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宁波小伙赶在结婚前立好遗嘱，将价值400多万元房产留给父母！公证员：越来越多

来源：宁波晚报

几天前，年仅29岁的小李走进宁波市天一公证处，说想做遗嘱公证。年纪轻轻就立遗嘱，小李并非遭遇了什么不幸。相反，他好事将近，婚期就定在今年5月。

子女结婚前后与父母立“双向遗嘱”

原来，小李名下有一套全款购置的房产，价值400多万元，是父母和祖辈几乎掏光所有积蓄为他买的。“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还是立个遗嘱。确保万一自己遇到什么意外，也没有孩子，还能将名下的房产全部还给父母。”小李解释说。

小李将价值400多万元房产留给父母 资料图

据了解，小李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近几年，年轻人立遗嘱呈明显上升趋势。“最近一段时间，就接到好几个年轻人关于立遗嘱的咨询电话。”宁波市天一公证处公证员陈女士说。

公证员告诉记者，年轻人立遗嘱的典型情况之一，就是结婚前后立遗嘱，内容主要涉及父母给他的房产。 子女立遗嘱的同时，往往父母也会立一份遗嘱，也就是子女和父母之间立“双向遗嘱”。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人一直以为，家就一个孩子，老了以后家产自然全是他的，根本不用立遗嘱。直到偶然了解到法律常识，向公证处咨询后才发现自己踩了大误区：按民法典规定，没立遗嘱的话，孩子婚内继承的财产，属于他和配偶的共同财产。直白说就是，我们攒的房子留给女儿，一半是女婿的；留给儿子，一半是儿媳的。这和我们想把家产全留给孩子的心意完全不符。原来只有遗嘱明确：“财产只归孩子个人所有，与其配偶无关”，才能避免这种情况。

因此，“双向遗嘱”中，子女立遗嘱，将自己的财产留给父母继承；父母则指定财产只给孩子个人继承，不作为其与配偶的共同财产。

此外，年轻人立遗嘱的另一种典型情况，是不婚不育群体的“托付式遗嘱”。这部分人中，有的与父母一方关系不好，立遗嘱将财产单独留给另一方；也有人选择留给朋友。

立遗嘱并非一劳永逸

其中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法律细节是：遗嘱并非“立完就一劳永逸”。“很多人以为立完遗嘱就没事了，其实不是。”公证员陈女士说，“家庭结构变了，遗嘱也要跟着变。”

如果立遗嘱时还没有孩子，后来生了孩子，遗嘱中未给未成年人保留必要份额的部分，法律会“自动修正”。 “比如婚前立遗嘱把房子留给父母，后来生了孩子。如果意外发生，法律会先为孩子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剩下的部分再按遗嘱执行。”公证员解释，这是因为民法典规定，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这意味着，生了孩子之后，原来的遗嘱实际上“部分失效”了。当事人如果希望按照新意愿分配财产，需要重新订立遗嘱。

越来越多年轻人考虑立遗嘱

“法律是刚性的，但遗嘱可以让人在法律框架内按自己的意愿安排身后事。”公证员说。一纸遗嘱背后，是年轻人对财产归属的清醒认知。

“很多人觉得立遗嘱是老年人的事，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公证员说，“这其实是一种进步——对自己负责，也对在乎的人负责。”

来源 宁波晚报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陈越

延伸阅读：

上海36岁女子嫁23岁小伙 拿千万元房产99%份额"闪离"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下称“长宁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徐莉第三次在法庭上见到李琳（化名）时，对方拿出一本房产证，上面赫然写着“李琳，99%产权份额”。此次起诉，李琳要求分割房产，一分都不能少。

被告席上，比李琳小13岁的前夫刘亮（化名）显得手足无措，一时不知如何辩驳。

这是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李琳第一次起诉离婚时，双方刚分居三个月，因刘亮不同意离婚，且双方不符合法定离婚条件，法院判决不予离婚。一年后，李琳再次起诉，态度坚决，刘亮见婚姻已无法挽回，最终同意调解离婚，双方婚姻关系正式解除。而两次离婚诉讼中，李琳只字未提财产分割。

谁承想，双方婚姻关系刚解除，李琳就第三次将刘亮诉至法院。

近日，记者走进长宁法院，采访该案审判长王飞及主审法官徐莉，还原这起离奇财产纠纷案的来龙去脉。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资料图

一次始于“顺风车”的闪婚

故事的开端，始于一次偶遇。2018年3月，36岁的李琳与23岁的刘亮因搭乘“顺风车”相识。李琳从事房地产相关工作，离异后带着一个女儿；刘亮刚退伍不久，在证券公司做销售，未婚。

相识一个月后，两人确立恋爱关系。2019年1月，他们登记结婚，从初次相遇到领证，不过10个月，其间双方父母未曾见面，也未举办婚礼。婚后初期，两人仍各自住在父母家中，未共同生活。

刘亮父母是收入不高的普通职工，多年前老宅拆迁分得的两套房屋是家庭主要财产。其中小的一套对外出租，补贴家用；大的一套当时价值近千万，一直登记在刘亮和父母三人名下，全家居住于此。

婚后，李琳提出，自己的孩子想就读更好的学校，需要将户口迁入刘亮家，最好能在房产中占有份额。刘亮真心对待这段感情，对李琳的女儿也十分疼爱，便劝说父母先把房产过户给自己。父母一开始不同意，刘亮便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劝服了他们。

2019年7月13日，刘亮父母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下称：不动产登记中心）签署赠与合同，将名下产权份额赠与刘亮。四天后，刘亮又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李琳再次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将99%份额登记在李琳名下，自己仅留1%。

刘亮在庭审中坦言，当时在不动产登记中心被问及产权比例，他未及深思，但为了“表忠心”，一时冲动做出了决定。

然而，这段始于偶遇的婚姻，并未持续太久。2019年年底，双方在外租房正式共同生活，仅六个月后便分居。离婚后不到半年，李琳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第三次将刘亮诉至法院，要求按登记比例分割房产。

刘亮将房产99%份额登记在李琳名下 资料图

一场刺破“登记表象”的探源

“这个案子太反常了。”徐莉回忆，第三次诉讼时，李琳的态度异常强硬，完全不像普通婚姻案件中尚有情感牵绊的当事人。更让人生疑的是，她第一次起诉离婚时不提财产，第二次起诉仍不提，离婚后才单独起诉，似乎是在刻意规避财产问题，先快速解除婚姻关系，再回过头来追索财产。

“一般来讲，夫妻离婚时基于曾经的感情基础，财产分割多有协商空间，但李琳全程只谈财产、不谈感情。”徐莉说。

摆在法官面前的现实难题是：房产证上确实写着李琳占99%份额。她能拿走这套价值近千万元的房产吗？

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恰好对类似情形作出了规定。尽管该解释尚未生效，但作为对民法典的进一步阐释和细化，所体现的价值指引和导向，为合议庭的审理思路提供了重要方向。合议庭认为，本案完全可以在民法典现有规定的框架内寻求答案。

审判长王飞提出了关键思路，他指出，要刺破物权登记的表象，回归法律本质。

民法典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夫妻财产关系应当优先适用婚姻家庭编相关规定，正属于“除外”情形。民法典第220条进一步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这表明房产登记本身不是确定房屋产权的唯一或不可改变的依据，它只是一种权利证明或表征。例如，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房产，即便只登记在一方名下，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王飞进一步指出，民法典第1065条明确夫妻财产“约定应当采用书面方式”，其立法本意是夫妻财产归属安排，需是双方充分协商、慎重考虑后的真实合意，而非一时冲动或未经深思的行为。本案中，刘亮将房屋产权的99%份额转给李琳，既没有正式的书面约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房产比例进行过充分协商。因此，不能将房产登记的比例当然认定为是双方协商之后的合意。

针对李琳提出的“99%产权份额已经完成赠与”这一抗辩理由，王飞指出，夫妻间的赠与不同于普通商事交易，往往是基于对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期待，属于附有目的的特殊赠与，不能抛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定而直接适用一般赠与合同规则。

李琳“闪离”后起诉分割房产 资料图

一项回归婚姻本质的裁决

既然不动产登记比例不能直接作为分割依据，那么李琳究竟应获得多少？合议庭从多个核心维度进行了综合考量。

从房屋来源来看，该房产是刘亮父母老宅拆迁所得，刘亮当年仅11岁，对该房屋无任何贡献，李琳更是毫无贡献，若让其拿走99%，意味着刘亮的父母作为这套房产的原产权人、价值最大的贡献者，很可能丧失栖身之所。这对年迈的老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从婚姻关系存续时间来看，双方婚姻关系虽持续约三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仅六个月左右，闪婚闪离，无婚礼，无共同子女，短短数月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元房产，利益失衡明显。

从公平合理性来看，李琳年长刘亮13岁，从事房地产领域工作，社会经验丰富。在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时，她明知房屋来源，却未与刘亮的父母做任何沟通，也未提醒刘亮慎重考虑。而刘亮的赠与虽有冲动成分，但也是出于对李琳及其女儿的善意。因善意行为导致离婚时遭受巨大损失显然不公平，亦不合理。

从双方过错来看，并无证据证明是一方过错导致离婚，也不存在需要特别考虑照顾子女和女方的情形，李琳亦未就此提出主张。

同时，合议庭也考虑到，刘亮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行为承担相应责任，赔偿李琳的信赖利益损失，李琳为办理房产变更缴纳11.9万余元税费，且双方共同生活六个月，这些在裁决时均应予以考虑。

综上，长宁法院一审判决：案涉房产归刘亮所有，刘亮需向李琳支付房屋折价款50万元，李琳需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判决作出后，李琳不服，提起上诉。

2025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正式施行。其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该规定为类案裁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2025年3月3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国婚姻法历经修改，一直强调感情才是婚姻的基础，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同时，法律公平保护夫妻双方的利益，在婚姻解体时亦会综合考虑双方对家庭的贡献。”王飞说，婚内赠与的本质是心意，不能演变成情感交易，更不能成为婚姻的对价，这正是民法典倡导的价值导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