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绝命辞祛魅——屈原写过“汨罗”?《楚辞》证明他“投水”?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引录《楚辞・渔父》的结尾：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 不复与言。(p.32)

张教授将“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翻译成:

I’d rather throw myself in the Xiang River

And find my burial in fish’s belly.

所谓throw myself in the Xiang River,就是屈原投湘水自尽(按：in 当为into之误)。接着，张教授解说：

In the end, Qu Yuan didthrow himself into the Miluo Riverin today’s Hunan Province and offered his own life as sacrifice to his beloved country, … (p.32)

这段话主要是说屈原“在……汨罗江投水自尽”(中译本)。

看过张译文和解说，读者心里难免生出疑问：《渔父》说“宁赴湘流”，而张教授说 Qu Yuan did throw himself into the Miluo River…（自投于汨罗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屈原投汨罗自尽”才是事实。

《楚辞・渔父》(哈佛大学藏《秦汉文钞》本)

引文中 Qu Yuandidthrow himself into the Miluo River，有个did, 这里的 did 是“强调助动词（emphatic do）”，用来加强语气，表示“的确、确实”。

我们的问题是：有必要用did来强调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吗？屈原死于汨罗江果真是史实吗？

对于屈原“宁赴湘流”、“投水自尽”、自沉“汨罗江”之说，笔者都没有成见。笔者愿意探讨以下问题：

《楚辞》本身，有没有提到汨罗江？谁说屈原跳入汨罗江自杀？有人目击屈原投江自尽吗？为什么《怀沙》和“自沉汨罗”似有关系？是不是因为司马迁说过：“〔原〕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楚辞》中有屈原的“绝命辞”？

然而《楚辞》中的屈原作品何曾写过“汨罗”？《怀沙》“分流汩兮”的“汩”，是发“觅/mi”音 (汨罗/milou)，还是“骨”音？

明人陈弟认为“汩”应读如“骨”（陈第著、康瑞琮点校《屈宋古音义》，中华书局2011年版，页238），陈弟的说法，对不对？

（明）陈第著、康瑞琮点校《屈宋古音义》

彭咸“投水自尽”这说法有何依据？

关于屈原“投水自尽”之说，张隆溪教授在介绍《离骚》时已经提出。

张隆溪教授说：“在《离骚》中，诗人最终陷入了深深的幻灭，自称将追随彭咸而去，而彭咸这位同样忠而见谤的商朝大夫，正是在失去君王信任又目睹国家衰落之际，选择投水自尽的……”(中译本)

其实，彭咸“投水自尽”之说，有何历史依据？先秦古籍之中，哪本书记载了彭咸投水之事？

《楚辞》的英译本 The Songs of the South (David Hawkes译)

《离骚》末句是“吾将从彭咸之所居（I shall follow Peng Xian to where he now dwells.）”，张教授解释这结尾，说：

Qu Yuan here seems to announce his decisionto die by drowning himself,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he did when he witnessed the irreversible turn of thing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 (30)

所谓“to die by drowning himself”，就是“投水自尽”，整句的意思是：

“屈原似乎在这里宣布了投水自尽的决定；这也正是当他目睹衰微的楚国一再被强秦击败，在这一政治角逐终至无可挽回的转折之际所作出的选择。”(中译本)

张教授笔下的“追随彭咸而去”就是屈原追随彭咸投水自尽。

可是，彭咸是谁？“所居”为什么被解释成“投水自尽”？“所居”，张教授明明译where he now dwells. 怎么会是“投水”？到底“投水自尽”这说法有何依据？

先秦典籍（《尚书》《左传》《国语》《山海经》等）均无彭咸“投水”的记载。“彭咸投水”此说最早始于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王逸注《离骚》“愿依彭咸之遗则”云：“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遗，余也。则，法也。”（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页192）。

王逸又说：“时世之君无道，不足与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将自沉汨渊，从彭咸而居处也。”(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页506)。

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彭咸投水自尽之说，是不是始见于《史记》？

不是。司马迁说过：“乃作《怀沙》之赋，遂自投汨罗以死。”司马迁说的是屈原“自投汨罗”，没有提及彭咸！

王逸所记彭咸事迹，不是依据《史记》的记载。因此，王逸的“彭咸投水说”有依据还是无根之谈？

如果“彭咸自尽”果真是无根之谈，那么，岂能当成史实写进文学史？

《屈原集校注》

持异议者（质疑“彭咸投水”）

晚清俞樾、曹耀湘等认为彭咸“投水”说缺乏史据。“彭咸之所居”或非地理实指，而是精神遗则。

部分现代学者认为“居”作“安顿”解，非纯地理处所，而是效法彭咸遗法自处；无论如何，世人根本没有确凿证据指明彭咸生前居于何处，因此，“彭咸之所居”很可能是比喻。

王逸《楚辞章句》说：“言时世之君无道，不足与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将自沉汨渊，从彭咸而居处也。”（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页605）

王逸所谓“自沉汨渊”之说，从何处来？“自沉汨渊”的“汨渊”，是指“汨罗江之深渊”吗？如果是，王逸从何处（何书）知悉此事?

王峻校本《水经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彭咸是不是“投水而死”？这问题，是有待研究的。彭咸，似是巫者。《尚书》有“巫咸”（殷太戊时巫官，掌占卜、祭祀），马融注：“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62）。

屈原为楚芈姓，与彭姓同出祝融、颛顼一系。彭咸可被视为楚族远祖、巫贤。

《山海经》有巫咸国（今重庆巫溪一带），为上古巫文化中心，非水下世界。先秦无任何文献称彭咸 “投水”、“自沉”。因此，我们相信，“彭咸之所居”至少有两种合理解读：

一、巫者 / 先祖的居所：指巫咸所在的巫咸国或西方圣地（《离骚》“指西海以为期”），是楚族精神祖地。

二、“居”作“自处、立身之道”：“从彭咸之所居”即效法彭咸的操守与处世准则，非追随其葬身地。

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王逸的“（彭咸）投水而死”之说，与水有关，而早在西汉，刘向《九叹》就说：“九年之中不吾反兮, 思彭咸之水游”（汤炳正等注《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页361），不过刘向仅言“水游”，未说“投水而死”。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并无提及彭咸。

总之，彭咸水死之说，没有汉代之前的文献能提供证据。

《屈原研究》增订本

《怀沙》写过“汨罗”？

以《离骚》（彭咸）来推衍“投水而死”之说，属于证据不足，那么，《楚辞》其他篇章又如何？有没有其他篇章可以证成“屈原水死”？

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作《怀沙》之赋后，“怀石，自投汨罗以死”。太史公这说法，变相将《怀沙》视为投汨罗江之前的绝笔（汤炳正疑应作“作怀沙之赋”，没有书名号。

汤炳正的意思是：别人据屈原自沉传说，称此“滔滔孟夏”篇章为“怀沙之赋”。参看汤炳正《屈赋新探(修订本)》，华龄出版社2010年版，页102。另参《楚辞今注》页157）。

《怀沙》的乱辞：“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怀质抱情，独无匹兮。伯乐既没，骥焉程兮？万民之生，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处“汨”字主要解为“奔流湍急”之意，形容江水汹涌分流，也可能象征主人公的内心激荡和离散之情。

陈第《屈宋古音义》，中华书局2011年版。

古籍注释多视“汩”(音“骨”)为动词，源自《说文解字》“汨，乱也”，指水流混乱奔腾。《楚辞章句》释“汩”为“流”；洪兴祖《楚辞补注》认为“汩”是“水声”或“涌出”（黄灵庚点校《楚辞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页223）。

总之，王、洪均释“汩”为动态湍流，非静态地名。

汩，不是汨（mì,字型瘦长）

《怀沙》的“乱辞”，开首是“浩浩沅湘，分流汩兮。”这里，“汩”读作“骨”，属于古韵韵部中的“物部”（黄耀堃《屈宋承传：辞赋古乐论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页205）。

黄耀堃《屈宋承传：辞赋古乐论集》

“汩”（音骨）不是“汨”（音觅）。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训“汨”（mì）为水名，其原文：“汨，长沙汨罗渊，屈原所沈之水。从水，冥省声。莫狄切。”（《说文解字诂林正补合编》鼎文书局1977年版，第9卷第139 页）。

“汨罗”的“汨”，字型瘦长。与此相对，“汩”(gu)表示“水流貌”，字型扁平。二字不可相混。

《怀沙》的“乱辞”中“分流汩兮”那个“汩”字是字型扁平的“汩”，而不是“汨”（字型较瘦长，汨罗的“汨”）。

黄耀堃《屈宋承传：辞赋古乐论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洪兴祖将《怀沙》和“自投汨罗”捆绑

历史上，“怀沙”是怎样和“屈原投水”联系上的？

北魏郦道元(?—527 )《水经注·湘水注》:“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版，页856）。

郦道元提及屈原怀沙自沉于汨水。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怀沙》中的“汩”不是“汨”。

他说的“屈潭”，似乎不一定江流，和司马迁所说“乃作《怀沙》之赋，遂自投汨罗以死”未必一致。当然，两种说法中，都有“汨罗”二字。

另外，郦道元说“屈原怀沙自沉于此”，那“怀沙”二字，可以是动宾结构（“沙”是宾语），不一定指《怀沙》。

《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版。

洪兴祖《楚辞补注》有一段话，强化了《怀沙》和“汨罗”之间的关联。

洪兴祖注意到“汩”不指向汨罗。可是，洪兴祖不愿舍弃《怀沙》和屈原自沉的关系。

洪兴祖的《怀沙》总评：“此章言己虽放逐，不以穷困易其行。小人蔽贤，群起而攻之。举世之人，无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见，仗节死义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怀沙》之赋，遂自投汨罗以死。’〔屈〕原所以死，见于此赋，故太史公独载之。”（黄灵庚点校《楚辞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页225）。

简言之，“投汨罗以死”和“原所以死，见于此赋”两者，被洪兴祖捆绑在一起。“投汨罗”指投身汨罗江；“此赋”就是《怀沙》。

其实，《怀沙》完全没有提及“汨罗”，赋的内文也没有写屈原死，但是洪兴祖“见于此赋 ”之言表达了“屈原作《怀沙》，内文写自沉于汨罗”的意思。

郦道元所说的“此”是汨罗渊，洪兴祖说的“此”是《怀沙》。

“汩”(gu)根本就不是“汨”(mi)，这点洪兴祖是知道的。然而，洪兴祖的言论客观上将《怀沙》和实际地理上的汨水、汨罗江联系起来。

《洪兴祖楚辞补注研究》

屈原“临死前”所写？

有些学者认为，《怀沙》写作时间大约可以定于屈原临死前，《怀沙》是诗人的绝命词。司马迁（约前145–前86年）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怀沙》和屈原之死有明确记载和评论，将《怀沙》视为屈原绝命之作、忠义终章。

司马迁写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放逐至江南，与江潭洲夷处甚安。有一夫始来，曰‘何不反？’于是屈原曰‘天下与我而相害，岂以一去反！’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 遂自投汨罗以死。”（《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史记・屈原贾生传》四库丛刊本

司马迁是不是将《怀沙》乱辞中的“汩”(gu)看成“汨”(mi)？这点，我们不能确定，也不宜妄自猜度。无论如何，据司马迁的措辞来看，屈原作赋后“遂自投……”，这说法使人感到屈原写完这篇《怀沙》赋后就投身汨罗江了。

司马迁的说法，可能对东汉的王逸有影响（王逸说“自沉汨渊”，但王逸没有引《怀沙》的内文以证）。

司马迁早于王逸约200年。司马迁为西汉太史令，著《史记》记屈原与《怀沙》；王逸（东汉建安中，约公元110–约220年）则为《楚辞章句》序作者，为《史记》后学。

毛健《湘江流域文化研究》一书引“分流汩兮”，接着就说“遂怀石沉于汨罗江”（毛健《湘江流域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看来，作者是将“汩”和“汨罗江”混为一谈。

杨胤宗《屈赋新笺・九章篇》引戴震: “汩，俗本与汨罗字溷。”（《屈赋新笺・九章篇》，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页252）。

杨胤宗《屈赋新笺・九章篇》，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

是“怀沙”“抱石”? 还是“长沙”？

南宋朱熹似乎也察觉到《怀沙》没有写到汨罗江，所以在论屈原时侧重“怀沙抱石、自沉”之旧说，而不特别标举汨罗江这一水名。

可是，《怀沙》的内文，完全没有提及“抱石”。

“抱石”的出现，令人联想起训诂学上的“增字解经”。“抱”“石”都是解释者自己增添的。为什么要增添？因为增加了“抱石”就比较能配合“（抱石）自沉”之说。——抱石沉水自杀的可行性比“怀沙自沉”的可行性高。

朱子《楚辞集注》说：“‘汩’，音骨，水流声”（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页90）。朱子的《怀沙》“题解”说：“言怀抱沙石，以自沈也。”

后世释《怀沙》者，颇有以“怀抱沙石”为解，例如东方朔《七谏》“怀沙砾而自沈，不忍见君之蔽壅”（汤炳正等《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页292）。这是沿用旧说，但是，释“沙”为“沙石”本来就不大妥当。

汤炳正等《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怀沙》的“沙”也许不是指沙砾，而是指“长沙”。

有学者认为《怀沙》是屈原流放中怀念长沙的诗作。

李陈玉《楚辞笺注》说：“怀沙，寓怀长沙也。”（洪湛侯《楚辞要籍解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清人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也认为“怀沙”并不是指屈原怀抱沙石，而是怀念长沙之意。“沙”，是简称长沙为“沙”。（“哀郢”之“郢”，是郢都之简称；“涉江”，是简称长江为“江”）。　　为什么怀念长沙？

蒋骥认为长沙是楚王祖先的始封地，“归死先王故居，则亦首丘之意，所以倦倦有怀也”（《山带阁注楚辞》卷四），义同“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哀郢》句）。

蒋骥解释：“怀沙之名，与哀郢涉江同义。沙本地名〔……〕若以怀沙为怀石，失其旨矣。”(于淑娟点校《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页124)。

如果“怀沙”的“沙”是“长沙”，那么，“怀沙”就和“抱沙石”没有必然的关系。但蒋骥没有否定屈原要寻死，蒋骥说：“怀其地，欲往而就死焉耳。”意思是：屈原怀念长沙，想在长沙终结自己的性命。

《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怀沙》是绝命辞？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新著》认定《怀沙》是屈原的绝命辞（《中国文学史新著》修订版第二版页109、页123），却不肯定《怀沙》之后屈原还有没有别的文章。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怀沙》文本的“生产条件”，提出独到的见解。

宇文所安在《瓠落的文学史》一文中说：

你是不是真地相信屈原在自沉以前写了《怀沙》？他确实把它抄写在竹简上了吗？他是否用了那些结构复杂的楚国‘鸟文字’？他又是从哪儿得到竹简的呢？既然敲成的竹简一木刻好就可以做好的话，屈原这一定是挑肩带了很多竹简来著。

那么一个人出行在外随身带一大摞竹简是不是常见的现象呀？（我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在屈原的时代，除了在一些特定的地点之外，比如说国家档案馆或者需要做笔录的外交场合，“书写”到底是不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

还有，屈原在没有书目系以自系非这些竹简，以确保它们的顺序没有被破坏？用当时那些复杂的文字来写《怀沙》得花多长时间？在文学想像力的展翅翱翔和书写行为的缓慢速度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是谁把这篇作品从原其传流域的荒野带回文明世界？如果有这样一个人，那么他又是如何得到这篇作品的呢？（宇文所安著; 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13-14）。

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

宇文所安推想《怀沙》作为绝命词流传于世的物理可能性（刻于竹简？），他的潜台词是不大相信屈原临跳入江水之前作《怀沙》并在江边刻字于竹简。

《楚辞》之中，哪一篇是屈原的绝笔？《怀沙》不是唯一的“选择”。古往今来，约有下列几种主张：

(1)《怀沙》说：代表为司马迁《屈原列传》，支持者有今人高亨、陆侃如、刘永济、刘大杰等等。

(2)《悲回风》说：代表为王夫之《楚辞通释》、王闿运《楚辞释》。

(3)《惜往日》说：代表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4)《哀郢》说：代表为黄文焕《楚辞听直》。

汤炳正《屈赋新探(修订本)》，华龄出版社2019年版。

汤炳正对“屈原的绝笔”问题有简要的综述，可以参看（《屈赋新探(修订本)》页109）。

传说，能当成史实来写？

上文笔者已经讨论过，所谓屈原“死于汨罗说”首见于西汉。屈辞本身没有“汨罗”，到了西汉，才有贾谊、司马迁提到屈原自沉汨罗。

司马迁之前，西汉人贾谊《吊屈原赋》云“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龚克昌等评注《全汉赋评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页5）。

龚克昌等评注《全汉赋评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史记》记载：“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这样一说，司马迁就把屈原的卒年拉到他作《怀沙》之后。　　游国恩认为“汨罗说”不一定是妄说。游国恩辨解：“贾谊远在太史公前，屈子沉渊之事，已仄闻之，则《史记》所称，亦非无据。况贾生汉初之人，距屈子之死不过数十年，其时湘滨之长老或且亲见之。安得概以寻常之传闻而斥为诬妄？”（游国恩《游国恩楚辞论著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三卷页327）。

游国恩认为司马迁所载有贾谊的说法为据，不是妄说。

然而，贾谊已承认他自己是“侧闻”。如果司马迁是以贾谊之言为据，那也只是以“侧闻”为据。游国恩自己有何判断？游国恩说“湘滨之长老或且亲见之”。“或且”，也是表示“不能确定”。

可是，张隆溪教授的说法是肯定的。

张教授说：

Qu Yuan here seems to announce his decision to die by drowning himself, and that isexactly what he didwhen he witnessed the irreversible turn of thing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 (Zhang, 2023:30)

所谓 “exactly what he did”指屈原“正是自沉而死”。

张教授说exactly what he did，说得这般肯定，为什么？“屈原自尽”是史实吗？张教授不是掌握了新证据呢？

游国恩《游国恩楚辞论著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自沉汨罗说”与“殉国”“爱国”

现在，谈论屈原的死所，一般人的印象是他“（死于）汨罗江”，而不是“湘流”。（按：汨罗江，是湘水下游的支流之一。有些人泛称湘、汨为“湘水流域”。）我们姑且将屈原投汨罗江自尽这说法称为“汨罗说”。

“汨罗说”比较通行，和《怀沙》是脱不了干系的，而脱不了干系的关键人物是司马迁和洪兴祖。

洪兴祖说：“原所以死，见于此赋，故太史公独载之。”洪兴祖推测《史记》收录《怀沙》的因由：因《怀沙》涉及屈原之死，所以太史公特重《怀沙》。

然而，推测所得的“原因”并不限于洪兴祖所说，例如，今人黄耀堃教授也做过推测，他说：“也许〈怀沙〉是司马迁亲自在当地采集得到的作品，所以作为第一手的材料放进《史记》里面。” (黄耀堃《屈宋承传》，中文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9篇，页200)。这就是说，因“资料珍贵”而特别重视。

由于王逸没有引《怀沙》的内文以证“自沉汨罗”之说，所以，洪兴祖本人的说辞才是“《怀沙》写屈原死于汨罗”的关键。

其实，洪兴祖根本没有“补说”汨罗什么，他只用了“话术”令《怀沙》和“汨罗说”相配。　　无论如何，洪兴祖的说法（“原所以死”），事实上巩固《怀沙》在“汨罗说”的地位。一般人不一定会去细究“原所以死，见于此赋”到底指什么。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怀沙》里只说：“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确实有提到“死”，但全篇既没有“自沉”的痕迹，更没有“怀石”的痕迹（汤炳正《屈赋新探(修订本)》页102）。

简言之，一批注释家似乎误看《怀沙》篇中“汩”字为“汨”，另一批注释家注重“沙(石)”，还有一批注家看重“长沙”，例如李陈玉、蒋骥等人联想到“（死前怀念）长沙”。

这样一来，纵使《怀沙》没有写汨罗江，《怀沙》都很难脱离“屈原自沉汨罗”这一传说。这是后世层累造成的局面。

旧时，有学者站在儒家的立场，批评屈原志行不合乎中庸，不可为法（陈炜舜《明代前期楚辞学史论》，台湾学生书局2011年版）。

陈炜舜《明代前期楚辞学史论》台湾学生书局2011年版。

不少论著认为屈原“投江自尽”是殉国，是爱国行为（杨建《中华道德楷模（古代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页6），虽然闻一多不同意屈原“爱国而自杀”这种意见（闻一多《读骚杂记》，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页321。)

在现代社会，核心基调是反对自杀、重视预防，另一方面也致力于消除对自杀的污名化（因为污名化可能影响求助的及时性）。

结论

《楚辞》所收录的屈原作品中只有“汩”（音骨），没有表示水名的“汨”（音觅）；“汨罗”作为水名，是后世文献（如《史记》）才出现的。

“汨罗”作复合水名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没有确凿例证，全无影踪。

如果有人认定《楚辞・怀沙》写了屈原“自沉汨罗江”，那么，本文正是对这一传说的“祛魅／disenchantment ”——汨罗江是西汉时期才和先秦的屈原产生关联。

《离骚》《九歌》《九章》《天问》中，也没有“汨”(mì)字，只有“汩”字(gǔ)。《离骚》“汩余若将不及兮”、《怀沙》“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浩浩沅湘，分流汩兮”，这些诗行中都是用“汩”(gǔ)，意为水流迅疾或时光飞逝。而“汨”(mì)是水名，专指汨罗江，此字在屈原作品中没有出现过。　　屈原“投水自尽”“自沉汨罗”并非《楚辞》文本本身可以证成的“史实”，而是自西汉以降在史传、训诂与地志中逐步层累、固化的传说。

事实上，屈辞中的“屈原”说过：“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未提“汨罗”。严忌《哀时命》和贾谊《吊屈原赋》提及“汨罗”，但这两篇明确不是屈辞。

《渔父》中的“湘流”其实也值得关注，因为“宁赴湘流”至少有《楚辞》文本的支撑。也许是这个缘故，近人黄灵庚宁愿说：“沉湘自杀”(黄灵庚《离骚校诂・修订本》，崧烨文化2024年版，页749)，而不是“自沉汨罗”。

黄灵庚《离骚校诂》，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西汉贾谊“侧闻屈原自沉汨罗”、司马迁说“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再加上郦道元“屈原怀沙自沉于此”以及洪兴祖“原所以死，见于此赋”的关键诠释，把《怀沙》与“抱石／怀沙自投汨罗”的死法强行绑定，使之逐渐从“传闻”、注疏推论，变成后世普遍不加怀疑的“常识”。

死于“湘流”、死于“汨罗”两种，目前是“汨罗说”占了上风。但“自沉汨罗”只是传说，而且来历不明。

另一方面，关于彭咸“投水而死”的说法，先秦典籍并无根据，实为东汉王逸依其义理解读《离骚》而创出的训诂之说，与先秦巫咸／彭咸作为巫者、先祖形象的原貌并不相符。

张教授一方面说Qu Yuandid throw himself into the Miluo Riverin today’s Hunan Province(张教授用did加强了确认的语气), 另一方面又承认龙舟入江驱鱼救屈原等等是legend (见于书中的脚注:The legend goes thatwhen people heard the news that Qu Yuan had drowned himself in the Miluo River, they rushed to the River in wooden boats, beating drums, shouting, and splashing the water with their paddles to drive evil spirits and fish away. See p.33)

那么，屈原投江自尽是不是legend呢？莫非，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想告诉读者：屈原投汨罗江自尽是真有其事，而楚人驾舟击鼓为屈原驱鱼等等是传说？

陈鸿图《王逸楚辞章句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现代学界固然多数沿用“屈原溺死汨罗”的说法，并赋予其殉国、爱国的象征意义，但较严谨的史学与文学研究，往往会区分“汉以来的文化传统与集体记忆”与“可由第一手材料证实的历史事件”，在语气上倾向使用“相传”“据说”“传统认为”等表述。

从这个角度回看，张隆溪教授以“Qu Yuan did throw himself into the Miluo River”和“that isexactly what he did”这类带有强烈确定语气的英语叙述，实际上是将本属传统传说与后出诠释的内容，提升为无待质疑的历史事实。

若从史料学与文本学的严格要求来看待，更合适的写法，应当是明白标示“屈原投汨罗”只是一个自西汉以来影响深远、与端午节仪式、民族记忆纠缠在一起的传说，而不是“exactly what he did”式的确证结论。

M. Kern, S. Owen ed. Qu Yuan and the Chuci New Approaches (Brill, 2023)

附记一 “殉国”与爱国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比较特殊的地位：他的作品反映他关心国事，他的死也和“殉国”拉上关系。

张隆溪教授也用patriotic (爱国) 形容屈辞。张教授说：

Li sao or “Encountering Sorrow” is a great poem about loyalty, political intrigue, moral courage and integrit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oneself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apatrioticpoem filled with tragic pathos and a personal tone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中国的文学史，原本就和“爱国”教育的关系密切。戴燕说：“……爱国主义，恰好又是近代国家的学校教育的一个最核心观念，……”（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增订版）》，页88）建国后高校的中国文学史课“保持与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性”（页95。）

关于古代作者的“爱国情操”，读者可以参看：洪涛《古人的仇外、近人的“patriotic”——谈文学史家的“书法”和表彰之词（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七）》。

附记二 文学与民俗

屈原之死，和中国的端午节风俗或有关系。

张教授书中，注释的数目寥寥可数，在这种情况下，与屈原有关的一个注释显得特别详细：

The legend goes that when people heard the news that Qu Yuan had drowned himself in the Miluo River, they rushed to the River in wooden boats, beating drums, shouting, and splashing the water with their paddles to drive evil spirits and fish away. They also threw zongzi, a small pyramid-shaped glutinous rice delicacy, into the river in the hope that fish would eat these instead of the poet’s body.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in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was supposedly the day Qu Yuan died, and it gradually became a day in commemoration of this great Chinese poet, known as duanwu jie or “double fifth festival,” when many cities would hold exciting boat race with teams of brilliantly colored “dragon boats” in competition, so it is also known a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t is the tradition to eat zongzi at that time. (p.33)

这个注释，把屈原之死与端午节、龙舟竞渡、吃粽习俗等等，都做了说明。

另一个华夏节日“七夕”(乞巧节)，就没有端午的“地位”。“七夕”与“牛郎织女”神话相连，是“每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日子；这个爱情母题在汉代就已成形，汉末魏初曹丕的《燕歌行》描写了“牛郎织女”传说的细节，但是张隆溪教授的译文有删略（参看：洪涛《爱情隔阻，凭空消失——曹丕的“星汉”、曹雪芹的“白首双星”(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五十七)》，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6-1-12）。

洪淑苓《牛郎织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

七夕鹊桥会，也是 legend，而且是典型的民间爱情传说。何以张隆溪教授重五月五端午而轻七月七？对此，我们感到莫名其妙。

附记三 文学书写的问题

“屈原投汨罗”是构成民族记忆的核心传说。

“作为文化象征的屈原之死”与“作为历史事件的屈原之死”应该区分开来。文学史家在写作中如果模糊这两层，是不可取的（参看：洪涛《李白也骑驴？李白是谁?——当文学与形象工程发生关系(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五)》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06-20。

在方法论层面上，“历史的叙事边界”与“传说的叙事边界”也不是同一的。有时候，“传说/ legend ”和“神话／myth” 的作用相似（参看 L. A. Schneider, Madman of Ch'u: The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传说与历史却不可同日而语。

L. A. Schneider, Madman of Ch'u The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

附记四 自杀・爱国

“屈原自杀”和“屈原爱国”往往“被捆绑”。许多人不区分两者：或说屈原为爱国而自杀，或说屈原自杀足见他爱国。

闻一多对“自杀=爱国”有思辨。

闻一多在《读骚杂记》一文提及：“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这才真是《离骚》的作者，但去后世所谓忠君爱国的屈原是多么辽远！说屈原是为爱国而自杀的，说他的死是尸谏，不简直是梦呓吗？”（《闻一多全集・楚辞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页4。此文原刊于1935年4月3日天津《益世报》)。

《闻一多全集》

闻一多敏锐的地方在于：如果只要“为某种价值而亡”就自动等于“爱国烈士”，那么古今太多自杀事件都可能被过度浪漫化，因而忽略了其中还有复杂的因素，例如：自杀可涉及个性因素、病理、绝望、孤立无援等等。

古时的“忠君”，等于今日的“爱国”吗？

此外，“忠君爱国的屈原”这一价值观念，是不是后世（汉代和汉代以后儒家伦理）建构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