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不干脏活，想做个“好人”

面前是一个走进上海的人潮就会被淹没的普通男孩，他留着优雅的络腮胡，喜欢根据衣服搭配不同样式的耳环，随身携带保温水杯，背普通的布包，说话很快，笑声很大。我们一共有过三次谈话，第一次在线上，谈话核心是益盒倡导的“有效公益”；第二次是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那天我们以私人身份会面，他比较放松，跟我讲了一整晚动物保护；第三次在上海，我要求跟着李治霖去上班，体验“益盒”的工作。

采访李治霖的好处是，你几乎永远不用担心他没话说。这非常合理，他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要不停地告诉别人，益盒是什么，有效公益是什么，以及这些事情有多重要。如果继续了解他，你会发现，他本人就是按照他相信的这些原则在生活的跟治霖的第二次见面，在很多微小的地方改变了我。当我使用洗脸巾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拒绝使用一次性用品。当我出去吃饭，素餐开始进入我的选择范围。当我看到社交媒体上普遍的收入和阶级焦虑时，我会想到可能还有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做一台手术只需要20分钟左右，但是当地很多老人不知道它是可以治疗的，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就应该瞎掉。但那些知道白内障可以治的老人，走出门到县城甚至省城接受治疗和手术仍然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出了门，可能家里卧床的老伴就没人管，或者猪没人喂。政府和医院也在推动主导防盲工作，但是自上而下的力量会漏掉不可见的末端，而医院的医生可以给病人做手术，但是不能帮病人喂猪。新奥的朋友会用这个事实来解释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白玉县，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李治霖会用这个案例来说明，为什么技术的发展到成果的普惠之间，存在一大段距离，在追平这个距离之前，有人受益有人受苦的社会性的参差，就叫不公平。

开始思考什么是“好”的时候，李治霖大概不到20岁。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的一系列思想学说，成为益盒的理论基础。益盒倡导让捐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研究什么公益项目最值得我们投入金钱，为了让结果可信、影响可见，他们进行大量智识工作来分析这些事情背后的科学与哲学逻辑。我最开始知道益盒，是因为他们分享的一个有趣的研究结论：仅通过给近视学生配戴眼镜一个学期，他们考试的平均成绩就能显著提高了 14分，相当于多学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