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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余华定居三亚”的新闻在网上引发了不少关注。很多读者调侃,这位写尽了人间悲苦的作家,终于在温暖的海风里,过上了面朝大海的惬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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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今在三亚微风里幸福定居的余华,在五十多年前曾有一桩令他念念不忘的憾事。
也是如今这样的清明时节。那天,为了吃上一口青团,还是小学生的余华跟着同学“长途跋涉”,连翻了三户人家的灶台,却连青团的影子都没看到,只好无比遗憾地等待下一个清明。
如今的余华,早已实现了“青团自由” 。但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里,那口没吃上的青团、那粒没抢到的糖果,却成了他童年记忆里最生动的咏叹调。
摘自《小玛德莱娜点心》
十多年前,我们一家人在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游玩的时候,在河渚街见到不少过去的小吃和点心,我和陈虹指着这个和那个,告诉儿子,这是我们小时候爱吃的,这些叫土特产品。我儿子回想他的童年,没有土特产品,只有奥利奥。
我的童年虽然满是土特产品,可是吃到的机会不多。我们在西溪湿地公园里买了三个豆沙青团,人手一个一边走一边吃着,我儿子说青团味道不错,我觉得与童年的味道有差异,不过还能吃。
我给他们讲述一个小学时候的故事,清明节前后的青团故事,一个农村的同学放学后带我去他家,说他家灶台的锅里有青团,那时候的我是哪里有吃的就往哪里去,哪怕是深入虎穴,也是在所不辞。
虽然路途并不远,对于两个上小学的孩子来说还是有点长途跋涉的意思,我感觉走了很长的路,终于来到同学的家,他家的门敞开着,那时候农民家的门都不上锁,可能是没有什么可偷的,那时候农村好像没有小偷,城里有小偷,也很少。
我们进去后直奔灶台,我托着他爬上灶台,他用力推开又大又沉的木制锅盖,在我满心欢喜等着他递给我青团时,我得到的是三个字,没有了。他从灶台滑下来,我心有不甘地问,你不是说还有两个青团?他说,我中午去上学时还有两个,现在没有了。我问他,谁吃掉的?他说,不知道。
他说去别人家里看看,别人家里肯定还有,我振作起来,跟着他走进另外的人家,连着走进去三户,连着三次把他托到灶台上,连着三次听到三个字:没有了。在我万分沮丧时,他安慰我,明年早点来,早点来肯定有。我咽下自己的口水,无可奈何,只能期望明年的清明节早点来到。
我们这一代是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开始回想小时候最为美好的情景时,无一例外都是吃到什么好吃的。这个与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社会地位无关,我问过当时的高级官员的子女,也问过当时的贫穷人家的子女,他们对小时候美好时刻的记忆都是吃到了好吃的,有所不同的是这个“好吃的”有所不同。
我自己对吃的回想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馋,一个是挑食。看起来是对立的,其实也是统一的,正是因为挑食,馋就高度集中了。
我小时候的馋在那个共同馋的年代里也是出类拔萃,我的父母和哥哥深知这一点。有一次我哥哥去买肥皂,回来时在弄口远远看见正在玩耍的我,马上把肥皂放到嘴边,做出一副吃的样子。我见了狂奔过去,他哈哈大笑,为自己骗术成功而得意,伸手过来让我看清是肥皂。他想看到我极度失望的表情,可是他看到的是我不依不饶的表情,这是馋对我不依不饶。我坚信他刚才正在吃什么,肥皂只是幌子,他把衣服裤子的口袋都翻出来给我看,又张大空荡荡的嘴巴让我看,我仍然纠缠他,结果就是我们两个在回家路上大打出手,我不是他的对手是另一个结果。
这只是馋的前奏曲,馋的咏叹调是我把面粉想象成奶粉。冬天的时候,小学放寒假,我独自坐在家里盯着一小袋白色的面粉,富强粉,是我父亲包饺子剩下的。我长时间盯着面粉,身体一动不动,面粉在我凝视里成为了奶粉,我想象起奶粉的香甜,味觉因此唤醒,奶粉在我嘴里流淌的滋味在我想象里扩散,错觉因此产生,我觉得眼前的面粉泡出来应该就是奶粉的味道。
我没有像普鲁斯特那样从味觉联想到人生,那个时刻人生关我屁事,我只关心奶粉的味道,我的想象一刻也没有离开味觉,我把面粉想象得比奶粉还要香甜,想象充满了我的味觉。
如果我一直这么想象下去,我的身心都会沉浸到香甜之中。可是我错误地离开了凳子,把面粉倒进一只碗中,用热水瓶里的开水泡面粉,我用筷子搅拌的时候已经感觉不妙,我没有闻到想象中的奶粉香味,闻到的是生面粉的气味。我喝了一口,就是生面粉的味道,干涩寡淡,我咽了下去,奶粉的香甜那时在想象里已是无影无踪。我不甘心,又喝了一口,比之前的第一口还要难吃,感觉生面粉像是水泥似的堵住了我的食管,无法下咽。想象欺骗了我,我只能回到现实,我忘记自己当初是什么样的落魄,童年记忆告诉我,我沮丧之时就会打开屋门走出去,我想我应该是索然无趣地走进冬天的冷风。
我们小时候最好的滋味只有一个——甜,这个甜的直接来源是糖果,硬糖和软糖。当时的硬糖只有甜,没有现在那么多种类的口味和香味,软糖最好的是两种,山东的高粱糖和上海的大白兔奶糖,高粱糖又软又粘,大白兔奶糖充满了奶香。我们海盐食品店里没有这两种软糖,都是有人带过来的。上海离海盐一百公里,有人去上海探亲,或者有上海亲友过来,会带来大白兔奶糖。高粱糖也是如此,当时海盐的干部大多是南下的山东人,我父亲就是山东人,他们去山东探亲,回来时带来花生和高粱糖。虽然那时候物质匮乏,可是人们乐于分享,探亲回来后送给邻居或者同事的孩子几颗糖果一把花生。我上小学时没有吃过这两种软糖,上中学后吃过高粱糖,一次或者两次,大白兔奶糖吃过几次。
我上小学时有过一次饱吃糖果的经历。我的欢乐建立在我哥哥的痛苦上,那时候他上初中,在海盐中学的操场上,他无辜的脑袋被一颗手榴弹砸中,不是战场上的手榴弹,是体育运动时扔的手榴弹,不会爆炸的手榴弹。
当时海盐中学的操场上时常有人在练习扔手榴弹,也不管操场上有人走来走去,有人站着聊天,当然走动的和站着的人都会时刻抬头看看手榴弹的飞行轨迹。我哥哥那时候和一个同学站在操场边上聊天,一颗手榴弹飞过来,我哥哥和同学不知道,他们两个背对手榴弹,旁边的同学看见了,喊叫着让他们躲开,如果旁边的人不喊叫,手榴弹不会砸中我哥哥,听到喊叫声,我哥哥和同学回头一看,手榴弹正飞过来,两个人赶紧跑开去,我哥哥命中注定跑在手榴弹下落的轨迹里,手榴弹砸中他的脑袋,他倒在地上。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头上缠满白色纱布,只露出眼睛鼻子嘴巴,过一会儿就会呕吐一次。第二天停止呕吐,开始长时间昏睡。我父母忙于医院的工作,让我坐在床边陪护,关照我一旦发现情况不好赶紧去叫他们。
那个扔手榴弹砸中我哥哥的学生和他母亲一起来病房看望,他母亲对我母亲说了不少道歉的话,临走时留下一袋子的硬糖,我的幸福时刻来到了。他们一走,我一颗接着一颗吃着硬糖,不停地吃了十多颗,我哥哥醒来后眼睛看着我。我看出他眼睛里的怒气,我继续吃着,要是平时他会挥拳揍得我鼻青脸肿,那时候他无能为力。我母亲过来看他时,他使出全身的力气对母亲说,不要我陪他,我会把他的糖吃光。
我的童年的闲食是瓜子。我父亲是当地名医,救治过很多农民,农民纯朴善良,来县城时会给我父亲送来一包南瓜子,是洗干净晒干后的南瓜子。我父母工作很忙,我哥哥指望不上,所以我上小学时就学会炒南瓜子。
馋的力量是无穷的,馋指引我给煤球炉生火,先把旧报纸放进炉子,上面放几根木条,点燃旧报纸,看到木条烧着了加进去煤球,拿着扇子对准炉子下面的风口轻轻扇动,煤球炉的火焰上来了,把锅放上去,再往锅里倒入南瓜子,不断翻炒,不断尝一下是否熟了,炒熟后把锅端开,用湿煤封上炉子。
我第一次炒南瓜子就获得成功,我父母和哥哥都说炒得好,缺点是太淡,那是我忘记放盐。这之后越来越熟练,从小学到高中,我们家的南瓜子都是我炒的,我在实践中懂得炒菜是后放盐,炒瓜子要先放盐,瓜子是干炒,没有油和水的稀释,所以先把盐扔进锅里,炒几下后,把瓜子倒进去,不停地炒动,直到炒熟。
瓜子在我缺吃少穿的成长里如影随形,从小学炒到高中,吃到高中,之后对瓜子再无兴趣。由此我确认一个事实,童年不能整体告别,可以局部告别,比如我的瓜子童年。
◎ 上文摘自《小玛德莱娜点心》,本篇收录于《山谷微风》,作者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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