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国际油价飙升，美国国内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滞胀。在这场经济危机中，有一个角色常常被提起，却鲜少被真正理解，它就是美国工会。
这个原本为保护工人权益存在的组织，却意外的成为了这次滞胀的推手。
【七十年代，美国纽约擦鞋工人】
这个时候的美国工会，正处于历史的巅峰期，全国35%的工人（含职员）是工会会员，行业覆盖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各个领域。这个比例放在整个西方世界都堪称惊人。
为了保护工人的收入，工会在70年代推出了著名的“物价津贴”，即COLA条款（cost of living ajustment）。
COLA条款规定，一旦社会物价水平超过某一个临界值，工会就有权要求企业提高工人薪资。
表面上看，这是工人运动的胜利果实。从十九世纪末的血腥罢工，到1935年《瓦格纳法案》确立集体谈判权，美国工人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抗争，才换来了这把保护伞。
COLA条款就像是一份迟到的正义契约，它承诺工人的劳动尊严不会被通货膨胀的洪流冲垮。
经济学从来不会因为动机的善良而改变其冷酷的规律。
当35%的工人收入与物价指数刚性挂钩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循环就此形成：物价上涨→工资上调→企业成本增加→产品提价→物价进一步上涨。
这个螺旋一旦启动，就像一台失控的发动机，把整个经济拖入了通胀的深渊。因为企业知道，不论物价怎么上涨，总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买得起。
【刚刚完工的纽约世贸大楼】
这个初衷为工人谋福利的COLA条款，却意外成为加剧美国通胀的推手。初衷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虽赢得了工人的支持，却在无形中成为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困境的重要诱因之一。
时间进入八十年代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自动化设备的普及，工会的话语权越来越低，资方的话语权越来越重——你敢罢工，我就直接用机器人替代你。
2001年，福特汽车一座装配厂的工会发起罢工要求提高待遇时，资方仅用两周时间就调试好了备用自动化生产线。复工后，原本需要800名工人的车间，只需要80名技术员和一批机器人。
当工人失去了“不可替代性”，工会的谈判底气便如沙堡般崩塌。
更令人唏嘘的是，在力量衰落的同时，美国工会也经历了一场性质上的蜕变。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对抗工人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从最初的镇压，到后来的安抚、利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默许甚至纵容工会黑帮化、家族化，以换取工会话事人在政治上的配合和忠诚。
这种默许的代价是深远的。今天的美国工会，在许多方面更像中国古代的盐帮、漕帮——它们不再是纯粹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而变成了封闭的利益集团。
入会需要介绍人，晋升靠派系关系，决策由少数大佬把控，甚至出现某些工会领导层世袭化、职位公开标价出售的乱象。
工会会费成为了一笔说不清去向的灰色资金，而普通会员的真正诉求，往往在层层官僚体系中石沉大海。
曾有一位底特律的退休汽车工人说：“我父亲那辈的工会领袖，真的会为了工人的利益坐牢、流血。现在的工会官员，更像是帮会头目——他们和资方谈的不是工人的尊严，而是如何分蛋糕。”
据统计，当前美国工会会员数量仅占工人总数的10%，不足七十年代巅峰时期的三分之一。
这一数字能勉强维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选举政治。竞选者为了争取工人选票，往往会刻意拉拢工会、迎合工会诉求，若没有选票的“加持”，工会会员数量恐怕连10%都难以保住。
曾经左右经济、代表工人利益的强大组织，如今只剩下一个空壳，难以再为工人争取实质性权益。
美国工会的兴衰史，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任何社会组织一旦脱离了其代表群体的真实利益，脱离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都难逃边缘化的命运。
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这段历史同样具有借鉴意义。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可以从历史的教训中寻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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