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徐志摩被忽略的政治人生

本文转自《新周报》，本版文章据《环球人物》郑心仪/文

导读：世人对徐志摩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面上，仅止于对他的诗歌与散文的欣赏，津津乐道于他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对其个人品质和社会理念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徐志摩是一个思想精进，很有社会担当的人。他回国后，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政治与思想方面的论争。撇开那些风流韵事，我们才能走近真正的徐志摩。

汉密尔顿·徐

徐志摩曾说：“在24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汉密尔顿）。”这位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长，是一位政治家、社会领袖。

从这里可以看出，徐志摩想做中国的社会领袖，想从经济入手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他到美国后，还取了个英文名“汉密尔顿·徐”，可见其决心。

1918年，徐志摩到达美国伍斯特城，入读克拉克大学历史系，选学课目净是《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商业管理》、《劳工问题》、《社会学》、《心理学》等。但徐志摩真正收获的并非是课堂上的知识，而是被点燃的爱国热情。

美国当时正经历一战的冲击，物价上涨，物资匮乏，但人们毫无怨言。1918年11月，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人们拥上街头欢呼庆祝，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徐志摩初到异邦就旁观了这一幕，感触颇深。徐志摩与同宿舍的室友共同订立章程，发奋向学。

在中国政府承认丧权辱国的中日“二十一条”后，留学波士顿的中国学生“痛愤‘国耻’，遂有‘中国国防会’之组织”，“欲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徐志摩很快听说了国防会的大名，便想去波士顿看看。1918年12月21日，徐志摩抵达波士顿，并在次日来到哈佛大学。徐在哈佛待了3日，不仅加入了国防会，还结识了吴宓、赵元任等中国留学生。

1919年底，获得克拉克大学一等荣誉学位后，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汉密尔顿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政治学。极具压迫感的新环境，一方面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让他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成了中国学生口中的“鲍尔雪维克”，即布尔什维克。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实业救国，转而关注社会问题。

1920年，徐志摩以毕业论文《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日子，并收起行囊。这一次，他追随的目标，变成了哲学家、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伯特兰·罗素。

罗素家中的常客

1920年10月，罗素访华，发表了“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社会结构学”这“五大演讲”，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震动。

徐志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英国社会主义主要思想家拉斯基教授，开始了一些政治实践，对西方的民主、法制和自由这一套理念及其运作，有了直观的理解。这一时期，徐志摩给梁启超和蒋百里创办的《改造》杂志写了几篇文章，谈的大都是政治话题。

到英国后，徐志摩如鱼得水，朋友圈中既有狄更生、康拉德这样的大作家，又有激进青年学者欧格敦这样的社会活动家。1921年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10月，他从好友欧格敦那里得知罗素回英国的消息，并拿到了地址。他立刻写信请求见面，并在一个星期后如愿以偿。

罗素

徐志摩发乎本心的崇拜、夸赞和尊重，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成了罗素家中的常客，常往返于剑桥与伦敦，聆听罗素的教诲，参加其倡导的各种活动。在这一时期，徐志摩基本转向了罗素式自由主义的思想。

1922年8月，徐志摩突然决定回国，放弃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这个决定的背后，既有众所周知的原因——追寻林徽因的脚步，还有一个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师梁启超有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需要其回国相助。

徐志摩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步入古老而忧患的祖国的现实。

“中国的文艺复兴”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徐志摩就被梁启超的学识、文采和思想所折服。在杭州府中学上学时，徐志摩在校刊《友声》上发表了文章《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这篇文章从题目和内容来看，都受到了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影响。徐志摩模仿得惟妙惟肖，还因此引起视察杭州府中学的张幼仪四哥张公权的注意，从而牵起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红线。

当时，张公权得知文章作者是浙江海宁县硖石镇富商徐申如的独子徐章垿（音xù读 “序”），也就是后来蜚声中外的徐志摩。爱才心切的张公权当晚给徐申如写信，提议将自己的二妹张幼仪许配给徐家公子。徐申如虽是江浙富豪，但能够与书香世家的张家结亲，依然是求之不得的荣耀，立即回信应允。

梁启超

赴美留学前，徐志摩成为梁启超的弟子，这既让徐志摩心愿得偿，也为其日后归国开辟了路径。

留学欧美期间，师生二人信件往来频频。梁启超是一个干预社会、敢于担当的文人，其主导的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可以说是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如此影响着徐志摩。梁启超召唤徐志摩回国参与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以其为首的研究系要做的一个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

徐志摩回国后不久，就搬到了石虎胡同7号。这里既是梁启超担任馆长的松坡图书馆的总部，也是其创办的讲学社的总部。讲学社负责邀请国际名人来华讲学，徐志摩负责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英文信件。当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徐志摩工作之余，就带着自己的皮包四处投稿，逐渐在群雄割据的格局中打出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

徐志摩从事的许多活动，比如创办新月社，接办《晨报副刊》，都可以说是梁启超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的一部分，至少也和这个计划相呼应。“梁启超大概没想到，徐志摩活动的能量太大了，闯出了自己的一方格局。”

有政治上的义愤，无政治活动的热情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的政府军阀混战，提出要建立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的“好人政府”。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的法学家王宠惠等人入阁，北大教授罗文干任财政总长。这个内阁实际上是吴佩孚的傀儡，并为曹锟所掌控的国会所不容。随着矛盾的激化，罗文干成了牺牲品，以“卖国纳贿”的罪名被捕。

罗文干的被捕，激起了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北大校长蔡元培谴责这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提出辞呈，声援罗文干。

初回国的徐志摩，带着满腔理想主义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在这篇文章中，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蔡元培的行动，认为是在“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并从蔡元培看到了“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淹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发出了“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呐喊。

徐志摩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毕竟是学政治经济的，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独立的思考，也常有发表的欲望。在回国后的两三年间，在建树诗人声望的同时，徐志摩更多的是以时政评论家的身份说话。

早期徐志摩发声往往是寄文章去各种报纸杂志，在接办《晨报副刊》后，那里成了他的阵地。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对现行的中国政治的意见，都刊登其上。不过，徐志摩有政治上的义愤，却没有多少参与政治活动的兴趣。他并非是对社会现实没有兴趣，而是对当时各种乱七八糟的政治活动不抱信心。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政治现实和民族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