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湾的喧嚣与宁静

• 1 伊朗、古巴、委内瑞拉，弱国可能没有试错空间

古巴现在国内出现比较严重经济困难，委内瑞拉的廉价石油断供、美国加大制裁，导致电力短缺，粮食等民生物品短缺，美军也开始跃跃欲试，很多经济学爱好者就天真地表示这证明古巴模式是失败的，是平均主义，历史做出了裁决。

站在一个上帝视角看，可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最好的道路就是开放市场，同时驾驭资本同时将发展成果普惠化，但是古巴是没有这个选择的，在百倍于己的大国的敌对之下，它甚至都不会有投降输一半的机会，而很可能和邻居一样沦为血包。

好人就该被人拿枪指着？好人落后时代了？

他们要证明的是任何偏离市场逻辑的发展路径都必然失败，因此应该继续向更彻底的市场化推进。但除非是在一个完全可以被人当npc的游戏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难度本来就是更大的。开放市场与独立自主、驾驭资本、让发展惠及普通人，这两件事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冲突的。

3月中旬，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长奥斯卡宣布扩大对部分外资的开放政策

古巴没有拒绝融入分工体系，古巴是被敌对，被背叛，被排除、被孤立的小国，不想轻易被拉进恶性分工之中。

按照全球资本主义的规则融入世界体系，就接受不平等的分工秩序；拒绝融入，就被孤立和制裁，技术和全要素生产率一步步落后。开放市场，资本会自然流向利润率最高的领域，而不是流向国家最需要发展的领域。

如果国家试图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就会被指责为不公平竞争、非市场经济，触发制裁，或面临不公平的谈判条件。

即便你开放了，那你也不一定是是有利于本国大部分国民的，你也会制造矛盾。利润分配主导权也天然掌握在大股东手里。你需要给大资本足够的空间和利润，才能让它留下来，政府才有财政收入。但代价就是普通劳动者被压低工资、环境成本。

发展的目的是让最普通的民众过得好，但是现实中只有大资本能够组织起来人力资源、土地和资金这些生产要素，整合为有效率的生产力，比如巴西，搞大豆这种大宗商品，肯定是大资本在主导，你需要把人力资源和土地这些打包给大资本，否则就没有发展权，所以你要在不严重损害普通民众情况下，同时照顾大资本。

古巴如果开放市场，短期内消费品会更丰富，某些服务会改善，外国资本会进入最有利可图的旅游业、矿产、农业出口，同时压低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医疗和教育成本会增加。市场逻辑就是会把资源从低购买力者转向高购买力者。

要发展，就得交出人头，同时发展中的问题会成为新的脆弱性。不发展，那全部都吃土。

外资能带来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但它是为逐利而来的，不需要考虑东道国的发展需要，所以除了少数代理人、话语权打手、技术人员，对其他外包劳动力是没有怜悯的。

政府要驾驭的当然不只是外资，还有内资，二者还是有所不同。民族资本的利润有相当部分留在本地，有动力投资于本地的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积累进一步发展的资源，符合本地的长远利益，而外资是掠夺性的，同时也是可能打断民族资本的内生性的积累的。

韩国早期靠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战略在80年代能够实现汉江奇迹，前提是冷战时期美国需要这个反左前哨。即便如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被迫接受IMF的苛刻改革方案，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大财阀的控制权大量落入外资手中，经济主权已经被严重削弱。

原住民权利、宗教少数群体、地区不平等、性别压迫——都是真实的社会的内部矛盾，同时也是外部势力可以利用的工具，在必要的时候引爆这些矛盾，在平时可以牵制当地政府，这些都是常规操作。

境外势力不需要实际操纵，它只需要操纵规则就行，你自然按照它的剧本走。发展中国际一开始肯定没有话语权，别人能够在谈判中拿规则卡你，逼迫你让步，因为你更脆弱。

现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生态环境不可能不被破坏，因为是不公平的，是建立在获益者只占少数，大多数人被剥夺话语权之上的。

最后种种矛盾会以民族主义、性别矛盾等方式给暴露出来。同时，因为现实中普通人就是处在无权的状态，民主/市场这些“另一个选项”能够迎合很多人的心态，现在是a选项，好像换了个b选项就更好，我要这个切换的权力。

这种情况下，这个社会只能去不断发展进步，而不是就事论事沉迷于这些矛盾，既然矛盾是存在的，既然双方必须要在一个升级化的语境里理解和面对对方进行反驳，因为话语升级加码才能让事件获得更高的关注度，才能最终在逻辑上完成各自闭环，那双方的存在都是合理的。这些正反争论不会消失，而是会互相配合，以这种方式推动社会进步/退步，实现历史的诡计。

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独立，需要某种社会主义，否则受损的群体会要求推倒重来，伊朗革命、南美政治钟摆都是如此。当然，如果是真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又会被制裁封锁，那就很难靠自己走出来。

同时，如果仅有上个版本的苏式社会主义，而不能接入全球分工，那也无法学会协调各种市场经济下的关系。就像伊朗和古巴，由于被封锁制裁被锁死在原来的技术路径和发展模式中，社会形态没法进化，也没法有效抵御外部冲击。而这种势差是权力塑造的，准确说是霸权塑造的。现实中没办法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通过简单堆叠的方式组成一个体系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同时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是世界主义的了。

关键是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压住驾驭住这些矛盾，往一个正循环的方向走。换言之，就是需要用大的发展叙事把各种矛盾缝合起来，相应的这样的社会肯定是政治讶异的，能够搞的操作是有限的。

那能不能就看结果，就看绩效。也不行，我们重新进入一个争论如何分配的时期，一方面是分配不公、发展不义，另一方面新的技术危机导致普遍新的震荡，原来的经济成长性可能对未来失效了，新的问题会层出不穷。

• 2 美国big棋党怎么赢？

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从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获利，现在则试图通过拆解这套秩序的获利，制造局部的失衡，也就是让他们眼里的npc承担体系转换的成本。问题是这个新版本可能不过是原来的问题加倍，原来的不公平、不均衡、不正义的问题根本还没有解决，或者只是通过把所有人都当成npc的方式解决。

跟古巴社会主义不同，伊朗斗争精神有明显的局限性，它是基于传统的伊斯兰教的传统，所以它的反现代性、反西方实际上是基于民族主义和宗教传统的融合，这就决定了它没有办法抵御西方的物质上文化甚至制度上的诱惑力。伊朗没有自己的战略规划，直接就是很被动很短期的反应，发展失去重心了。维持这套僵化的体系又需要意识形态防线，需要刻意养着革命卫队为代表的保守利益集团，否则伊朗无法维持自身，那结果就是锁死。

这个我们可能看得很清楚，即便是发展核武器，也是不坚定的，试图以此作为一个博弈的手段视图借此融入全球化，借此让西方解除制裁，跟伊斯兰教义的冲突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所以归根结底就在于它只能用一种很传统的原始的落后的方式驾驭国家发展，去实现一个比较有利的现代化。

古巴的困境是被切断与全球资本循环的必然结果。美国把战争做成生意的能力，恰恰是以古巴这样的国家被剥夺正常发展条件为前提的。

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伊朗古巴这样的国家没有办法与美国抗衡，或者说需要巨大的代价，需要巨大的内耗，或者政权自己封闭僵化。

很多人会把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逻辑应用在国际关系上，用国际版的成功学去评价发展中国家。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那种用中立的发展的叙事掩盖结构性的暴力，具体说就是帝国主义基于军事、技术、金融等隐秘的复合手段的压迫和剥削。

强者总是有更多的获得胜利的方式方法，甚至能够定义什么是胜利。虽然大家都能看到目前特朗普政府在中东现在有种顾头不顾腚的美感，但总体来说还是保留了积小败为大胜的可能。

美国作为全球霸权的前提是它要作为一个国际秩序的提供者，就像老大压制霸凌不听话的成员，会制造一个贱民阶层，同时也会提供安全等公共品。

伊朗实际只是美国的整个大棋下面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美国是和平的维和者，但它恰恰需要维持甚至是制造中东的地缘冲突，从而来让海湾国家需要美国维持和平，然后美国就可以进一步介入到这个地方，就可以控制石油结算，同时由于中东经济的孱弱和混乱，缺乏投资价值，所以海湾国家就要被迫拿着卖石油换来的钱去投资美债，实现美元霸权所必须的国际循环。

所以美国他想要做的就是在这块地方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格局，让你陷入不稳定，因为美国从中可以扮演一个关键调停者的角色。让全世界乱起来，它可以完成资产抄底。制造安全需求是美国军事-金融体制的一个核心功能，意识形态是为这个帝国的行动去获取合法性去铺路的一个工具。

美国就像一个大号升级版的英国，作为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依托海权的国家，它天生要破坏大陆国家的整合，因为它要全球化体系围绕着它的优势运转，并防止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被排挤出去，它只需要掌握关键的地缘、技术、金融节点就行。二战后它的体系、行动也是围绕这个目标而建立的，制裁和惩罚个别国家是这个体系的一个内在的功能。

美国是真的有一个big棋，但是美国的big棋不需要意识形态动员来驱动和宣传，要是说他代表了全球的最有权势同时又深度融合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取向。

对于美国来说，其实底层国民的生活质量没那么重要，而且新的技术趋势，可能会越来越不重要。它不再像冷战后那样那么需要让更多普通人共享繁荣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大众民主、普遍福利、平等参与和社会妥协，已经越来越被他们视为资本和技术进一步飞升的障碍。

对此，硅谷精英们可能表示，每次技术发展在最初的阶段都需要适度忽视民众的关切。

美国的这个地缘特点早已成为陈词滥调，新的因素是现代技术力量已经为这种大陆整合做好了准备。不需要过度强调这里中国的作用，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趋势。高速铁路、公路网络、油气管道、通信网络、数字支付体系，这些基础设施正在使欧亚大陆的内部整合在经济和物流上变得越来越可行。欧亚大陆正在海洋化。

但是最直接的威胁并不是欧亚大陆一体化，而是以何种方式整合全球化。海权帝国就要打断这个现实的威胁，继续维持它在关键节点的控制力，对中国进行战略压制，因为无论是从海权的逻辑，还是从重组和掌控全球化体系的逻辑，都需要打压这样的挑战者。

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需要新的空间，需要创造新的发展机遇，需要解决美元债务帝国的危机，这个过程常残酷的，而且我们并不是置身事外的，好像可以非常客观地无利害关系，置身事外的去评价这套体系是不是成功的文明的，因为它的成功、文明其实就是直接把你压碎，然后它还能继续占有正义的名义。

作为海权国家，它要从大陆（世界岛）的可控的冲突中获利，作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寄生国，它的核心利益是确保资本要途经以这个节点为核心自由流动，它的竞争力是为这些精英提供关键基础设施，所以它要掌握新一轮全球化的技术基础设施，AI、芯片、算法和数据，建立排他性的标准控制权，这可能是美国或特朗普政府的失败，但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战略胜利。

英国代表的是金本位时代工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的霸权，金融的核心功能是为商品贸易和工业生产、战争融资服务，资本增殖的主要方式是生产和贸易的循环，信用扩张是比较有限的。

美国则可以长期用全世界生产的商品和资源来支撑自己超常的消费、财政和金融扩张，而不立即遭遇普通国家那种外部约束。当然，如今我们看到这个债务帝国出现了大危机，这个危机可能会把全世界拉下水，所以它肯定要在体系过渡期试图掌握主动权，包括用军事凯恩斯主义加速旧的全球化的解体。

• 3 互相验牌，直到掉下牌桌

美国精英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旧的全球化形态，美元结算、全球价值链、石油美元体系等，正在遭受来自中国崛起的系统性挑战。他们试图在新技术基础上重建美国主导的全球空间秩序。霸权的逻辑就是只需要控制世界运转所必须经过通道，占据资本主义循环的节点，让资本、技术、军事、结算、标准等都必须经过它，就能从全球价值链中抽取超额租金和红利。换言之，重组全球化才能延长帝国的生命线。

乔万尼·阿瑞吉认为，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处于金融扩张阶段，资本主义陷入了一个长期的过度积累困境，制造业的利润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压低，而资本无法找到足够的高利润率的新投资领域来吸收积累起来的剩余。

这个困境的暂时性解决方案是金融扩张，资本将会从生产领域大规模撤出，涌入金融领域。政府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市场通过资产价格膨胀和金融创新来维持积累。但金融化无非是把未来的增长提前透支，用债务来维持繁荣，它是危机的拖延而不是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预警了这个拖延机制的失败。

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并不会止步于垄断，它的自由竞争的因素最终会导向对于全新的没有被既有结构瓜分的技术领域的开辟，这在客观上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创造新一轮利润率复苏，而当下，这一希望就给到正在大放异彩的AI技术。

为这个技术加速提供关键支撑的是美国金融市场，没有一个足够深、足够敢赌未来、能承受长期高估值的金融市场，就不会有今天这种AI军备竞赛。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霸权则是整个金融扩张得以持续的地缘政治前提，所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也关联着AI发展的大局。

AI革命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条件是在美元霸权支撑下，美国的市场能够吸纳全球剩余，然后这个剩余被投入到特定的领域，就相当于是全世界在给AI输血。AI今天看似是技术问题，其实首先是一个货币体系问题。以及国际分工体系的问题。现阶段AI技术代表的发展方向也并非中立，现实的统治关系往往会深深嵌入到技术路径的演进中。

技术资本主义试图实现进一步抽象化、体系化、操作化，它只能通过不断剥离具体生活的厚度来实现这种掌控，把世界变成可操作对象，把现实本身重写成一个可被总体性调用的系统，把人类从真正具体的世界中驱逐出去，让世界陷入更彻底的物化，

从旧的一面看，美国霸权要避免它的终结，要苟延残喘，所以注定会在伊朗或者其他地方孤注一掷、殊死一搏，维持某些方面的掌控力。但现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形成替代性的政治经济秩序，在我们很多人眼中的决战/脱钩，各成体系良性竞争的想象图景，只是某种革命代餐，当然不足以打开新的层面，这对美国来说已经是赢，对全人类来说则继续在输，因为破坏性的变革与进步没有发生，它只不过是回到稍微小点的山头罢了。

从更糟的方面看，美国作为国际资产阶级的总寄身国和最坚固堡垒，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不断重生的子宫，而且这个子宫今天正在孕育的是一种更冷、更硬、更少需要大众、更少需要公共生活的资本主义。

全世界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都会被迫跟着美国的脚步，而在它顺其自然发展下去的情况下，构成人口最多数的普通劳动者都会处于不利的位置。按照过去的激励机制，为了自己容易被淘汰就必须让自己变得工具化，变得工具化也就是变得更加容易被淘汰。

在技术文明看似将要发生某种跃迁的前夜，经济过程产生了足够多的可以无动于衷的小有产者，同时也积累了足够多的分散而无力的无产者，或许还有同样多的苦闷。

70年代，西方发达社会在权力结构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情况下，从生产型社会转向了消费型社会，这是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和民主合法性问题的一个很自然的出口，从消极角度看，消费是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对于大众服从的收买，从积极角度看，它通过升级换代自我更新，永久改变了理解革命的范式，让政治主体性和革命动能的问题必须在一个新的平台新的框架内处理，后果之一就是消费社会和去中心化的市场的结合所带来的效率爆发直接送走了苏联模式。

今天我们仍需要从这种技术变革的现实政治背景来观察未来可能的走向。原来的矛盾因素，或者说MAGA代表的发达国家底层被排斥的政治群体正在重新活跃，重新保守化民粹化。而随着工业化外溢，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也在世界范围内铺开了。概括来说就是生活世界被殖民的权利被更多的人口获得，资本主义实现了大众社会欲望结构的全面组织。

相应地，中产阶级作为稳定器消除了变革的动能与迫切性，更多的人有望在消费、房产、职业和身份提升中拥有一点可失去的东西。传统意义的反抗主要就发生在世界体系边缘的部分地方。以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存在的反抗的传统化则表明，矛盾被转向了被这种现代化图景分化的地方，以陷入停滞与内耗的中东为代表，政治能量被锁死了。

现在我们看到，有一天新技术会令这种收买也不再需要，同时，这种“不再需要”依然是生产排除与消费收买的后果，它暴露了向消费的漂移仅仅是视角的转换而未能深刻触及权力核心，最后由于大多数人被从生产-交换-消费的全部环节中挤压出去，我们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代价外部化给一部分成员，所有人都会成为输家。当然，这种共同感依然是抽象、虚拟的，不能落地的，如葛兰西所说，这个时期“危机在于旧世界正在消亡，新世界正在艰难诞生，各种病态症状纷纷出现”。这样的病态包括大玩家或许并未消亡，反而正在享受着乱局，而其余的力量过于安静沉寂，也包括回归传统的常态看起来像是坏事，同时也像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