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章含之不会翻译“越俎代庖”，周总理听后，提出一个要求

灯光亮起，周恩来总理与客人们相互寒暄。气氛亲切，没有拘谨。觥筹交错中，话题从友好合作聊到文化差异，再落到各国政府的职能。周总理谈起古代礼制，忽然举了个例，“我国典籍里有四个字形容官员插手本不该管的事——越俎代庖。”说罢，他把目光转向身旁的女翻译。

章含之心里一紧。她明白这句成语的典故：周礼中主祭的“司祭”叫“祝”，主食的“大夫”叫“庖”，两者分工明确，互不得越。可再清楚的典故，也得化成凝练的外文。桌边音乐悠扬，她心里却像打鼓。短短几秒，她还是没找到满意的对应说法，只能略作解释，却自知力有未逮。

宴会结束，灯光渐暗。周总理回到休息室，仍旧笑意温和：“小章，刚才那四个字难住你了？”她点头，面露羞涩。“回去多向行老请教吧。”周总理轻声嘱咐。所谓“行老”，正是她的父亲——章士钊。话音不重，却让她仿佛听见心底那根琴弦被拨动，余音发酸。

记忆瞬间倒回二十三年前。1949年10月，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尚未散尽，她跟着母亲从上海一路北上，到北京与父亲团聚。那时的北平对一个惯于摩登都市节奏的少女来说，显得古旧、冷清、处处陌生。家被安排在东四一处狭长的旧宅，屋檐低矮，墙皮斑驳。她皱着眉，父亲却只说：“能住就好，不必张扬。”

为了让女儿融入新环境，章士钊每天饭后挽起袖子，拿出《古文观止》，一句一句讲解。《离骚》《桃花源记》成了父女共度时光的纽带。女儿却更向往舞会与留声机，对这些“掉书袋”的文章生出一种压抑——她认为北京夺走了自己的青春。于是常常闹情绪，摔门、赌气。章士钊无奈，只好换个法子，让她跟一位白俄老太太学俄语，回家后再教他。老先生自信凭“共学”能化解疏离。

可叛逆的火苗已烧成篝火。某晚，父女矛盾爆发。书卷摔在地上，墨汁溅到桌角。少女哭着喊：“我不想留在这里，也不想学这些东西！”老人没有再多言，只是默默拣起书卷，用手帕擦去封面墨迹。自那以后，客厅里少了朗朗书声，也少了深夜小酌时的轻叹。

时间推着人往前走。1960年代后期，章含之走上翻译岗位，才慢慢体会到父亲当年的良苦。她跟人提起旧事时，总轻轻摇头：“当时只恨自己太倔。”然而懂得再迟，仍比永远不懂好。于是她重拾古文，夜深人静时，对照父亲批注过的《庄子》默读，一边在心里默念音节，一边回忆父亲的声调。

再回到1972年那一夜，她从钓鱼台出来，车窗外长安街的灯像流水。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她提着热豆浆和两个烧饼，敲开了父亲在王府井旧居的房门。老人正伏案抄经，光线昏黄。她轻声道：“爸，您能给我讲讲‘越俎代庖’吗？”章士钊抬头，摘下老花镜：“这不难。记住，’越’是逾越，’俎’管祭祀，’庖’管烹饪。各司其职，别越位。懂了吗？”她点头，心里却翻涌：这不正是父亲年轻时就告诫过的做人分寸？

之后几个月，她翻遍《尚书》《礼记》，把常用典故逐条摘录。出席下一场高规格会谈时，再遇成语难题，她沉着译出：“to usurp the duties of the cook”。对面外宾满意地点头，周总理微微一笑，却不再多言。场合依旧热闹，她的内心却比任何时候都安稳。

遗憾并未消失，弥补正在进行。章含之回家陪父亲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多，老人写得一手圆劲小楷，桌角堆着未曾整理的札记。多年后，他的身体终究不支，那些字条成了她案头的常客。翻译的道路依旧漫长，但只要墨香尚在，那四个字的提醒也就一直在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