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春秋》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纷争

晚清著名学者皮锡瑞认为东汉是“经学极盛时代”，东汉《春秋》学因其在东汉经学史上居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一直备受人们关注。早在清代乾嘉之学兴盛时期，东汉的《春秋》就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当时的学者言必称贾、马、许、郑。近年来，有关东汉《春秋》学的研究新成果更是不断出现。但是，前人的研究仍有未尽之处，故不揣谫陋，略陈弊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东汉前期的《春秋》学

（一）《公羊》学派与《左传》学派的第一次交锋

经历了王莽改制，人们认识到了王道社会的虚幻，开始怀念西汉的小康了。于是在王莽末年出现了所谓人心思汉的局面。刘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刘秀登基后，以西汉的正统继承人自居，表现出要带领人们重新回到西汉的姿态。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开始考虑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针对西汉后期刘家政权的轻易丧失，刘秀开始有针对性地加强集权，尤其重视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早在刘秀完成统一前的建武五年，就在洛阳恢复了太学，太学博士的恢复就更早了，至少在建武二年范升就已被征召为博士。不过刘秀为了标榜自己的正统性，博士的设置几乎完全照搬了西汉后期的模式。“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杨天宇认为：“正是今文经学家所制造的这套‘汉运中衰’的理论，为王莽篡汉铺平的道路。”今文经学要对西汉的灭亡承担很大责任，曾经在长安太学学习过的光武帝刘秀，对今文经学的思想本质显然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是为了标榜自己是西汉的正统继承者，才不得不恢复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在王莽主政期间曾被立于学官，彻底否定王莽就必须舍弃古文经学。显然这并不是刘秀的本意。他试图立《左传》博士，不过遇到了很大阻力。于是，出现了两汉经学史上第二次今古文之争。

当时尚书令韩歆上奏提议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光武帝刘秀在云台大会公卿、大夫、博士，商议此事。今文经学博士范升等人表示反对，反对理由有四：1.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2.“授受不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可能是伪造的。3.非先帝所立，无因得立。4.除此二家以外还有许多家，将立不胜立，“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上述四条理由中，第一条理由早在西汉时就曾被人提起过，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就说那些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春秋》”。第二条其实是古文经的通病。不像今文经学有完整明晰的传授谱系，古文经学的传授谱系多是不明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今文经学在西汉是官学，古文经学在西汉仅传播于民间。就如同贵族往往有很清晰的家谱，平民三两代以前就不太清楚了。今文经学在西汉的传授有清晰的谱系可查。可是在今文经学被立于学官以前的传授情况同样也是一笔糊涂账。第三条是范升最重要的理由。既然皇帝标榜自己为西汉的正统，那么就应该延续西汉时期的博士设置。第四条则是对皇帝的警告，此例一开，让你头疼的事还在后头呢。

与范升相反，陈元则支持立《左传》博士。他在上疏中先是对皇帝进行了一番称颂，接着指出今文博士为“沉溺所习，玩守旧闻”。然后就范升对《左传》的指责进行了批驳，他认为范升的指责是把一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无限上纲，是“小辩破言，小言破道”。陈元重点对范升的第三条理由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帝王之间有所因袭和变迁是很正常的，他着重列举汉宣帝立《梁》的事例来说明先帝对待经学问题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最后刘秀决定采纳陈元的意见设立《左传》博士，考虑到陈元刚刚与今文博士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为减少阻力，立李封为《左传》博士。尽管刘秀做了一些让步，不过来自反对者的压力并没有减轻，恰逢李封此时死去，刘秀就再也没有任命新的《左传》博士，《左传》立而复废。

通过这件事情，明显看出刘秀对《左传》采取了扶持态度。目的就是试图尽量削弱《公羊》的影响。但是，皇帝的意图最终没有实现，这次立《左传》跟西汉末年刘歆主张立古文一样最终以失败告终。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尚未像后世那样高度专制，士人还有一定的发言权。二是《公羊》西汉时被立于学官，经过了西汉中后期的发展，《公羊》学的势力非常大。此时《公羊》学者反对立古文经，并非像西汉时期那样是出于坚持王道理想，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利禄考虑。一部经典被立于学官就意味着读它就可以做官，已经被立于学官的学派显然不愿意别的学派来分一杯羹。当时的显贵们多数治今文经学，支持今文经学派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以柔术理天下”的刘秀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对只好放弃。另外，当时统一尚未完成，立《左传》等古文经学博士，的确如范升所言，并非急务。不过，后来刘秀对范升的处置很能反映他的真实态度，仅仅因为一点小事，刘秀就将范升罢官了。

（二）《公羊》学派与《左传》学派的第二次交锋

东汉《公羊》学派与《左传》学派的第一次交锋以《公羊》学派的胜利而结束，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终结，汉章帝即位后又有了第二次交锋。在这次交锋中，首先由《左传》学者贾逵发难，贾逵向皇帝上书再次挑起了今古文的争论。

在贾逵的言论中他首先对《左传》和《公羊》进行定性：“《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后世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一定性。于是有人指出了《左传》中“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之类的话，也举出了《公羊》中诸多强调伦常的言语。其实无论《左传》还是《公羊》，都能从中找到对统治者有利的东西，也有统治者不愿看到的内容。关键在于《左传》学者强调《左传》中的君父之义，西汉的《公羊》学者充分发挥了《公羊传》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比如在西汉《公羊》学传授谱系上至关重要的眭弘就曾根据经义上书要求皇帝退位。贾逵对《左传》和《公羊》的定性，显然也代表了皇帝的看法，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汉哀帝、光武帝到汉章帝都对《左传》情有独钟了。贾逵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还特意举出了四条例证来说明《左传》与《公羊》的不同。当然他所举的例证并不是说绝对没有商榷的余地，不过贾逵显然把它们做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而皇帝也认可了这样的例证。

接着贾逵又回顾了《左传》学派与《公羊》学派纷争的由来。把《左传》没能在西汉末年立于学官归过于刘歆的斗争策略，把东汉初年《左传》立而复废的原因归结为不明图谶。图谶，也被称为谶纬，是假托孔子的名义所作的一些解释经书的东西，或者预言。谶纬的产生是一个儒生与方士相结合的怪胎。在两汉的政治生活中，谶纬发挥了很重要作用。在刘秀和公孙述之间就曾经发生过一次谶纬论战。不过谶纬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在于给皇帝的头上再安放一个权威，而且还在于它有多种解释的可能。这显然不利于统治者维护统治。所以政权稳定以后，刘秀就开始了对谶纬的整理。在他去世前，还曾经公布了官定的谶纬文本。因为在刘秀称帝的过程中，谶纬发挥了很重要作用。所以在东汉前期，谶纬有着很高的权威。甚至皇帝的诏书中也会引用它。东汉初期以郑兴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对于谶纬的确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到了贾逵所处的时代，古文经学家也开始介入谶纬领域。

贾逵不仅介入谶纬，而且还把谶纬与《左传》相结合，来验证东汉王朝在五德终始说中的地位。通过对《左传》的曲解和附会，贾逵通过一句“其处者为刘氏”为汉家皇帝找到了显赫的祖宗，证明了刘氏乃尧的后人。通过对《左传》中所提到的远古帝王谱系的排列，证明尧在五行之中居火。从而证明，作为尧的后人的汉家王朝在五行之中也应当以火德自居。

贾逵的这番言论深受汉章帝赏识，汉章帝不仅赏赐了贾逵，而且还让他从《公羊》学派严、颜两家中选择二十名高才生教授《左传》。

△ 贾逵画像

《公羊》学派与《左传》学派的第二次交锋并没有就此结束。西汉今文经学激进的思想导致了西汉王朝的灭亡，东汉的统治者对今文经学始终不放心。于是，到了汉章帝时期就有了白虎观会议的召开。白虎观会议就是在不触动今文经学派具体利益的前提下对今文经学的思想内容进行规范。

在《春秋》学者杨终提议下，汉章帝下诏在皇家藏书机构白虎观召开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初衷是为了减省章句。因为自汉武帝“表彰六经”以后，立于庙堂之上的今文经学就朝着繁琐化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到了说“曰若稽古”四个字就达两万余言的地步，不利于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东汉建立以后，朝廷多次下诏对章句进行简省。白虎观会议的召开，也是对章句进行简省的继续。不过，会议的成果绝不只是简省章句这么简单。

“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由此可见与会者相当广泛，数量也不会太少。从会议的过程来看，汉章帝的意图得到了贯彻。会议的成果就是形成了《白虎议奏》一书。关于这本书前人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这本书已经亡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白虎议奏》就是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的《白虎通义》。不管《白虎议奏》是否就是《白虎通义》，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白虎通义》体现了汉章帝的意志，是一部钦定的经学总论。很有可能《白虎议奏》类似于《石渠阁奏议》，记载了会议的过程，不同学者的观点，以及最后皇帝的裁决，应该属于档案性质的原始记录。而《白虎通义》则是由班固根据皇帝的意志，将白虎观会议的最后结论整理成书。

《白虎通义》大体完整地保留到了今天，共有四十三篇，涉及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该书中有很多地方牵涉《春秋》，在具体的表述上基本上采用了《公羊》家的观点，偶尔用到了《梁》，但基本不用《左传》。这是不是表示《公羊》在当时的影响仍然远在《左传》之上呢？恐怕不能这么说。本身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就是为了整理当时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章句，虽说有古文学者参与其中，但是今文垄断学官的格局并没有改变。《白虎通义》体现了会议的成果，当然也不会出现《左传》的内容了。我们前面说会议的召开直接目的是为了简省章句，但并不止于此。在这个过程中也对今文经学中对统治者不利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和删除。这一点也可以从《白虎通义》中看出来，《白虎通义》虽然以《公羊》为主，但是《公羊》家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却几乎看不到，比如《公羊》家的三科九旨之说，贬天子退诸侯之论，基本都不见了踪影。

这次会议之后，汉章帝又采取了新的措施削弱今文经学的影响。“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读古文经典也可以做官，这一点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三）《公羊》学与《左传》学的发展

就在《公羊》学派《左传》学派双方进行交锋的同时，双方自身的势力也出现了消长。西汉时期《梁》学无法与《公羊》学相抗衡，西汉后期虽然有过皇帝的扶持，但是也没有获得很大的发展。但是，《左传》则完全可以和《公羊》相匹敌。《左传》在西汉中期之所以没有能够引起注意，可能与《左传》学家最初投靠到河间献王门下有关。西汉后期，它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有了巨大发展。《左传》有丰富的历史记录，有优美的文辞，巨大的优势使它很快被人们所接受。王莽时代被立于学官，到了东汉初年，《左传》已经表现出了后来居上的态势。《后汉书·儒林传》述及刘秀即位后吸引了很多知名文人，并列举了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七人，其中有三人学习过《左传》，而学习《公羊》的只有范升一人。这就可以看出东汉初年，《左传》已经开始占上风了。此后《左传》学的影响不断扩大，大师级的人物也不断涌现。

与《左传》学相反，《公羊》学经历了西汉后期的鼎盛以后开始走下坡路。《公羊》的激进很适合西汉时期人们的口味，但是经历了王莽的疯狂改制以后，东汉的士风开始趋于保守。整个社会也开始走向内敛。虽然作为官学的《公羊》学在东汉前期还有很大势力，但是和整个社会风气发生转移相适应，《公羊》学也逐渐舍弃了所谓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向平和的方向转变。这样《公羊》学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特色，《公羊》学者中也很少能出现与《左传》学者相抗衡的人物。仅有一个李育，也深深地被《左传》的文辞所吸引，虽然他还坚持自己《公羊》家的立场，但是已明显看出《左传》的影响之大。

东汉的《梁》学在《公羊》和《左传》的夹缝中勉强生存，但已经不可避免地没落了，只能依附于《左传》以求延续而已。整个东汉，《梁》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二、东汉中后期的《春秋》学

（一）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盛

东汉的学校教育在前人关于东汉经学史的研究中均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的学校一般分为官学和私学。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设博士弟子员以来，政府主办的官学教育就一直在不断扩张中。进入东汉以后，官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国家主办的最高学府就是太学，刘秀建武五年（公元29年）恢复了太学的设置，到汉明帝时，太学盛极一时，以至于范晔在《后汉书》中感慨道：“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太学却开始衰落了。“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后来曾经有过翻修的情况：“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但这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党锢之祸发生以后，情况就更糟糕了，“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桼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党锢之祸中，汉桓帝、汉灵帝和宦官集团给党人所定的罪名就是“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所以太学遭受打击也是必然，当然皇帝还不至于关闭太学。不仅如此，汉灵帝还试图另外建一学校来对抗太学：“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

东汉私学的发展则一直比较兴盛。西汉时期的私学规模虽然已经开始有所发展，但是远不能和东汉相比。在西汉能有一千多弟子就算很多了。而在东汉弟子过万人的有很多。学生中亲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总称门徒或诸生。《后汉书·儒林传》载梁丘《易》学者张兴弟子门生“著录且万人”，欧阳《尚书》学者牟长“著录前后万人”。蔡玄兼通五经，门生常千人，著录万六千人。严氏《春秋》学者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东汉中后期的经学大师马融教养诸生以千数，郑玄入其门下三年不得见。在私学里读书也有机会获得朝廷的征召或者名人的举荐。这样太学的作用就进一步降低了。

在太学里被立于学官的全部是今文经典，但是并不是说只有读今文经典才可以做官。读古文经典也有做官的机会。东汉的著名大臣中不少都是通晓古文经典的，在他们的言论中古文经典被引用的比例明显上升。所以人们不必一定要到太学中去。于是太学就被边缘化了。

太学被边缘化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博士官的被边缘化。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前，博士官主要是顾问官。人们常说在立五经博士以后，博士官就成了教育官。这一点诚然不错，但是博士官顾问的职能并没有丧失。所以西汉中后期许多重大决策都有博士参与其中。东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博士官就不再兼有顾问功能了，博士就成了专职的教育官，不再有参政议政的权力了。

就这样，随着今文经学的阵地太学被边缘化，今文经学的学者博士官也被边缘化了，今文经学被边缘化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处在这一大背景下的《公羊》学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二）何休与郑玄的交锋

东汉经学史上《公羊》学派与《左传》学派的第三次交锋在著名学者何休和郑玄之间展开。党锢事件发生之后，郑玄和何休都处于被禁锢状态，这场争论纯粹是民间自发进行的。在这场争论的背后应该没有直接的政治因素。这次的争论首先由何休发起，他为了攻击古文经典先后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宣扬《公羊》家像墨家守城一样不可战胜，《左传》已病入膏肓，而《梁》则是一个残废而已。古文学者郑玄针锋相对，写了《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三本书击中了何休的痛处，何休惊呼：“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遗憾的是六本书均已失传，虽然有前人的辑佚，但是我们也只能了解一点大概。根据这段记载，再结合《何休传》，我们知道后来由于党锢被解除，何休重新出仕，不久就病死了。所以何休并没有来得及对郑玄的反驳做出进一步的回应。于是就出现了“古学遂明”的局面。

何休是整个东汉时期最著名的《公羊》学者，他对《公羊》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春秋公羊传解诂》。《后汉书·儒林传》中称：“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也，辞病而去。不仕州郡，进退必以礼。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由此可知，《春秋公羊传解诂》也是何休在被禁锢期间完成的。关于写这本书的目的，何休在他的序里表达得很清楚：“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

他试图通过该书将《公羊》学条理化、规范化，去除《公羊》学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对《公羊》学派庞杂的学说进行精简，减轻统治者对《公羊》学的疑虑。当然，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还是保留了大量汉代《公羊》学的基本观念，比如三科九旨等内容。其实《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敢于充分发挥，董仲舒曾经说过“《春秋》无达诂”，对于他们《公羊》也就是一个用来发挥的由头而已。如今，经过何休整理，《公羊》学的精神逐渐丧失了。所以东汉以后，《公羊》学沉寂了一千多年，一直到晚清才得以恢复。

郑玄本人早年投师于今文学者，后来又师从古文大师，对今文、古文都很熟悉。故而能使何休有入室操戈之叹。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的核心内容是《春秋》三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而郑玄本人所最关注的，或者说最感兴趣的，其实是三礼。根据《世说新语》的记载，郑玄本来也准备给《左传》作注的，不过还没有完成，后来在外出的时候偶然与服虔（字子慎）在旅店相遇。当时他们并不相识，服虔在车上与人说自己准备如何注《左传》，郑玄听了之后发现服虔的想法与自己基本相合。郑玄就到车前对服虔说道：“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其实很有可能是郑玄本人的兴趣本不在这里，所以就做了个顺水人情。不过服虔的《左传注》也散失了，前人有辑本，大体可以了解一点梗概。

经过东汉近200年的发展，《左传》已经成为影响非常大的一部经典，以至于人们提到《春秋》，首先想到的就是《左传》。人们的言论、著作中引用《左传》的情况远远超过了其他两家。《左传》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与《公羊》的竞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不过，在《左传》取得胜利后不久，经学就开始衰落了。等到儒学再度复兴的时候，最受关注的儒家经典已不再是《春秋》。

三、结论

东汉《春秋》学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公羊》学派与《左传》学派之间的纷争，两者间的纷争是西汉末年《公羊》学派与《左传》学派纷争的延续。在这场纷争中，专制政治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直在试图引导纷争朝有利于维护专制统治的方向发展。经过三次交锋，《左传》学派逐渐占了上风，《公羊》学派和《梁》学派则先后被边缘化了。（节选自《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