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企业“出海母港”，上海还缺什么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促进国际产业与投资合作”作了具体部署。其中，“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是中国护航企业深度参与全球竞争、对冲外部综合风险的战略性举措。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经营实践表明，其成功与否已不仅取决于产品质量与成本优势，更高度依赖于母港城市所能提供的制度供给、专业服务和资源协调能力。上海的独特优势在于同时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功能，并背靠长三角这一庞大的产业腹地。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打造中国企业“出海母港”高质量服务支撑体系，是亟待探索的关键课题。

深厚的金融、服务、产业资源

本世纪以来，中国参与国际产业与投资合作的模式深刻演变，从以人口红利为主要驱动的“产品出海”逐步转向以供应链优势为主要驱动的“产能出海”。如今，以创新能力为主要驱动的“技术出海”方兴未艾。在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化服务等新兴产业领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输出整体解决方案，并逐步成长为全球创新源头。在此背景下，企业对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和专业服务的需求井喷式增长，既为满足其日益复杂的商业性需求，也为应对地缘政治摩擦、贸易保护主义、国际经贸新规则等愈发多变的非商业性挑战。

上海拥有深厚的金融、服务、产业资源，亦是政策先行与跨境制度创新高地，因而在打造中国企业“出海母港”高质量服务支撑体系上，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金融方面：上海自由贸易账户为企业提供了跨境、离岸资金融通的基础设施；强大的跨境人民币结算能力帮助企业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规避汇率风险；国内外顶尖金融机构为企业出海提供方案设计与资金支持。服务方面：上海长期以来是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一站”，这种双向开放的格局为上海积淀了丰富的专业服务生态和优良的营商环境；去年12月26日，上海市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以“1+3+15+X”为引领的企业海外服务体系初见雏形。产业方面：截至今年2月，上海累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084家、外资研发中心647家，居全国首位，这些机构不仅是外资深耕中国的载体，也为中企出海提供反向资源协同。政策方面：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积极开展“先行先试”，在跨境并购、境外直投、跨境数据流动等多个关键领域推进制度型开放。

视觉中国

政策支持需聚焦中企痛点

要真正实现“出海母港”的战略功能，上海需进一步提升从城市资源禀赋到高质量服务供给、再到企业实战竞争力的“转化率”。为此，需聚焦企业在跨境金融、贸易壁垒、数据合规及知识产权维权等出海环节的核心痛点，出台更精准有力的政策，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

扩大跨境金融服务。一是，近年中国“走出去”企业对跨境人民币融资的需求激增。其原因是企业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议价能力显著上升，企业举借人民币债务、使用人民币投资、获得人民币收入并偿还债务的资金闭环逐渐形成。上海可通过加快银团贷款份额跨境转让试点、引入境外保险公司为在沪银行跨境贷款提供保障等手段，多管齐下提升在沪银行管理境外风险并提供跨境人民币信贷的能力。二是，企业对“小币种”结算和风险管理的需求激增。其原因是企业在东南亚、非洲、南美的本地化经营愈发深入，本地账户风险、“小币种”汇率风险、国际流动性的敞口显著扩大。上海可鼓励“上海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升级”试点银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补充账户结算服务，引导企业减少对东道国本地账户的依赖；争取央行支持，允许试点银行“无因”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三是，企业对财资管理的需求激增。其原因是近年欧美围绕最低所得税、数字税等跨国企业税收规则反复博弈，叠加国际地缘政治事件频发，中国企业利润留存海外的风险愈发不可忽略。上海可争取税务部门支持，允许在临港设立的、符合一定条件的财资中心视同“鼓励类产业”享受15%企业所得税，或者通过“地方留存部分全额返还”的办法实现有竞争力的实际企业所得税，吸引跨国公司财资职能落在上海。

应对国际贸易壁垒。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新的“301条款”调查，中美博弈下国际贸易壁垒短时间内难以解决。作为对策，一是，上海要帮助企业加快海外供应链布局调整。引导企业依托RCEP、CPTPP等自贸协定，在东南亚、墨西哥等关税洼地建立全流程生产基地，逐步形成“中国设计+全球制造”模式。二是，上海要强化转口贸易合规管理。联合东南亚国家海关，建立跨境原材料溯源平台，为企业提供“三级供应商认证”服务，以满足美国海关愈发严格的核查要求。三是，上海要更精准地扶持“走出去”企业。对年出口额500万美元以下企业，简化申报流程，实施“免申即享”补贴；对大型企业提供产业链协同奖励，如带动10家配套中小企业转型给予税收减免；建设数字化政策反馈平台，通过AI分析企业填报数据，自动生成政策调整建议，缩短反馈链条。四是，上海要完善企业海外投资保障与风险缓释机制。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廉洁度较高的政府合作，探索建立东南亚腐败联防机制，向企业提供腐败风险预警、法律援助及黑名单举报通道；鼓励企业抱团出海、集中谈判、共享资源，推动越南、印尼等地的中国飞地建设；联合中国信保推出新型供应链保险产品，覆盖境外政策变动导致的企业投资损失。

促进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截至当下，全球范围内超70个国家或地区已针对数据跨境流动实施了多样化限制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去年4月生效的美国《防止受关注国家及相关人员访问美国敏感个人数据和政府相关数据的规定》，其立法逻辑不仅仅是基于保护个人隐私，更是基于保护国家安全，故影响行业广泛，并具有“长臂”效应。作为对策，一是，上海要建立政府和市场协同应对机制。一方面，加强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指导，由主管部门牵头发布权威、清晰的跨境数据传输实践指南或合规工具包；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和行业协会在遵守国家法律框架的前提下，探索创新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认证体系，建立行业自律性认证标准，发布行业数据流动标准与最佳实践。二是，要加快推进上海数据要素交易平台建设。一方面，系统构建规范化、高效透明的数据资产流通体系，着力提升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试点实施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贸易标准体系，构建兼具国际视野与上海特色的数字贸易治理范式，提升区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三是，上海要探索建立以离岸数据中心和离岸数据交易平台为关键抓手的数据跨境服务体系。对符合国际认证标准、具备完善数据安全保障能力的企业授予跨境数据服务准入资格，培育跨境数据流动安全评估、离岸数据中心运营管理、离岸数据交易等全链路专业服务生态。

防范涉外知识产权风险。复杂多变的知识产权规则、跨法域的合规要求以及国际巨头借助法律壁垒实施的竞争策略，已成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全球化道路上的突出阻碍。面对高昂的诉讼费用、不确定的审查窗口与多元化的维权通道，中小企业不仅可能在全球价值链中陷入低端锁定，更可能因一次诉讼、一纸禁令而丧失多年积累的品牌优势。作为应对，一是，上海要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针对确实“恶意抢注”“敲诈勒索”的行为，加强国内层面执法震慑，尽量避免此类纠纷放到海外处理。二是，上海要分类定期发布涉外知识产权指引手册。针对不同类型企业，构建问题清单与服务指引库，并将需求精准对接给有能力的服务机构；针对涉外知识产权合规、证据留存、合同条款设计等高风险环节，发布简明易行的流程化操作方案；针对高新技术行业，加强核心技术成果海外布局指引，并协调商务、科技、海关等部门为科技企业出海提供系统支撑。三是，上海要引导企业提前做好知识产权合规检查。可设立专项财政预算，对律所出具的产品设计合规筛查报告按件给予补贴。

最后，上海打造“出海母港”应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紧密协同。中国企业高质量全球化趋势下的海外金融需求激增与国际综合风险上升趋势下的国内跨境金融供给受限，这对矛盾在“十五五”期间继续存在。去年6月中央金融委员会《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提到的“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正是破局的关键。上海要尽快启动离岸金融功能区建设，在严控风险敞口的前提下，探索拓展金融服务企业出海的制度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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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以新加坡、中国香港、纽约、伦敦为代表的先进城市通过长期实践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母港”服务体系。

新加坡的特色在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局和国际企业发展局等机构扮演了“母港服务署”的角色，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支持：注册流程可在几天内完成；税收制度简洁透明，企业所得税率维持在17%左右，并设立了广泛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上海可重点借鉴新加坡在跨部门政策协调以及一站式服务方面的经验。

中国香港的特色在于高度开放的金融体系和普通法制度。联系汇率和资本高度自由流动是香港作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制度底座。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便利的货币渠道。普通法的适用则使香港的法律框架与英美法系高度接轨，为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者提供了熟悉的法律环境。上海可重点借鉴香港在离岸人民币业务功能建设和离岸金融立法方面的经验。

纽约的特色在于全链条专业服务供给。市场层面，纽约资本市场极具深度和广度，为跨国公司提供多层次的融资渠道，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严格的监管制度确保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融资与交易组织层面，纽约汇聚全球头部投行、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机构，形成了强大的资本中介能力。市场信任产生层面，纽约法律、会计审计、税务与鉴证服务密集供给，形成了华尔街专业化分工体系。风险定价与信息效率层面，纽约集聚信用评级机构、指数编制与金融数据服务商，构成了跨国公司发行人与全球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桥梁。上海可重点借鉴纽约推动资本市场与专业服务联动发展的经验。

伦敦的特色在于绿色金融与规则创新。伦敦金融城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也是绿色债券和碳金融产品的主要发行地，吸引了全球众多企业前来融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均在伦敦成功发行绿色债券。规则创新方面，英国政府和伦敦金融当局建立了多项绿色投资标准和认证机制,为发行人和投资者提供了规则确定性及参与信心。伦敦在金融科技与监管沙盒方面也走在全球前列，为企业创新提供了低风险的试验环境。上海可重点借鉴伦敦发展新金融及争取规则话语权的经验。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原标题：《打造企业“出海母港”，上海还缺什么》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陈瑜

本文作者：汪荣明 何知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