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哈拉到云南，一个中亚人如何治理了云南

公元1274年，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头儿从陕西调到了云南。当时的云南，是个超级烂摊子。蒙古人“革囊渡江”拿下大理国才二十年，但治理方式基本靠“物理说服”。地方上，蒙古宗王、军事元帅、大理段氏旧部，还有各路土司酋长，几股势力互相掐架，政令乱，谁也不听谁的。老百姓更惨，刚经历战乱，水利失修，田地荒芜，时不时还有民族冲突。

忽必烈也头疼。他自己来过云南，知道这地方不好弄，之前派去的官员不是能力不行就是手段太硬，搞得“远人不安”。他需要一个既稳重又能干的人去收拾局面。挑来挑去，目光落在了赛典赤·赡思丁身上。

赛典赤·赡思丁不是中土人士，祖籍中亚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据说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三十一世孙，“赛典赤”在阿拉伯语里就是“尊贵的圣裔”。成吉思汗西征时，他家就归附了蒙古，算是“从龙功臣”了。赛典赤从基层干起，当过燕京路总管，管过陕西四川，理财、治民都有一手，史书上说他“轻财爱民，多惠政”。

忽必烈说，云南那地方我去过，之前派的人不行，搞得鸡飞狗跳，我看了一圈，就你老成持重，最合适。得，这活儿就你干吧。

“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

六十三岁的赛典赤奔赴西南边疆，“访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其山川城郭、驿舍军屯、夷险远近为图以进”。云南当时的统治架构非常混乱。既有代表皇权的宗王（比如镇守云南的脱忽鲁），又有掌握枪杆子的都元帅府，还有临时设置的行六部等行政机构。

赛典赤先去抱宗王脱忽鲁大腿，说天子是派我来安抚云南的，不是来夺权的，咱们一起商量着来。一通忽悠，把宗王身边的两个亲信安排了官职，脱忽鲁觉得这人挺上道，不是来抢班夺权的，“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

摆平了上层关系，赛典赤开始动真格的。设立了“路三十七，府二，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把云南从“军管特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省”。他还把省会从大理迁到了中庆城，也就是今天的昆明。今天云南省的框架和昆明作为省会的地位，就是这位老爷子在七百多年前奠定的基础。

云南滇池水患严重，老百姓靠天吃饭，农业水平很低。赛典赤搞了盘龙江上游松华坝水库（就是现在昆明松华坝水库的前身），用来蓄水。疏通滇池出水口，海口河和下游的螳螂川。又主持开挖了金汁河、银汁河，连同治理宝象河、马料河等，一共整治了“六河”。前后干了三年，1278年形成了云南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大型水利工程。

直到今天，松华坝水库还是昆明重要的水源地之一。

云南经过战乱，人口流失，还有很多“隐户”（依附于豪强不向国家交税的人口）和“漏籍户”（没有户籍的流民）。赛典赤派人清查户口，“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分地屯田减赋，史载“省徭役，招散亡，恤鳏寡”，让老百姓能喘口气，安心生产。云南出现了“墟落之间，牛马成群”的繁荣景象。

云南民族众多，各部族首领（土司）势力很大，动不动就“叛服不常”。对待他们，赛典赤主打一个“怀柔”和“以德服人”，而不是一味镇压。

至元十三年（1276年），萝槃甸（今云南元江一带）的土司叛乱，不服管束。赛典赤带兵前去，但他心里并不想打仗。军队把萝槃城围了三天，城里没动静。部下们摩拳擦掌请求攻城，赛典赤不同意，派人进去讲道理劝降。又等了三天，还是没动静，部下们急了，觉得这老大太怂，有个军官擅自带兵攻城。赛典赤知道后大怒，立刻鸣金收兵，把那个带头攻城的军官抓起来，要按军法处置。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将命而擅攻，于军法当诛。”这话传到城里，萝槃甸主感动坏了，心想这长官跟以前那些动不动就砍人的蒙古将军不一样啊，是真不想打仗。于是主动出城投降了。

这件事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其他观望的部族首领一看，这新来的平章大人讲道理、重信誉，不是来抢地盘杀人的，于是纷纷归附。赛典赤对他们也很客气，来了就设宴款待，赠送衣物，他们进献的礼品，转身就分给下属或穷人，自己一点不留。这种“以德服人”的策略，迅速稳定了云南的民族局势，比单纯武力镇压效果好太多了。

1276年，他在昆明五华山建成了云南历史上第一座孔庙（文庙），创办学校，招收学生，甚至鼓励当地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虽爨僰亦遣子入学”。在西南边疆点亮了第一盏儒家文化的灯。

天不假年。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云南呕心沥血治理了仅仅五年后，赛典赤·赡思丁病逝于任上，终年六十九岁。消息传出，“百姓巷哭”，送葬时“号泣震野”，连周边安南（越南）的国王都派了十二个使者来祭奠，祭文里称他为“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使者们哭得震天动地。可见他深得民心。

元世祖忽必烈也很痛心，追封他为“咸阳王”，并下了一道著名命令：“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意思是，以后云南的官员，都得按赛典赤定下的规矩来，谁也不许瞎改。

赛典赤这五年，干成了影响云南七八百年的大事。一个从中亚来的穆斯林，在花甲之年被派到遥远的西南边疆，靠着一系列务实、仁德、智慧的政策，彻底改变了一个地区的命运。将云南真正稳固地纳入了中央王朝的治理体系，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与国家统一。

七百多年过去了，昆明城里纪念他的“忠爱坊”早已毁建多次，但他的名字，却随着滇池的水、云南的田、还有这片土地上延续的文明，一直流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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