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开民宿的,今年三十二。确诊那天,医生让我坐下,说了三个字母。我脑子嗡的一声,后面的话都听不清了,就记得诊室窗户很亮,亮得刺眼。
我的民宿在小镇河边,白墙青瓦,种满绣球花。客人都夸老板娘能干,一个人打理得井井有条。没人知道,我每天吃一把彩色药片,早一次晚一次,定着闹钟吃,比吃饭还准时。
得病的源头,是我前夫。离婚三年后,疾控中心打电话找到我,说他在外地被确诊,让所有密切接触者去检查。我骂他,电话里骂了十分钟,骂到最后没力气了,嗓子发干。挂了电话我蹲在院子里洗床单,使劲搓,搓得手通红。那床单是客人刚退房的,上面有小孩画的蜡笔印子,怎么洗都留道淡痕。
我不敢告诉家里。我妈心脏不好,我爸高血压。每次他们视频问“一个人过得怎样”,我都把镜头对着开得正好的花:“好看吧?今年雨水好。”
客人们还是来来往往。暑假时一家北京来的客人,妈妈悄悄问我:“老板娘,你家床品消毒吧?我们孩子皮肤敏感。”我笑着说您放心,每客一换,专业消杀。转身进后院,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现在就是别人眼里最该被“消毒”的那个。
药有副作用。头晕,恶心,夜里盗汗。有次正给客人办入住,一阵晕眩猛地袭来,我赶紧扶住柜台。客人关切地问是不是太累了,我扯出个笑:“没事,中午没吃饭。”其实刚吞下药,胃里正翻江倒海。
最难受的是孤独。镇上开始有风言风语,说我离婚这么久不找,肯定有问题。王婶给我介绍对象,对方是中学老师,丧偶,人很老实。我摇头,说一个人过惯了。王婶叹气:“你别太挑,女人总要有个伴。”我笑笑,没说话。我能说什么?说我有病,碰不得?
中秋节,民宿住满了。我在院子里摆上月饼、柚子,客人们围坐着聊天。一个大学生说起他做公益,去艾滋病村看望儿童。“那些孩子挺可怜的,”他说,“其实日常接触不会传染,但很多人还是躲着他们。”有人点头,有人沉默。我低头剥柚子,指甲掐进皮里,溅出细微的汁液,有点辣眼睛。
月亮很圆。我想起确诊后第一个夜晚,也是这么圆的月亮。我整晚没睡,查资料,知道现在这病能控制,能正常活到老。可“正常”两个字,已经和我没关系了。
十月,镇上出了件事。菜市场卖豆腐的老李确诊了肝癌,邻居们凑钱,三块五块,塞了一信封。我也去了,放了五百。李婶抓着我的手哭:“妹子,谢谢你,你心善。”我心里发苦——要是得病的是我,还会有人凑钱吗?怕是这民宿,早就没人敢来了。
入冬后,我加入了病友群。群里天南海北,有被丈夫传染的妻子,有手术感染的中年人,也有不懂事时走错路的年轻人。我们不说真名,用代号。我给自己取名“绣球”,因为我院子里那些绣球花,一场雨后就又开满了,压不垮似的。
群里最常聊的是药。哪种药副作用小,哪家医院医生好,医保报销多少。也聊家常,聊孩子考大学,聊父母生病。有次一个刚确诊的年轻女孩说不想活了,群里刷屏似地劝,分享自己怎么走过来的。我打了很长一段话,又删了,最后发:“我开民宿的,院子里花开了,你要不要来看看?免费住。”
她没来。但有一天,我收到个快递,是一小盆多肉,卡片上写:绣球姐,我找到工作了。等我好了,去看花。
我把它放在柜台,和“今日有房”的牌子摆在一起。有客人夸这多肉养得好,我说是啊,生命力强,给点阳光就活。
年底,我妈突然说要来住几天。我慌了,把药藏在茶叶罐里。她来了,里里外外看,说院子收拾得真干净。夜里,我听见她在房里咳嗽,心揪着。第二天带她去检查,没事,普通感冒。开药时,医生随口说:“你脸色不太好,也查查?”我摆手说不用。
送我妈去车站时,她拉着我的手:“闺女,有事别硬扛。”我点头,笑得很大声:“我能有啥事!”
回民宿的路上下雨了。我慢慢走,雨滴打在青石板路上。路过菜市场,老李的豆腐摊已经换了人,是个年轻小伙子,吆喝声很亮。生命就是这样吧,一茬接一茬。
回到院里,绣球花被雨打落不少,可枝上又冒出许多新花苞,小小的,绿绿的,裹得很紧。我站在雨里看了很久,直到手机响起——是预订提醒,又有客人要来了。
我抹了把脸,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走进屋,把“今日有房”的牌子擦亮,摆正。那盆多肉在柜台边,悄悄长出了一片新叶,嫩嫩的,在灯下泛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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