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父母欺负的孩子，就会被全世界欺负

春天，游园里，我看到了那个孩子。

她大约一岁上下，刚能扶着东西站得稳稳当当。坐在一辆塑料小车里，腿蹬着地面，身子往前探，眼睛望着一旁的花坛。花坛边有几只麻雀在跳，地上有落叶，有光影，有风。看了一会儿，她从小车里翻了出来，屁股着地，然后手脚并用，朝那个方向爬去。

速度不快，但很坚定。

身后的女人——大概是外婆或者奶奶——很快跟上来，弯腰把她捞了起来。孩子被抱回小车里，身体扭了一下，又往外爬。这次更快，像是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女人再次把他抱回来，语气还是轻柔的：“别去，那边脏。”

孩子没有听。又一次翻出来，这次连爬带滚，已经离小车两三米远了。女人追上去，这回抱得紧了些，声音也不再那么松软：“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

孩子在怀里挣扎，上半身使劲往外拧，小脸涨红。女人换了个姿势，把她箍在臂弯里，开始讲道理：“你看那边有什么好的呀，又脏又晒，回头虫子咬你……”孩子不听，继续挣，身体像一条被攥住的鱼，弹了两下，然后发出尖锐的哭声。

女人的声音变了，带上了一层薄薄的抱怨：“你这个小犟驴，脾气怎么这么差，随谁啊这是……”孩子哭得更凶了，脸埋在女人肩头，手还在往花坛的方向够。但力气渐渐小了，挣扎的幅度从甩动变成了微微的颤动，像一根被折弯的树枝，慢慢失去了回弹的劲儿。

女人大概也觉得孩子哭得有些可怜，语气软了下来，带着哄劝的调子：“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咱们不去那边，回家给你拿好吃的，你想吃那个小饼干对不对？不哭就有饼干吃……”

孩子的哭声断断续续地收了，身体还在一抽一抽的，但不再挣扎。她被抱回了小车里，眼睛还湿着，望了一眼花坛的方向。麻雀已经飞走了。

整个过程，大约四分钟。

这四分钟里，这个一岁上下的孩子完成了一次探索世界的尝试，也完成了一次被禁止的体验。

她想要去一个地方，被抱回，再想去，再被抱回，然后被告知她的性格有问题，她的反抗带来了惩罚——不是打骂，是一种更隐蔽的体验：你让我不舒服了，你是不好的。

最后，一个诱惑被抛出来，她接受了，或者说是被转移了。她的注意力离开了花坛，离开了那片她想亲手摸一摸的地面，那些她想靠近看一看的麻雀。她得到了饼干，失去了什么，她自己不知道。

那一次探索的出走，留在了她的身体里。

很多人来访者带着各种各样的困扰来的。有的人在关系里总是讨好，有的人一遇到冲突就沉默，有的人其实很有能力却总在关键时刻退缩，有的人心里憋着一团火，烧不出去，也灭不掉。

他们坐在我对面，说着说着就会绕到一个问题上——我好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或者，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我不敢要。

或者，我曾经知道，但现在不记得了。

我听着他们说话，常常会想起游园会里的那个孩子。好像她已经长大了，就坐在我面前，可能三十岁，可能四十岁，可能五十岁。她不记得那四分钟了，但那四分钟的形状，却像一块模子，把她很多部分的自己浇铸成了现在的样子。

一个人的自我是怎么站不起来的？

如果往回看，回到生命很早很早的时候，那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发生的：

一个孩子，在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探索的冲动。他爬向一个角落，伸手去够一个东西，盯着一个陌生人的脸看。这些行为，在成年人眼里可能只是“乱动”，但在孩子那里，是他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他认识自己的开始。他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我想要”“我能做到”“我好奇”“我喜欢”。这些微小的感受，像一根一根的丝线，编织成“我”这张网。

可并不是每一次探索都会被允许。

有些探索是危险的，当然需要被制止。孩子要摸插座，要爬窗户，要跑到马路上，这些时候的“不可以”，是保护。

同时可能还有另一种“不可以”，它不是出于安全，也许还出于养育者的疲惫、焦虑、控制，或者仅仅是一种习惯——习惯了孩子待在身边，习惯了孩子听话，习惯了“我说了你就该照做”。

这种“不可以”落在孩子身上，一开始是困惑的。他想去花坛那边，为什么不行？那里看起来很好啊。他不明白，所以他继续去。然后他遭遇了第二次“不可以”，这一次带着情绪——你怎么不听话？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难带？

孩子开始感受到一种新的东西：那不是外界的危险，那来自体验， 来自内部——是自己的不好 。不是因为花坛那边有危险所以不能去，是因为“我”想去，所以“我”不好。这是一种非常早期的、前语言的体验。孩子还不会用“我”这个字，但他已经在感受“我”是被否定的。

再往后，如果这种模式反复出现，孩子可能会发展出一套策略。他会观察养育者的脸色，在探索之前先看一眼，那个眼神是允许的还是紧绷的。他会试探，但试探的方式变得小心翼翼，带着讨好的味道。他会在被禁止之前自己停下来，假装自己本来就不想去。这套策略，在童年时期，是有效的。它帮孩子避免了被否定、被抱怨、被惩罚的痛苦。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要想在这个家里安全地活着，就不要轻易伸出自己的触角。

但，策略是有代价的。

那些伸出去的触角，那些探索的冲动，那些“我想要”“我想去”“我想知道”的念头，每一次被制止，被否定，被转移，都会留下一道痕迹。一道痕迹倒也没什么，但如果是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的、日复一日的、成千上万次的禁止，这些痕迹就可能会叠加成一道围墙。

围墙里面，是孩子真实的渴望、真实的好奇、真实的愤怒、真实的悲伤。

围墙外面，是孩子学会的、被允许的、被赞赏的、安全的摸样。

这道围墙的入口处，立着一块看不见的界碑。上面写着四个字：禁止站立。

不是禁止行走，是禁止站立。

站立，在这里不是一个物理动作，它是一种无形却存在的心理姿态——直立，挺直，把重量落在自己的脚上，用自己的眼睛看方向，用自己的判断做决定。这种姿态，在婴儿时期就开始练习了。一个孩子从爬行到扶站到独走，每一步都是“站立”的练习，既是身体的，也是心理的。每一次他挣脱大人的手自己迈出一步，他都在说：我可以。

如果在心理层面，每一次“我可以”都遭遇“你不行”，每一次“我想要”都遭遇“你不该”，孩子就会慢慢学会一个结论：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站着，我必须靠着点什么——靠着别人的认可，靠着别人的指令，靠着别人的情绪稳定，我才能存在。

这就是“瘫软”的来源。

这种瘫软不是天生的，是被一次次禁止之后，那些用来站立的肌肉——那些敢于渴望、敢于拒绝、敢于表达、敢于离开的肌肉——被反复切断，反复萎缩，最后变成了一滩。

不止在咨询室内，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在职场上，有不少自己的想法，但开会的时候不敢说。他们说“我怕别人觉得我太强势”。他们在亲密关系里，体验着不舒服，但不敢表达。他们说“我怕对方不高兴”。他们在父母面前，早已经成年，但父母一个眼神还是会让他紧张，会下意识地报喜不报忧，会把自己真实的困境藏起来。他们说“我怕他们担心”——但仔细听，那个“怕”的底下，更深的是“我怕他们觉得我不好”。

这个“他们”，早就不是具体的父母、配偶、孩子了。这个“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人内心的判官。这个判官坐在他脑子里，时时刻刻在审判他：你这样不对，你那样不好，你应该再乖一点，你应该再努力一点，你不应该有情绪，你不应该给别人添麻烦……

这个判官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那一次次被抱回小车的体验里来的。是从那一声声“你怎么这么犟”的抱怨里来的。是从那个“不哭就有饼干吃”的诱惑里来的。那些声音被孩子吞进去了，消化不了，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于是，一个人在不需要任何外人在场的情况下，就能完成对自己的围剿。

他渴望做一件事，脑子里立刻有一个声音说：你不行。

他想要离开一段糟糕的关系，脑子里立刻有一个声音说：你不该。

他感到愤怒，脑子里立刻有一个声音说：你不可以生气。

这些声音的源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们已经自动化了，变成了一个人的日常。 他不再需要任何外部的禁止，他自己就是那个禁止本身。

这就是禁区。

不是别人划定的，是自己心里那块地方被围起来，挂上牌子，写上“禁止进入”。禁区里面，是那些被压抑了很久的渴望——想要被看见，想要被认可，想要做自己，想要反抗，想要大声说不，想要逃走，想要狠狠地发一次火，想要不管不顾地去做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这些渴望，在禁区里关得太久了，已经变成了一种模糊的、无法命名的东西。它们出不来，也死不掉，就蹲在禁区里，发出嗡嗡的声响。那个声响，有时候是抑郁，有时候是焦虑，有时候是莫名其妙的身体疼痛，有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

还有时候，是怒气。

那股怒气很有意思。它不是冲着外面的人的，因为外面的人——父母、配偶、孩子、领导——看起来都“还好”，都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甚至有些人对自己还挺好的，让自己感到内疚。那这股怒气是冲谁的呢？

冲自己的。

冲那个“站不起来”的自己。冲那个“总是在妥协”的自己。冲那个“不舒服很久却说不出口”的自己。冲那个“又渴望又被诱惑又被转移”的自己。就像那个游园会里的孩子，最后不挣扎了，接受了饼干，但她身体里那股想爬向花坛的劲，去了哪里？

没有消失。它变成了委屈，变成了不甘，变成了多年以后坐在咨询室里的一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心里憋得慌。”

那股劲还在。

只是它被封在了禁区里，出不来，也找不到出口。它只能在内心里横冲直撞，撞得人不得安宁，但又不知道撞的是什么。

有时候我想，那个孩子如果会说话，她在被抱回小车里的那一刻，大概想说：“我只是想去看一看。”

她只是想去看一看。

看麻雀，看绿叶，看光影，看风。那是她的好奇心、探索欲，是她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那不是“不听话”，不是“脾气差”，不是“性格不好”。那是一个生命在生长过程中最自然不过的伸展。

但她被抱回来了。被抱回来的方式，不是一次，是很多很多次。每一次，她都在学习一件事：你的伸展是不被允许的。你的渴望是不受欢迎的。你的“想要”是给别人添麻烦的。等到长大，也许她就不再轻易伸张了。她学会了看脸色，学会了讨好，学会了在别人开口之前先把自己的需求藏起来。她成了一个“乖”的人——乖顺，乖巧，乖觉。

但乖，是站着的吗？

不是的。乖，是弯着的。是把自己折起来，折成别人想要的样子。

那些被折起来的部分，被禁止站立的部分，被压在了禁区里，变成了一个人后半生不断回去叩问的东西：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为什么总是这么累？

游园里的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她可能成了那个在幼儿园里乖顺的小朋友，老师说什么都点头，不惹事，不给别人添麻烦。她可能成了那个上学时成绩中等的学生，不拔尖，也不落后，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中间，老师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她可能成了那个在亲密关系里总是妥协的人，对方说什么她都“好的”“没关系”“你决定就好”，直到有一天，对方也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她怎么从来不发脾气？她怎么从来不说自己想要什么？她是真的没有需求，还是她把需求藏到了一个连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她的心里，那块界碑还在。上面写着“禁止站立”。

可能在某个深夜，在某个独处的时刻，在某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瞬间，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一块地方，是自己从来不敢碰的。那块地方关着一些东西，她不敢打开，不知道打开了会涌出什么。也许是愤怒，也许是悲伤，也许是一个很小的、很久远的声音，在说：

“我只是想去看一看。”

文献引用：

D.W.温尼科特（D.W. Winnicott）关于“过渡性客体”与“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的理论论述。

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在《天才儿童的悲剧》中对早期童年经历与自我压抑现象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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