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钱氏对儒家文化的持守

吴越国（907—978）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政权之一，由临安钱镠所建，定都杭城，历经三代五王，享国72年。吴越国全盛之时，曾统辖两浙，包括今之浙江、上海及江苏东南部、福建东北部。是时，天下扰攘，世衰道微，如《新五代史》所论：“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延续1400余年的中国儒家文化，至此几有断绝之虞。然当此乱世，起自行伍而偏安东南之钱氏，却能持守儒学，绍续斯文，使吴越之地久沐儒风，为日后纳入同样崇文之赵宋奠定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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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春秋》大一统之义

钱镠出身贫寒，早年读书未广，不过稍有余暇，则“温理《春秋》，兼读《武经》”。性喜兵事的钱镠读《武经》不足为怪，但于儒家经典《春秋》反复研味，其意深长。《春秋》开篇道：“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对此释曰：“元年”乃君主即位之年，“春”为一年之始，而“王正月”则系周天子所定之历法正月。何以强调使用周王朝的正月？《公羊传》答曰：“大一统也。”孟子承继《春秋》一统之义，接续指出：天下要稳定，就必须统一，而统一之主须是“不嗜杀”之“厚德好生者”。显然，“大一统”不仅是领土的并合，更须历法一源，制度共贯，德教同风。

几度“温理《春秋》”的钱镠，深受“大一统”义理的影响。钱镠初未尝无一统之心。其在位既久，年号屡更；国仪所行，僭越颇多。其改贯休献诗中“十四州”为“四十州”，凡此皆能显其个人志向。不过，钱镠临终之前，知其子孙柔弱，不足以与强邻及中原争衡，故在临终前留下“善事中原大国”“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等遗嘱。所谓“中原大国”之“大”，突出的是“势”；而“真君主”之“真”，则彰显的是“德”。钱氏遗训并非仅仅是审时度势下的权宜之计，也根植于对儒家“大一统”和“正统”观念之深切认同。继位后的钱元瓘“好儒学”，接受父亲遗训，改用中原年号，纳贡称藩，与中原王朝达成远交近守的共识，寓“护全东南”于“尊奉中国”之中。末代君主钱弘俶更是“纳土归宋”，最终践行钱镠遗训。978年，钱弘俶赴汴梁朝见宋太宗，呈献十三州版籍，苏轼赞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此举使百姓免受兵燹之苦，避免南北分裂，加速统一进程，深契《春秋》“大一统”之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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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孟子》民本之道

唐中期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论”，明确孟子是孔子的再传之人。自此，孟子地位日隆，影响日甚。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思想的影响下，吴越国钱镠确立了“保境安民”的国是，并为后续诸王相沿不改。

钱镠面对术士“填西湖、广牙城以延千年国祚”的建议，断然拒绝道：“百姓资湖水以生久矣，无湖是无民也，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主者乎？”这一抉择显然是将民生置于首要位置。此后，他又修筑石塘、疏浚西湖、置撩湖兵、凿九十九眼井，使杭州“沮洳斥卤，化为乐土”。钱弘佐继位后，询问仓吏粮食蓄积之事，得知能用十年后，便下令：“军食足矣，可以宽吾民。”随即蠲免境内三年之税。十三岁少年君主，以仁政治国，史载“勤理政务”。钱弘俶纳土归宋，固因形格势禁使然，然欧阳修赞其因此而“民幸富完安乐”，亦可见民生实为其一大关切。孟子言“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吴越历经五王，保境安民九十载，正得力于“以小事大”之智。又《孟子》开篇辨义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钱镠《家训》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与孟子“何必曰利”之旨遥相呼应。明初钱唐（镠十六世孙）抗疏入谏，力保孟子配享孔庙，称“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亦可见孟子之教深入钱氏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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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礼记》修齐治平之志

《礼记》为儒家要典，其《大学》一篇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内圣外王之道。修齐治平的理念深刻影响了钱氏家族教育。《钱氏家训》由钱镠初创“八训”，临终又作“遗训”十条，后经钱弘俶整理补充，最终由钱氏后裔钱文选定型为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四部分。这一框架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德理想一一对应，更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转化为日常生活准则。

自宋以后，钱氏家族虽簪缨不绝，但总体上渐由政治型家族向文人学者型家族转变。但即便如此，修身、齐家之风一直谨守不怠。可举一例，稍加说明。唐后期，朝廷鉴于钱镠平叛浙东董昌叛乱有功，曾赐予“金书铁券”，给予“卿恕九死，子孙三死”等司法特权，后世王朝一般也对此承认。然而，此后漫长的一千余年，除明初动用一次特权外，钱氏后嗣悉能恪守家训，勤俭廉介，未尝轻罹法网。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明中期钱塘势族嘉靖皇帝祖母一族邵氏。邵氏亦曾获赐“金书铁券”，但其家教不兴，家风陵替，最终沦落到子嗣拆毁祖坟砖石以换取钱财的地步。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对待礼乐之祖周公，吴越钱镠在初政之时即视其为楷模。其建“握发殿”，即取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求贤之意。此时天下纷乱，如同战国之际，“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史书记载，钱镠效仿周公，广纳贤才，如对待恃才傲物的名士罗隐，即便其常常出言不逊，钱镠也能“怡然不怒”，予以包容。

吴越钱氏亦深受《周易》影响，其变通之道、忧患意识、利天下情怀，皆可在《周易》中找到原型。而后世钱氏研《易》者，亦代不乏人。吴越钱氏颇重诗教，养成了温柔敦厚的品行。钱镠“好吟咏”，有空则命子孙讽诵诗赋，或以所制之诗，赐予丞相将吏等。吴越之国，以儒为底色，崇尚和而不同，故能融释纳道，兼容并包，蔚为东南佛国。此时，儒、释、道三者辉映，相得益彰。客观而言，钱氏践行儒家等理念，未能尽善尽美，亦有苛征为时人所讥，然较之彼时大多邦国，尚属宽厚之政。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言：“唐宋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独两浙在钱氏的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90年”，此与钱氏持守“一统”“民本”“家国”“变通”等儒家文化密切相关。正是这份对儒家理想的持守，构成了介于唐宋之间这一地方政治势力维系中国认同的文化根基。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陈兆肆），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