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江姐丈夫的前妻，为抚养江姐的孩子，将亲生骨肉送进孤儿院

1949年11月，重庆南山烈士陵园里飘着细雨。42岁的谭正伦抱着三岁的彭云，默默立在江竹筠的墓前。孩子并不明白“烈士”是何意，只轻声问：“妈妈什么时候醒来？”那一刻，谭正伦没能回答，她只是把伞举高一点，仿佛这样就能替江竹筠挡住秋雨。

时间拨回二十年前。1930年冬，奉节县的山路崎岖又潮湿，16岁的谭正伦挑着沉重的柴担跟在丈夫彭咏梧身后。彭家清贫，能让读书的男人坐在书桌旁，全靠少女的双肩。白天打柴、夜里纳鞋底，一年到头省吃俭用，再向邻里借些钱，才够支付学费和盘缠。有人笑她“傻”，她咧嘴回应：“他念书有出息，日后能救人，苦算什么？”

1938年，彭咏梧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每逢寒暑假，他常带地下同志回家商议工作。粮食不够，谭正伦便把仅有的糙米和腌菜端上桌，自己啃红薯叶充饥，夜里把唯一的被褥让给客人，用稻草搭就的小铺就地而睡。山里的夜风穿过竹缝，她仍轻声叮嘱：“有暖被子就安心想大事，别分心。”

1941年春，彭咏梧被调往重庆。临行前写信：“带孩子来城里，共谋生计。”那时彭炳忠正在出麻疹，谭正伦还筹划着乡镇妇女纺纱社，想把欠债一次还清，也想再寄些钱到前线。她没有动身，只回了一句话：“家中可托付，莫挂心头。”

再后来，信断了整整六年。山村音讯闭塞，谭正伦仍按习惯每月去镇邮局询问。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摇头。直到1947年初夏，一封署名“江竹筠”的信横空而来。江竹筠自称共产党员，现与彭咏梧共同执行川东任务，请谭正伦携子赴渝，照顾他们不足两岁的儿子彭云。信纸边角还有一句手写附言：“大局为重，盼解吾忧。”

面对陌生女子的恳求，谭正伦整夜难眠。个人情爱与革命使命在心中拉扯。天亮后，她挑灯算了最后一笔账：卖掉屋后的竹林抵旧债，纺纱作坊留给同乡。她想通了，“他干革命，我也干革命，只是各自的战场不同”。

这一年秋天，奉节到重庆的嘉陵江水位正高。小船摇摆，谭正伦怀抱彭炳忠，手牵彭云。两岁的彭云哭闹，她哼着土家摇篮曲：“月亮弯弯照满江，小船悠悠到哪方。”歌声在水面碎成涟漪。

到重庆后，坏消息接踵而至。国民党特务日夜搜捕地下党，江竹筠与彭咏梧又被派往川东。临别前，江竹筠把孩子托付给谭正伦，语速很快，却真挚：“孩子是革命的火种，交给你，放心。”彭咏梧补充一句：“幺妹，这份情，来日再偿。”谭正伦只是点头，没有说话。

1948年11月，江竹筠被捕。审讯室外，狱警讥笑地说：“你还想见家人？”她淡淡回绝。半月后，《新华日报》刊出被捕公示，地下交通线传回消息：江竹筠遭酷刑仍守口如瓶。谭正伦看完字迹，沉默良久，把两名孩子搂在怀里，却发不出声音。

敌人加紧搜查。带两个孩子举步维艰，她只得做出惊人决定：将九岁的亲生子彭炳忠送入教会孤儿院。“妈妈会接你回家。”她悄悄在儿子衣角缝上一片布条，上面绣小名“忠儿”。那天夜里，山城的街灯昏黄，彭炳忠回头哭喊：“我不走！”工作人员劝她赶紧离开。她咬着嘴唇，直到转角听不见哭声，才蹲在石阶上失声。

1949年10月1日，重庆获得解放。枪声停歇，谭正伦抱着彭云，第一件事就是跑遍山城，试图找到江竹筠。重庆渣滓洞监狱早已空无囚车，只剩弹孔累累的围墙。一位老看守悄声告知：“三月前，已就义了。”她愣在原地，泪水被山风吹干，再爬上歌乐山时，她是去烧一炷香，而不是探监。

祸不单行。年底的电文传来：彭咏梧在绵州突围战中牺牲，年仅三十七岁。这一次，她在床头坐了整夜，第二天仍要出门为孩子置办棉衣。认识她的人说，她的背影好像忽然压了秤砣，却没有弯。

日子继续。她把寡居老人接来同住，在南岸摆了一个针线摊，缝补、补鞋、纳鞋底，每天能挣三四百文。彭云上私塾，彭炳忠周末回家。兄弟俩穿同样磨出的补丁衣服，却常对外人说：“我们有两个妈妈，一样好。”

1960年，全国进入艰难时期。粮票紧张，她却坚持让两个孩子都吃饱。有人劝她把大的送去当兵分粮，她摇头：“一个母亲能吃多少？让娃先长高些。”那年冬天，她自己几乎日日红薯干度日，双颊消瘦得发青。

1965年盛夏，彭云带着哈军工的通知书回家。那纸公函在夕阳下闪光，犹如金灿稻穗。邻居们前来道喜，老人们感慨：“忠厚有报。”彭炳忠已在县机修厂工作，兄弟俩合力把母亲接到城里住，但她更愿守着乡下小屋，“地里那几棵果树是你爹栽的，我离不开。”话虽轻，却掷地有声。

1976年1月，春节将至，北京的彭云写信来接母亲团聚。谭正伦坐了一夜火车，刚出站便突发脑溢血倒在站台。抢救无效，终年七十岁。火车站广播里正播放《春天在哪里》，人群喧闹，钟声清脆，仿佛在催促归家。她未能踏进儿子的新居半步，却用一生证明了“母亲”二字的分量。

当晚，北京医院的长廊里灯光惨白。兄弟俩扶着彼此，泣不成声。有人递来遗物，除了那块绣着“忠儿”的旧布条，还多了一张发黄的纸：江竹筠当年留给谭正伦的两句嘱托——“愿你常安，愿他长大。”字迹锋利，如同她的性格。

多年后，彭云回重庆扫墓，路过当年母亲摆摊的小巷。破旧的木门紧锁，风铃依旧叮当。邻居回忆：“她常说，人活一辈子，命可以给革命，心得留给孩子。”这话平实无华，却足以穿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