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染上艾滋病的32岁民宿老板娘自述：原来艾滋病离我们如此之近

我是开民宿的，今年三十二。确诊那天，医生让我坐下，说了三个字母。我脑子嗡的一声，后面的话都听不清了，就记得诊室窗户很亮，亮得刺眼。

我的民宿在小镇河边，白墙青瓦，种满绣球花。客人都夸老板娘能干，一个人打理得井井有条。没人知道，我每天吃一把彩色药片，早一次晚一次，定着闹钟吃，比吃饭还准时。

得病的源头，是我前夫。离婚三年后，疾控中心打电话找到我，说他在外地被确诊，让所有密切接触者去检查。我骂他，电话里骂了十分钟，骂到最后没力气了，嗓子发干。挂了电话我蹲在院子里洗床单，使劲搓，搓得手通红。那床单是客人刚退房的，上面有小孩画的蜡笔印子，怎么洗都留道淡痕。

我不敢告诉家里。我妈心脏不好，我爸高血压。每次他们视频问“一个人过得怎样”，我都把镜头对着开得正好的花：“好看吧？今年雨水好。”

客人们还是来来往往。暑假时一家北京来的客人，妈妈悄悄问我：“老板娘，你家床品消毒吧？我们孩子皮肤敏感。”我笑着说您放心，每客一换，专业消杀。转身进后院，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现在就是别人眼里最该被“消毒”的那个。

药有副作用。头晕，恶心，夜里盗汗。有次正给客人办入住，一阵晕眩猛地袭来，我赶紧扶住柜台。客人关切地问是不是太累了，我扯出个笑：“没事，中午没吃饭。”其实刚吞下药，胃里正翻江倒海。

最难受的是孤独。镇上开始有风言风语，说我离婚这么久不找，肯定有问题。王婶给我介绍对象，对方是中学老师，丧偶，人很老实。我摇头，说一个人过惯了。王婶叹气：“你别太挑，女人总要有个伴。”我笑笑，没说话。我能说什么？说我有病，碰不得？

中秋节，民宿住满了。我在院子里摆上月饼、柚子，客人们围坐着聊天。一个大学生说起他做公益，去艾滋病村看望儿童。“那些孩子挺可怜的，”他说，“其实日常接触不会传染，但很多人还是躲着他们。”有人点头，有人沉默。我低头剥柚子，指甲掐进皮里，溅出细微的汁液，有点辣眼睛。

月亮很圆。我想起确诊后第一个夜晚，也是这么圆的月亮。我整晚没睡，查资料，知道现在这病能控制，能正常活到老。可“正常”两个字，已经和我没关系了。

十月，镇上出了件事。菜市场卖豆腐的老李确诊了肝癌，邻居们凑钱，三块五块，塞了一信封。我也去了，放了五百。李婶抓着我的手哭：“妹子，谢谢你，你心善。”我心里发苦——要是得病的是我，还会有人凑钱吗？怕是这民宿，早就没人敢来了。

入冬后，我加入了病友群。群里天南海北，有被丈夫传染的妻子，有手术感染的中年人，也有不懂事时走错路的年轻人。我们不说真名，用代号。我给自己取名“绣球”，因为我院子里那些绣球花，一场雨后就又开满了，压不垮似的。

群里最常聊的是药。哪种药副作用小，哪家医院医生好，医保报销多少。也聊家常，聊孩子考大学，聊父母生病。有次一个刚确诊的年轻女孩说不想活了，群里刷屏似地劝，分享自己怎么走过来的。我打了很长一段话，又删了，最后发：“我开民宿的，院子里花开了，你要不要来看看？免费住。”

她没来。但有一天，我收到个快递，是一小盆多肉，卡片上写：绣球姐，我找到工作了。等我好了，去看花。

我把它放在柜台，和“今日有房”的牌子摆在一起。有客人夸这多肉养得好，我说是啊，生命力强，给点阳光就活。

年底，我妈突然说要来住几天。我慌了，把药藏在茶叶罐里。她来了，里里外外看，说院子收拾得真干净。夜里，我听见她在房里咳嗽，心揪着。第二天带她去检查，没事，普通感冒。开药时，医生随口说：“你脸色不太好，也查查？”我摆手说不用。

送我妈去车站时，她拉着我的手：“闺女，有事别硬扛。”我点头，笑得很大声：“我能有啥事！”

回民宿的路上下雨了。我慢慢走，雨滴打在青石板路上。路过菜市场，老李的豆腐摊已经换了人，是个年轻小伙子，吆喝声很亮。生命就是这样吧，一茬接一茬。

回到院里，绣球花被雨打落不少，可枝上又冒出许多新花苞，小小的，绿绿的，裹得很紧。我站在雨里看了很久，直到手机响起——是预订提醒，又有客人要来了。

我抹了把脸，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走进屋，把“今日有房”的牌子擦亮，摆正。那盆多肉在柜台边，悄悄长出了一片新叶，嫩嫩的，在灯下泛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