影响——其理想就是德国所称的‘普鲁士精神’，芬兰第二大日报《晨报》在1967年10月31日如此写道：

“每个芬兰的中学生都从其1961年引入的历史教科书中了解‘猎兵部队运动的起因、第27猎兵营在洛克施泰特营地的建立、在芬兰招募志愿者以及第27猎兵营在祖国的命运’。

不仅在芬兰的学校里，人们还在其余领域尽最大努力保持对第27猎兵营的记忆——在猎兵部队联盟（Jääkäriliitto/Jägarförbundet）中联合起来的老兵们也在这方面得到了位于海门林纳的芬兰营的大力支持，该营于1957年被授予传承皇家普鲁士第27猎兵营传统的任务。”

1919年7月宣布成立共和国后，芬兰在与苏维埃俄罗斯的《塔尔图和约》中获得了佩察莫地区——随后，尤其是在后来的总统斯温胡武德（1931-1937年）领导下，其经历了一段强劲的经济复苏时期。

随着冯·曼纳海姆将军的出现，一位具有崇高军事和精神地位的人物进入了芬兰的军事和政治历史——他于1867年6月5日出生在芬兰的核心地区；他的祖先是能干的士兵、科学家和作家；在就读少年军校后，他被调往圣彼得堡骑兵学校——这位出色的骑手和热心的猎兵部队在皇家马厩服役。

随着尼古拉二世登基，前文已述的芬兰俄罗斯化政策进一步加强；这对于当时已晋升为上校的芬兰人曼纳海姆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自己曾报告，继续服役并保持忠诚是多么困难。

随着远东战争的爆发，他在满洲里承担了职责。1910年，他成为帝国近卫军枪骑兵团的指挥官；后来，他受俄国总参谋部委托，需进行一次骑马横贯亚洲的远征——在两名哥萨克随从的陪伴下，这次骑行历时两年多，行程约14000公里，最终抵达北京——由此诞生的，他的著作《从西到东穿越亚洲》获得了赫尔辛基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以资表彰。

他还获得了斯文·赫定金质奖章——运动成就和科学成果同样得到了认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是华沙骑兵旅的指挥官，战争结束时是布科维纳一个骑兵军的军长。

在俄罗斯军事崩溃后，他成功地身着将军制服，穿越了动荡的革命国家返回家乡：1917年12月中旬，他抵达赫尔辛基——离开祖国三十年本可能使他在芬兰人民眼中如同陌生人——然而，人民以及汇集在芬兰护卫军中的部队给予他的信任却令人惊讶。

他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而另一位已被选出的军事领导人立即自愿退位，为曼纳海姆让路——在镇压了布尔什维克起义后，他于1918年被任命为国家摄政——他在这个高级职位上一直待到1919年夏天。

年轻的芬兰共和国因依附德国而与协约国陷入了困难的关系，但曼纳海姆承担了扭转这种关系使其好转的不易任务——他代表他的国家在巴黎进行活动，并获得了对新成立的芬兰共和国自治的承认，以及英国实施的粮食封锁的解除。

在1919年夏天根据新芬兰宪法进行的首任总统选举中，曼纳海姆输给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位竞争对手——他毫无怨言地退隐私人生活，但并未告别祖国遥远的命运，为了弥合其创伤，缓解其社会困苦，他创立了芬兰民族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事业，即所谓的“曼纳海姆联盟”；在他回国后的最初几年，主要在芬兰左翼政党中针对“白军将军”、内战将军所滋生的反对情绪，逐渐被普遍的尊敬所取代——1931年，他被任命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超越党派之上，缓和并调解其矛盾，在民众声望方面逐渐成为国家的第一人，从而成为芬兰政治生活的稳定因素。

芬兰18年的和平发展，在精力充沛的总统斯温胡武德（1931-1937年）辞职后，即将突然结束——虽然芬兰人民还有两年的安宁，但芬兰的政治家们不安而忧虑地注视着欧洲的发展，有经验的观察家不难从中看出巨大变革的征兆——欧洲的政治地平线上聚集起雷雨云；一旦它们爆发，芬兰将无法不受影响。

1939年证实了这些担忧，苏联通过二战爆发前与大德意志帝国签订的条约，暂时置身于中欧和西欧列强之间的战争之外，这无论如何给了苏联对芬兰采取行动的自由——苏联提出了领土割让要求（包括维堡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以及芬兰湾的岛屿），这些是1917年革命过程中失去的地区：他们还要求修建铁路线，作为多条通往摩尔曼斯克铁路支线的延伸工程，这将切断芬兰领土直至波罗的海。

对芬兰来说，形势已经明朗，即满足这些要求后将变得毫无防御能力，并且肯定无法再抵挡更进一步的要求：芬兰人拒绝了这些要求，于是在1939年11月30日——二战爆发三个月后——第二次芬兰自由战争开始了，它作为芬兰“冬季战争”载入史册。

苏联的突然袭击使芬兰军队几乎毫无防备——然而，芬兰士兵异常勇敢和巧妙地进行了战斗：他们首次运用了“莫蒂战术”，首次投入了所谓的“西锡营”；“莫蒂”是指在峡湾和原始森林中形成的包围圈，通过快速将部队集中到一点并从四面合围而成，而“西锡部队”（蚊子群）由伐木工、林农、猎人和驯鹿牧人组成。

尽管在人员和物资上占优势，但苏联人在苏奥穆萨尔米附近的一场双重战役中，由于芬兰西锡营的投入，几乎损失了其第44师的全部兵力——他们在森林中悄无声息、无形且迅速。他们没有也不需要重武器，几乎能自给自足，并且冷酷无情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俄国人只有采取最严密的安全措施并拥有巨大优势时才敢对抗他们——前第27猎兵营的指挥官是这场双重战役的胜利者，即后来的西拉斯沃将军，他佩戴着一战时获得的德国一级铁十字勋章。

1940年3月战斗结束后签订的一项和平条约给芬兰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其条约文本充满了为下一次冲突埋下的伏笔。西卡累利阿、萨拉地区和芬兰所属的渔人半岛部分必须割让给苏联：苏联人要求并获得了汉科，尽管只是以租借形式，并在此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与此相关的是通往汉科——波的尼亚湾入口处——的过境权。

条约的苛刻条件在芬兰人民中滋生了针对苏联人的深深厌恶，当后来发现数以万计的芬兰男性战俘未能返回时，这种厌恶进一步加剧——芬兰人曾用二等车厢将他们的俘虏送回家——而返回的芬兰士兵却处于一种可怜的状况。

当运输停止后，芬兰驻苏俄大使求见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但对他关于战俘下落的紧急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没有（战俘）了！”这个答复以通栏大标题出现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的报纸上——对这种行径的愤怒导致此后在芬兰，对不光彩行为最严厉的咒骂词变成了：“Satana Molotow”（该死的莫洛托夫）。

由于受到苏联人的猜忌审视，芬兰与德意志帝国签订了一项允许德国部队过境前往北挪威（瓦尔德、希尔克内斯、瓦德瑟）的协定：尽管芬兰领导人也在大德意志帝国与苏维埃俄国的条约中看到了他们所处危局的种种原因，但当德国军队在芬兰的道路上向北挪威隆隆开进时，还是发生了盛大的友好示威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芬兰渴望在大国的庇护下抵抗苏联的新要求——一月底，芬兰总参谋长海因里希斯前往德国。

他在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军官面前做了一场关于冬季战争的报告：关于在此次会面以及后续由德方主动发起的会谈中，是否讨论了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观点存在分歧——德国将军瓦尔德马尔·埃尔福特，时任驻赫尔辛基芬兰最高统帅部的武官，在他的著作《芬兰冬季战争》中写道：

“关于对俄战争，这位客人（海因里希斯）没有听到任何风声。”

而芬兰历史学家科尔霍宁的书中则相反地写道：

“他被告知了德军在北段的计划。”

根据芬兰的惯例，许多谈判和协议从未留下书面记录——战争结束后，一些材料被从该国移除——俄国人自己至今对此保持沉默。

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一个事实，即芬兰在战争门槛上并未与德意志帝国签订任何具有盟约性质的国际法协议：他们还一致认为，芬兰只有在俄国进攻芬兰的情况下，才准备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德国方面在二战期间试图通过与芬兰缔结盟约来将其绑定在帝国上的尝试，也均未成功；对于与德国士兵的关系，芬兰人选择了“战友”这一称谓——他们从未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盟友。然而，芬兰人所作的这种区分，并未影响共同作战期间关系的热忱。

芬兰的战争状态始于1941年6月22日，当时苏联对芬兰城市的多次空袭造成了平民的重大伤亡——袭击来自南方，越过芬兰湾——像赫尔辛基这样的港口城市没有得到任何预警；空袭警报与炸弹落下同时响起。

毫无疑问，北方的战斗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