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退伍回乡被安排到偏远单位，人人都替我惋惜，直到退休那年大家才看懂

讲述人：林卫东，文章编辑：小拾温言（图片来源于网络）

1

“爸，妈，我决定了，就那个地方了。”

饭桌上，李卫东他放下手中的筷子，声音听上去并不大，却好像一块石头径直砸进了刚盛好的汤水里。

母亲夹菜的那个手，就那样停在了半空，而父亲李建国呢，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只盯着桌子上那封盖着红章的通知书——这是从县民政局安置办那边来的，上面白纸黑字地清清楚楚写着：他所被安置的单位，是县殡仪馆。

“卫东，你是不是脑子犯糊了？”

母亲的声音都在发颤，“还有那么多单位可以选择呢，怎么就偏偏选了那个地方……”

“妈，这是组织上安排的，同时也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

李卫东端起了碗，扒拉了一大口饭，嚼动的速度很慢。

“放屁！”

李建国猛地一拍桌子，碗筷一下子就被震得叮当响，“什么叫你自己选的？你当我一无所知吗？老张家的儿子跟你算是同一批退伍的，人家就去了供电局！小王还去了税务局！你倒真是好啊，竟然要主动去那种地方呢？你这让咱们的街坊邻居以后怎么看？让你妈以后又怎么好意思出门去跟人聊天？”

2

1998年的夏天，这座北方的小县城，正被下岗潮的阴影给牢牢笼罩着。

国营的厂子啊，一个接着一个地关起门来，大街上面也多了不少蹬三轮的、摆地摊的那些中年人们。

能够在体制里面谋到一个“铁饭碗”，那可是多少人做梦都想要实现的愿望啊。

李卫东他已经当了足足五年的兵，并且还立过功，本可以去挑选一个很好的单位，可他却偏偏就选择了那个最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

“爸，殡仪馆它也算是一个正经的单位啊。”

李卫东抬起了头，眼神里头有着军人特有的那种执拗，“总归是需要有人去从事这方面工作的。”

“那地方它能是人所从事的工作吗？”

李建国气得脸颊都发红了，“每天都要跟那些已经去世的人们打交道，这多晦气！你今年才二十五岁，以后还用不用找对象了？谁家姑娘会愿意嫁给你啊？”

3

那顿饭，最终也就不欢而散了。

李建国他摔门直接进了卧室，而母亲呢，她则坐在桌子旁边默默地流着眼泪。

李卫东收拾了一下碗筷，回到了自己那间狭小的房间里面，并且从抽屉里摸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面是他的班长，在一次抗洪抢险的过程当中，为了能够救他，不幸被卷进了激流，最终再也没能上来。

追悼会在部队驻地极其简单地就办了，李卫东他记得班长躺在那里的模样，面容显得很平静，却又好像有很多话，最终都还没能说完。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对所说的“最后一面”有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执念。

4

几天过后，李卫东还是准时去报到了。

殡仪馆就坐落于县城西边的山脚下面，远离了居民区，那边有几排平房，院子里面种满了松柏树，安静到甚至都能听见风儿轻轻吹过树叶的声响。

老馆长是一位干瘦的老头儿，他姓陈，平时话也不多，他带着李卫东熟悉了下环境：告别厅、火化间、整容室以及骨灰寄存处。

空气当中，有一种淡淡的消毒水混合着香烛的味道。

“小伙子啊，想清楚了吗？”

陈馆长递给他一套深蓝色的工作服。

“想好了。”

李卫东接过了衣服。

“行啊。”

陈馆长点点头，“那就先从引导员这个岗位开始干起吧。

您要记住，在这儿来干活，手必须要稳，心自然也得静下来，话却一定要少说。

因为来这里的啊，都是一些伤心人。”

5

在第一个月里，李卫东可以这样说，他几乎都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半夜的电话铃声响得，简直就像是催命符一样，他必须要跟着车子去接运那些遗体。

他见过车祸之后，被弄得支离破碎的遗体，也见过长久生病缠身，瘦到只剩下一把骨头的，并且还见过那种寿终正寝，面容安详的。

他开始学着去给那些遗体净身、更衣，手刚开始的时候，总是会不由自主地颤抖，陈馆长就在旁边淡淡地给他指点：“慢一点，你就把他当成是睡着了。”

街坊邻居们很快也就都知道了。

以前在见面时会热情地跟他打招呼的叔伯阿姨们，现在在看见他的时候，眼神里头总是有些在躲闪，寒暄上两句之后，就急匆匆地离开了。

甚至还有人当着他母亲的面说：“可惜了，多好的一个帅小伙子啊。”

母亲回家之后，哭了好几场。

父亲李建国更是不允许他在家里谈论工作上的事情，在饭桌上只要他一提起单位的事，父亲就会马上撂下碗筷然后起身走人。

6

李卫东也不是没动摇过自己的想法。

特别是在第一次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的时候，那个姑娘在听说他是在殡仪馆工作的后，连面儿都还没见上呢，就直接婉拒了。

那天晚上，他自己一个人主动留在了单位值班，对着那间空荡荡的告别厅，他坐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月光穿透了那高高的窗户，撒了进来，照在了光洁的地板上面，显得一片惨白。

他问了问他自己，究竟在图些什么呢？

7

转机，来得倒也是有些个意外。

那是在一个初秋的早晨，馆里来了一位相对比较特殊的逝者——他是一个在建筑工地上意外身亡的农民工，才年仅三十出头。

家属可算来了七八个人，大家伙都是他的同乡，身上穿着沾满了灰泥的衣服，就那样蹲在殡仪馆的门口，显得既茫然又悲痛。

工头一直都躲着不肯见人，赔偿的事自然也是遥遥无期，他们甚至连像样的寿衣都买不起。

李卫东按照流程去引导他们办理各种手续，当他看到这些人掏出零碎的钞票却凑不够那最基本的火化费用时，几个人急得直搓手。

他沉默了一下下，随即转身就去找到了陈馆长。

陈馆长他抽了一口烟，然后叹了口气说：“这事要是按规定来看，确实不行，不过呢……那就从我工资里扣吧，眼下还是先办后事要紧。”

李卫东自己也掏出了钱，径直去外面买了一套普通的深色衣裤，用它们来代替寿衣。

在给逝者整理遗容的时候，他发现死者的右手是紧紧地攥着的，无论怎么掰也掰不开。

最后这才发现，手掌心里面有一张小小的、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的照片，上面是他抱着一个两三岁孩子，笑得特别憨。

李卫东小心翼翼地把照片给取了出来，擦拭干净之后，就把它放在了逝者的胸前。

简单的告别仪式上，那些看上去木讷的汉子们哭成了一团。

逝者的妻子则瘫坐在了地上，反复不停地在念叨着：“他说等这个工程结了工钱，就马上回家给我们的娃儿盖间新房……”

李卫东他站在一旁，这还是他第一次没有觉得自己仅仅只是一个旁观的工作人员。

他走了过去，给那位妻子递上了一杯热茶水，什么话也没有说。

事后，他偶然间听到那几个农民工在门口低声地说话：“那个小李同志啊，是真的心善。”

“是啊，人家可从没瞧不起过咱们。”

这话也不知怎么的，竟然一下子就传到了李建国的耳朵里。

8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父亲他突然闷声问了一句：“那家人的事情，后来顺利赔到钱了吗？”

李卫东听到这一下子就愣住了，他摇了摇头：“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估计应该很难了。”

李建国“嗯”了一声，没再继续说话，但那天晚上，他倒是没再提前离席。

李卫东也渐渐地习惯了这份工作的节奏，并且还从引导员这个岗位开始，去学习更多的技能，这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遗体整容。

陈馆长就是他的师傅，那老爷子干这行已经有足足四十年了，他手很巧，而且心更细致。

他说：“咱们所做这活儿，那可是给活人看的。

目的是为了让亲人在见到最后一面时，能够少一点遗憾，从而多一点宽慰。”

9

第二个让李卫东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她姓周。

周老师她无儿无女，晚年的时候就住在养老院里，最后是由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来协助办理的丧事。

丧事办得很是简单，并没有追悼会这一说，只有一位远房侄子过来进行了签字。

李卫东在接手的时候，发现周老师的遗容看上去很安详，但是她却穿着多年前的那件旧中山装，衣服洗得都有些发白了，袖口的部分甚至都磨破了。

他想起了陈馆长曾经说过的话，有些孤寡老人啊，走了就是那样的冷冷清清。

那天下午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他便仔细地给周老师整理了仪容，还梳理好了她那稀疏的白发。

在给她更衣的时候，他从周老师贴身所带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个塑料皮的小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大多都是一些她生前所留的教学笔记，还有好几页，抄录着学生们写给她的贺卡片段，例如：“周老师，谢谢您教我认识了字。”

“老师，我考上了师范学院了。”

李卫东思索了一下，径直去街上的文具店买了一张素色的卡片，用自己端正的字迹，把那些贺卡上面的话给摘抄了几句，并且署上了“您的学生们”这一称谓。

他把那张卡片轻轻地放在了周老师的手边。

远房侄子过来取骨灰的时候，看到了那张卡片，他一下子就愣了很久，随后对李卫东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谢谢您了，让我叔叔他……走得很有尊严。”

10

这件事，李卫东回家之后也依旧没提。

但母亲有一天买菜回来，犹豫了好一会儿，这才跟他念叨起来：“今天我碰到了街道的王主任，她说……周老师那桩事，你处理得可真是挺好的。”

母亲说完之后，便低头去摘菜，声音压得很轻，“你爸他也听说了。”

李卫东发现，父亲看向他的眼神，虽然还是那样严肃，但那种彻底的否定，却明显少了很多。

有些个时候，他深夜下班回家，桌上就会留着用碗扣好的饭菜，而且还是热的呢。

真正的重大考验，则是在三年之后才来临。

县城里头发生了一起比较恶性的刑事案件，受害者遗体受损程度非常严重。

家属的情绪几乎是彻底崩溃了，他们要求必须要复原遗容，否则他们绝不会让遗体火化。

公安局和民政局都对此感到十分棘手，于是他们就推荐了李卫东——彼时他已经跟着陈馆长学习了很长时间有关于整容的技术了。

那也是他第一次独自去处理这样如此复杂的情况。

工作间里，他凝视着那些伤痕，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相关的资料，反复地进行尝试。

那几天的他，几乎可以说是直接住在了单位里，眼睛里面布满了血丝。

陈馆长年纪已经大了，也帮不上什么忙了，他就坐在旁边陪着，偶尔会递过来一杯水。

最难的并非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家属们几乎每小时都会过来询问一次进展，悲伤的情绪混合着焦躁不安，他们的言辞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了。

有一次，逝者的哥哥甚至直接就冲进了工作区，指着李卫东吼叫道：“你到底能不能行啊？要是再不行的话，那就换人！我弟弟不能这个样子不明不白地走！”

李卫东的手上还戴着橡胶手套，手上也沾满了各种材料，他抬起了头，非常平静地去看着对方那双通红的眼睛：“请您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吧。

我想让您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可以尽量像他平时的那个样子。”

那个人一下子就愣在了原地，随后喘着粗气，最终颓然地退了出去。

第三天下午，当李卫东完成了最后一点修饰的处理，并且轻轻地盖上了白布之时，陈馆长他拍了拍李卫东的肩膀，一句话也没有说。

家属们进来辨认的时候，死寂一般的沉默持续了足足有一分钟。

然后，那位曾经怒吼着的哥哥，他慢慢地跪了下来，额头紧紧抵着停放床的边沿，肩膀也剧烈地抖动着，发出了那种压抑的、野兽一般的呜咽声。

其他的家属们也都哭出了声来。

11

后来，家属们送来了一面锦旗，那上面写着“技艺精湛，慰藉心灵”。

这面锦旗就被挂在了殡仪馆那间简陋会议室的墙上。

李建国不知是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有一次他喝多了酒，然后就对老战友嘟囔道：“我那个儿子啊……他现在在殡仪馆工作着呢，也还算是……算是干了一件人事了。”

这话辗转传到了李卫东的耳朵里，他对着镜子好好看了看自己，笑了，笑着笑着，眼眶竟然有点发热了。

岁月就好像殡仪馆外面那条安静的河流，它无声无息地在流淌着。

李卫东是在这里结的婚，他的妻子是馆里的一位会计，一个平时话不多、但是心却很细致的女人。

他们有了一个孩子。

父亲李建国也已经退休了，头发变得花白，脾气似乎也比以前软和了一些。

母亲偶尔还是会叹气，但她不再会因此流泪了。

街坊邻居们提起李卫东，语气也从最初的那种惋惜，渐渐地变成了“那孩子是真的很实在”，或者就是“干那一行，可真是不容易啊”。

陈馆长去世后，李卫东很自然地接任了馆长的职位。

他依然坚持工作在一线，特别是每当遇到了那些疑难的情况。

他带起了徒弟，把陈馆长当初教给他的“手要稳，心要静，话要少”又给很好地传承了下去。

12

时间转眼就来到了2023年，李卫东他五十岁了，也到了可以内退的那个年纪。

但他却并没有选择退休，而是依然坚守在那里。

县城的变化真的很大，高楼大厦变得更多了，车子也明显增多了，殡仪馆也因此迁到了新的地址，变得更加宽敞，也更加现代化了，但是松柏树却依然种着，那份安静也依然如旧。

深秋的某一天，馆里来了一位很老的老太太，已经九十高龄了，她安详地无疾而终。

她的子女们都从外地赶了回来，把丧事办得非常体面而且周全。

葬礼结束之后，一位气质儒雅、两鬓斑白的中年男人——他就是逝者的长子，特意来找到了李卫东。

“李馆长，可能您已经不记得了。”

男人说，“二十五年以前，我父亲他去世的时候，也是在这里办理的。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面对很多事情都感到慌乱不已，是您帮我父亲整理好了衣服，整理得非常妥帖。

您当时还对我讲过一句话：‘别慌，慢慢来，好好送送他。’”

男人顿了顿，眼中甚至有亮光在闪动，“那句话，我足足记了二十五年。

今天送我母亲过来，又看到了您还在这里坚守岗位，我心里面……真的是特别踏实。

好像有些东西啊，一直都没有发生过改变。”

13

李卫东确实是不记得了。

他所经手过的告别仪式真的太多太多了，很多面孔也都在泪水当中变得模糊不清。

但他却依然记得那种感觉——他站在生与死的门槛旁边，努力地让每一个离别，都能够显得从容一些，多一点尊严。

那天他下班的时间比平时晚了一些，走出单位大门的时候，夕阳把天空染成了那种温暖的橘红色。

他忽然间回想起了很多很多年以前，父亲拍着桌子骂他“晦气”的那个傍晚。

如今，父亲他已经七十五岁了，腿脚也有些不太利索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下楼去和那些老头们下象棋。

他开车回到了家里，路过菜市场，便下车买了父亲最爱吃的卤猪耳和一瓶好酒。

上楼，开门，一股饭菜的香味立马就飘了出来。

母亲还在厨房里忙活着，父亲则戴着老花镜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回来了？”

父亲抬了抬眼看向他。

“嗯。

爸，妈，我买了点儿熟食，晚上咱们喝两杯？”

父亲看了看他手里面提着的酒，鼻子里“哼”了一声，但嘴角却细微地动了一下：“又在乱花钱了。”

14

吃饭的时候，电视里头正播放着新闻。

母亲絮絮叨叨地讲着家长里短。

父亲小口小口地抿着酒，突然之间没头没尾地问了一句：“今天……是不是很顺利？”

李卫东他夹菜的那个手顿了顿：“都挺好的。”

父亲点点头，夹起了一片猪耳朵，嚼动的速度很慢。

过了好一阵子，他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对李卫东说：“干了一辈子这个工作……没有让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这就很不错了。”

窗子外面，夜色也渐渐地笼罩了下来，楼宇间亮起了万家灯火。

屋子里面，灯光显得很是温暖，酒杯也轻轻地碰击在一起，发出了清脆且细微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