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死亡赛跑的故事，在《中国医生3》中具象化了

《中国医生3》里的急诊室故事不是奇迹，但比奇迹更朴素，也更真实。

作者|阳光

编辑|丁宇

审签|黑玉红

每个医院的急诊科都是集嘈杂、忙碌、紧张于一体的空间，在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人间最极致的悲欢离合。

前不久，《中国医生》系列纪录片的第三部《中国医生3：急诊24小时》播出，用11集的篇幅聚焦急诊室的故事。作为一档持续关注中国医疗体系与医务人员真实工作的纪实影像作品，《中国医生》前两部获得专业认可和广泛的社会反响。

在总导演张建珍看来，《中国医生3：急诊24小时》（以下简称《中国医生3》）将镜头对准急诊室，是因为其在中国医疗体系当中承载的重要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抢救病人的诊室，更是一个国家医疗体系最直观的“脉动”窗口。急诊这张覆盖城乡、分级协作的急救网络，织得密不密、转得顺不顺，直接关系到无数家庭的完整与未来。

《中国医生3》播出后，很多观众被急诊科“和死亡赛跑的故事”所打动，也被全国不同层级医院的专业化和高效运转所震撼。片中真实记录了从乡村卫生所、市县级医院、省级三甲医院到国家医疗中心，从院前急救到术后康复的全链条协作，通过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急诊急救故事，展现了中国医护人员在生死瞬间的专业、勇气与人文关怀，揭示了中国急诊急救网络如何高效运转，守护每一位患者的尊严与希望。

摄制组历时3年，深入全国10家不同层级的医院，累计拍摄超过140天，单次最长连续跟拍27小时，都在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当生命进入倒计时，我们的医疗体系如何与时间赛跑，那些日日夜夜守候在抢救一线的急诊医护，靠什么赢得患者的托付，在生死关头，信任究竟从何而来？

纪录片《中国医生3》的诞生，源于总策划吕传柱教授的一个朴素的初心：“用影像呈现中国急诊医学的全貌。”

作为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前任主委、国家杰出医师、二级教授，他投身急诊一线30余年，熟知急诊工作的强度、风险和重要性，这是一个与社会认知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的工作。“我们有责任将急诊人员的真实状态记录下来。”他觉得，“不能让个别极端案例遮蔽了全国数十万急诊医护人员日日夜夜的奋斗。”

从一个想法到落地执行，这一棒最终交到总导演张建珍的手里。张建珍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长期从事影视传播与实践，媒介与社会研究。作为《中国医生》系列纪录片导演，张建珍长期关注中国的医疗体系，并对行业叙事极为熟悉，急诊室是她此前未曾深入拍摄的故事，她觉得这个角度是有价值的。

正式拍摄《中国医生3》之前，张建珍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只停留在把急诊室里那些社会问题、个人困境都暴露出来，那你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她始终觉得纪录片应该有某种使命感，一部医疗纪录片的价值远不止于讲述几个动人的故事，它更应当将故事置于那支撑生命、精密协作的体系。

为什么是体系？张建珍解释：“急诊不是某个专业科室，而是一个平台科室。这意味着它跟医院里所有科室都有交叉，更重要的是，它串联起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比如，乡镇卫生院遇到重伤病人处理不了，要往县医院送，县医院处理不了，要往更上一级送。”

张建珍说：“急危重症特别讲究时间，抢时间对医生的要求非常高。这是一个体系，一个适用于急危重病人的特殊体系。”

她和创作团队走遍了全国不同层级的医院。从内蒙古的村卫生室、浙江的县级医院、陕西的省级医院，一直到北京和杭州的国家级医疗中心，每一级都是这张急救网络上的一个节点。

《中国医生3》通过对不同层级医院急诊的立体呈现让观众看到，当急危重症发生时，从院前急救到多学科手术的“生命接力”如何展开，基层医生如何第一时间识别风险，并借助系统力量开启绿色通道。“急诊，是国家医疗体系脉动最直观的体现，它考验的是一个从乡村哨点到国家医学中心环环相扣、协同作战的系统能力。”张建珍说。

内蒙古的村医李俊义的故事让她印象很深。他总是背着全科诊疗包，包里装着价值500元的设备，能测血压、心电图、血糖。他给村民做慢病管理，近5年村里没发生过一例心梗、脑梗死亡，成了村里的“活招牌”。脑卒中患者发病，村医一个电话，就打通了奔向大医院的“生命高速”。

“中国的乡村医疗已经数字化了。”张建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500块钱的诊疗包就能解决村民对基础疾病管理的需求。心梗、脑梗这类急症可以提前筛查、提前预防。”她是在拍摄《中国医生3》的时候才真正理解这件事的，“14亿人口的大国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在北京协和医院，她拍到了另一个层面的体系。“协和很厉害，但床位有限，有些病人病情危重，但治疗方案已经很成熟，就会被转到医联体医院去。”这不是放弃，而是承接。张建珍说，大医院的医生去新疆、喀什做对口帮扶建医联体，“你会发现，中国的医疗从各个角度解决14亿人的（看病）问题。”医联体的情节播出后，很多观众被其中的细节戳到了，医院为了减少患者和家属的焦虑，要反复对接病情和沟通，让大家明白，转诊不是放弃治疗，而是更多的希望。

《中国医生3》首映礼上，联合出品人许培海用四个检验来概括这部纪录片的价值：检验了分级诊疗体系的完整性；检验了各级医疗机构的高效协同；检验了前沿医疗技术的实战水平；检验了医护人员的职业信念与人文精神。

张建珍觉得，这四个检验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那就是急救这张网是织起来的。

《中国医生3》的第一集名为《生命接力》，内容上并没有强调冲突性和戏剧性，而是通过展现急诊科如何快速地接收病人，评估患者病情，提前做好方案，以多学科协作和跨院转运的案例，来说明生命是如何在分秒之间被一棒接一棒地传递的。

关于要不要把这个内容放在纪录片第一集，张建珍其实犹豫过。她坦言“第一集的故事比较弱，不够吸引人”，但在成片时还是把它放在了第一集。总台纪录片频道（CCTV-9）给出的建议是，开篇需要让观众知道这部片子是从什么角度、什么高度来谈这个问题。

张建珍找到的角度是信任，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信任背后往往承载着很多东西，信任不是靠口号建立的，“只有我理解了你背后的所有想法，知道你是在能力范围内尽力为病人考虑，我才会相信你，这是一个非常人文的逻辑。”

她讲了一个在《中国医生3》里被剪掉的故事。病人的女儿和主管医生发生了争执，父亲是爆发性心肌炎，上了ECMO（体外膜肺氧合）。后来发现父亲还是肿瘤晚期，生命可能只剩3到4个月。女儿反复问医生，你能给我做保证吗？医生不能，医学有局限性，这家医院ECMO的存活率已经是全国第一，但没人能保证活下来的就是你。

女儿要做决定，这并不容易。医生也要等待决定，因为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后续治疗如何进行都需要提前做准备。张建珍能理解女儿的崩溃，也能理解医生的考虑，两边的角度都有道理。

这件事带给她最深的感触是沟通的重要性，“很多医疗问题是因为沟通不足产生的”。医生的性格各有不同，有直白的、有委婉的，有时候既要考虑患者的承受力，又要把专业的部分讲清楚，而不是夸大其词。

在第三集《跨越信任的边界》中，四川省人民医院，22岁的年轻患者因为车祸多处骨折。严重的病情在经历手术麻醉之后，使他出现了幻觉，觉得医生要害他。当时只有母亲陪伴在他身边，听到儿子反复说“有人要杀我”，慌乱的她赶紧报警叫来警察处理。

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孙明伟面对这样糟糕的处境，依然反复安慰母子俩，耐心地开导。他说：“我们肯定会保证你活着的，所以说你知道生命很珍贵，你不要再废（调皮）了。”这位患者一周前因摩托车事故送进医院，在手术欠费的情况下，医院仍然给他做了两次手术。即便这个过程中医护人员有委屈，但他们仍然能理解家属的做法。

张建珍说，她拍这部片子的初衷一直没变，增进医患之间的理解。“从讲述个人到讲述体系中的人，初衷从未改变。医生为病人考虑的事情远超我们的预期。我希望让大家了解医生在想什么。”

拍摄《中国医生3》时，带给张建珍最直接冲击的一句话是：“急诊医护是在无常中点燃希望的人。”这句话也成为整部作品的情感底色。

她觉得希望这个词在急诊室的叙事里有它独特的含义。希望不是简单的安慰，不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善意谎言，而是一种更复杂、更沉重的东西。有时候，希望是“我们尽力了”，是“你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中国医生3》第四集《年轻的生命》中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一个孩子的病情已经无力回天，医生和家长做最后的沟通。医生没有说我们没办法了，而是说“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都尽力了”。家长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张建珍说，那一刻医生和家属站在了同一边。疾病是唯一的敌人，他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这种共同经历是希望的另一重含义。它不是对结果的保证，而是对过程的陪伴，这也是张建珍在拍摄中逐渐理解的一件事。

在后期剪辑时，看到一张张脸、一幕幕故事，张建珍常常流泪。很多画面她在剪辑时看了许多遍，每一遍都很难受，“但必须放进去，因为这就是急诊的真实。如果只放救活的案例，那就是在骗人。”

在被问到观众会不会觉得太沉重时，张建珍表示，她担心的不是沉重，而是“看完之后觉得什么都没留下”。所以在剪辑《中国医生3》时，她特别在意情绪的出口，不能只呈现苦难，还要呈现应对苦难的方式。

那个5岁孩子的故事里，医生们抢救了很久，最后宣布死亡时，所有人都沉默了。但镜头没有停，它记录下了医生走出抢救室后，一个人站在走廊里发呆的瞬间。那个背影，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张建珍说：“这不是绝望，这是一个人在承受。承受，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拍摄结束许久，张建珍脑海里仍常浮现那些交织的画面。内蒙古的村医守护着一个村庄的生命线；嘉善县120急救医生第一次独立处理心脏骤停，手在发抖，但没有停下来……她越来越理解，医生对生命的护佑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无数不同岗位的、平凡的医护人员一同的努力。

从《中国医生》第一季到第三季，张建珍对医疗体系的观察越来越深入。长期做一件事，最大的收获就是不会一头雾水，容易找到正确的路。首映礼那天，她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卢骁坐在一起看片。这是她第一次用一种完全放松的心态去观看。

她希望这部纪录片给观众带来的不是绝望、不是煽情，而是一种理解之后的信任，一种看清真相之后仍然愿意相信的力量。《中国医生3》里的急诊室故事不是奇迹，但比奇迹更朴素，也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