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后二炮司令员人选由谁担任？叶剑英为何力荐向守志

1963年10月的酒泉大漠，寒风裹着黄沙刮过发射场。倒计时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时，现场所有人几乎都屏住了呼吸。站在指挥席边缘的向守志，眼睛死死盯着那枚静卧在发射塔上的“东风一号”，手背不自觉攥紧。随着“点火”口令下达，火焰骤然喷薄而出，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冲向高空。这一刻，看上去只是一次武器试验的成功，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它与一个名字、一支部队、一场政治风波，紧紧缠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当人们把目光投向“第二炮兵”这支神秘部队时，却往往是从另外一个时间点说起——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叛逃、机毁人亡，新中国的战略格局被迫作出调整，军队高层的人事布局，也随之掀起一场悄然无声的大洗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个曾经在大漠边为战士煮土豆庆功的老兵，再一次被推到聚光灯下。

有人后来问起：林彪出事之后，谁来接手二炮这样一支要害部队？叶剑英的回答干脆利落——“二炮军事主官，非向守志莫属。”

那么，这个“非你莫属”到底从何而来？要说清这一点，就得从向守志与中国导弹事业那段缠绕多年的渊源讲起。

一、从军长到“学生”，与导弹结缘

1957年，向守志已经是志愿军名将、十五军军长，打过上甘岭，也打过无数恶仗，在一线部队威望不低。就在这时，他接到调令，前往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对一位正当年、手里带兵的军长来说，这多少有些“冷处理”的意味，他心里也难免犯嘀咕，但命令就是命令，他还是整理行装，去了北京。

到了学院，课程设置很快让他意识到事情不简单。导弹、火箭、核武器、现代战争理论，这些新名词一个接一个地砸过来，让很多出身红军、八路军的老将都颇感吃力。向守志后来回忆，那段时间几乎是“重新当兵，从头学起”。不过，正是这段极不轻松的学习经历，让他第一次全面接触到了导弹与核武器的知识，也让他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新中国在传统陆战经验上虽不缺底气，但在高技术军备方面差得太远。

五十年代，美苏进入激烈对抗阶段，双方都在拼命发展核武器和战略导弹。美国搞“核讹诈”，苏联紧追不放，“原子时代”“导弹时代”等说法开始充斥报端。对曾经亲眼看过日机轰炸、经历过国土沦丧的老一辈将领而言，“落后就要挨打”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训。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氛围下，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作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战略决策：建立自己的核反击力量，打破别人的核垄断和核威胁。核武器研制要搞，发射和运用核导弹的部队也必须尽快筹建。要有“核”，更要有“矛”。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筹建新型炮兵学校的设想逐渐成形，一所为未来战略导弹部队培养人才的院校，很快出现在方案之中。没人会想到，这所后来被称为“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前身”的学校，会和向守志绑在一起，十几年都解不开。

1960年，西安炮兵学校正式建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任命书，让向守志担任校长。当时他不过四十多岁，从前线主力军军长，一下子成了一个新型军校的掌门人，说是“白手起家”，一点不过分。

问题也随之而来。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经济紧张，人心浮动，军队也受到了不小冲击。西安炮兵学校刚成立时，居然一个正式教授都没有，只有少量懂技术的军官和从地方调来的技术人员。要搞导弹、搞火箭，却没有像样的师资，这让向守志十分犯难。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向总参谋长罗瑞卿汇报工作时，把苦衷摊开说了。那天朝鲜国防部长金光侠到中国访问，罗瑞卿陪同参观西安炮兵学校组织的导弹操作表演。表演进行得很顺利，罗瑞卿看得直点头，临走前还拍着向守志的肩膀说：“组织得很好，有什么困难就提。”

向守志也不客气，当场提出两个请求。一个是改名，他觉得“西安炮兵学校”这个称呼太“普通”，难以反映这所院校的性质，希望改成“学院”，便于对外联系也更符合其培养高级技术干部的定位。另一个就是要师资，他建议从全国重点大学挑选青年教师，先送到学校培训，再留下任教；同时，从北京几所理工科院校调一些德才兼备、政治可靠的教授和讲师过来。

罗瑞卿觉得这些意见有道理，回京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不久，国务院批准了改名，学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技术学院”，向守志担任院长兼科研委员会主任。周总理还亲自批示，让高教部门选派两百名优秀学员支援这所新学院。

这一道批示，几乎就是给向守志发了一把“尚方宝剑”。有了这两百名优秀学员，加上从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等地挑来的青年教师和讲师，学院的骨架总算搭起来了。不过，按照规划，还缺几名真正能坐得住、镇得住场的教授。

在这件事上，有一段插曲。负责选师资的黄迪菲，因为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教授而着急上火。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老朋友陈平打来电话，推荐了一位资深教授——王列。这位王列出身旧式官宦家庭，大学毕业后在国民党兵工厂当过武器工程师，在流体力学等领域颇有造诣，技术过硬。

面试那天，向守志同王列只谈了几句，听完对方的学术经历和对导弹技术的理解，当场就拍板：“教授的名额，就请王教授来担任。”从此，这所年轻的军事技术学院，终于有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压阵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向守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在当时军队系统里算是出了名的。他专门规定：教员开会坐在前排，学员和机关干部坐后面；理发、洗澡时教员优先，不用排队。每年春节，他亲自去教师宿舍拜年，特地请王列教授一起吃年夜饭，态度极为真诚。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从“守芝”改成“守志”，表明要“守住志向”，把导弹事业真正办起来。

经过几年苦心经营，这所学院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设置和训练体系，也为接下来的一件大事，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硬核二营与“东风”腾空：奠基人的分量

1963年，对炮兵技术学院来说，是极有分量的一年。学院所属的导弹二营，接到了一个重大任务：赴西北大漠，担负国产第一代地地导弹的发射试验。对这支年轻的部队来说，这不光是一次练兵，更是一次“立身之战”。

在这之前，向守志几乎把大量精力都压在了二营身上。训练场地、器材配备、伙食保障、技术骨干培养，他事无巨细，每周都要往二营跑。那几年国家经济困难，部队供给也十分紧张，战士们训练一天下来，经常是饿着肚子坚持高强度操作。向守志心里清楚，“尖端武器靠的是人把它练出来”，但人要吃饱了才能练，他多次向后勤部门提出，晚餐时给二营每名战士多加一个馒头。

粮食限量供应，后勤部门也犯难。向守志就咬咬牙，向上级申请，能挤一点是一点。他心里有个打算：只要二营这次试验能完成得漂亮，一定要想办法给他们“加餐”，哪怕自己去找办法。

在这样的条件下，二营官兵硬是靠着顽强意志和严格训练，仅仅用了半年左右时间，就掌握并熟练运用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导弹装备，在张家坪训练场上一遍遍做展开、起竖、模拟点火等操作。一次对外展示演练，动作干净利落，节奏衔接严丝合缝，连到场观看的总参领导都连声称赞。

同年10月，二营与另一支导弹部队——武威一营，一同奔赴西北试验场。10月25日，武威一营率先将“东风一号”成功送上高空，标志着国产地地导弹试验获得阶段性突破。九天后，轮到了二营。

那天大漠上风沙不算太大，气温却极低。向守志站在指挥区，默默听着技术人员核对数据，不时走到发射阵地前看一眼导弹。发射命令终于下达，对讲机里响起倒计时：“十、九、八……”他心里跟着默数，直到“二、一，点火！”话音刚落，导弹尾部火焰猛然喷吐，拖着长长火舌拔地而起，划破天空。

导弹飞出的一瞬间，现场不少人眼圈都红了。有战士小声对同伴说：“成了！”向守志用力鼓掌，掌心都拍红了。等二营官兵凯旋回到驻地，他兑现之前的承诺，让炊事班把好不容易弄来的一筐土豆全部煮熟，每人发两个，用清水代酒，为二营开了一个不算隆重却格外真诚的庆功会。

有老兵后来回忆，那一回在土豆堆旁边，他看到向守志站在场边，脸上笑意并不张扬，却一直在看着这些年轻战士吃东西，眼神里透出一种压不住的欣慰。

1964年，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试验成功。同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短短几年，中国从一穷二白，一步步闯入了有核国家的行列。而支撑这条道路顺利走下去的，不仅是科研战线的几代科学家，还有像向守志这样，从部队到校园、从校园到机关来回奔波的将领。

1965年，毛泽东亲自点将，周恩来签发命令，任命向守志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分管导弹部队建设。那一年，他四十七岁，从西安调往北京万寿路军委炮兵大院，开始主持更大范围的导弹建设工作。

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核试验相继成功，随之而来的是战略导弹基地的选址和建设。新中国要拥有可靠的核反击能力，不仅要有导弹，更需要有相对隐蔽、安全、掌握主动权的常设阵地。于是，按照中央军委决策，一项规模极大的秘密工程在全国展开。

向守志与张爱萍、吴克华等人，组成一个专门负责基地选址和布局的“精干班子”，从东南到西北，从平原到山地，一处处踏勘。他们常常坐着普通军车，披着大衣在车里小憩，到了地方就踩点、测量、勘察地形，遇到偏僻山谷还要爬上去反复比对。半年多时间，他们跑遍了多个省区的群山深谷，最终确定了一批适合构筑战略导弹阵地的区域。

后来一座座导弹基地在崇山峻岭之间拔地而起，工程部队昼夜施工，第二炮兵机关随之组建，这支新型战略部队的轮廓，才算真正清晰起来。不能不说，向守志在这一阶段起到的，是“总工程师”一样的作用。技术上他不是最懂的那一个，却最清楚如何把科研、建设、训练、保密和指挥协调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战斗体系。

也正是因为这样扎实的基础工作，毛泽东在考虑二炮主官人选时，很自然地想到了他。向守志被任命为第二炮兵司令员，这个决定在当时军内外都算顺理成章。

但很遗憾，这次任命真正“生效”的时间极短。上任刚过四十三天，他就收到通知，撤销其第二炮兵司令员职务。通知上是林彪签署的命令，解释极为简短，既无详细理由，也没有当面沟通。

多年之后，向守志回忆这段经历时，只说了一句：“当时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重大严肃的任命，可以变得那么快。”言语不多，却能听得出那种压在心里很久的不服气。

从这一刻起，他这个“二炮第一任司令员”，短暂地从舞台中心退了下去。对一个一手参与筑起二炮基业的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释怀的事。

三、林彪倒台之后：叶剑英那句“非你莫属”

1971年9月13日深夜，“九一三”发生，林彪乘机出逃，坠毁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消息经核实并向全党全军通报后，震动极大。许多经历过数次生死考验的老兵，这一次也感到难以置信。

向守志听到消息时，首先是震惊，随后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林彪对他来说，不仅是政治上的上级，更是突然撤掉他二炮司令职务的直接签署人。现在，这位曾经被视为“接班人”的人物以叛逃者的身份结束了生命，这在向守志心里，多少有几分说不出的意味。

不过，他脑子里更快浮现的是另一件事——第二炮兵怎么办？这支部队的成立与发展，他几乎每一步都看在眼里。林彪长期插手军队高级职务安排，对包括二炮在内的部分部队影响不小。如果在这个时刻处置不妥，很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他很想知道，中央接下来准备怎么调整二炮的领导班子。

林彪出事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那段时间，军队许多单位的领导班子都在重组，恢复正常建制，清理遗留问题。第二炮兵这样的重要战略部队，自然摆在重要位置。

向守志被撤职后，中央曾先后安排杨俊生、张翼翔担任二炮主官。二人都有实战经验，也都在艰难情况下努力维护了部队稳定。但在当时那样一种极端政治氛围下，许多老将同时被抽调去支援其他部门，真正能长期沉下心来抓建设的人，实在不多。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二炮司令员职务一度出现空缺，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太合适。

中央军委内部讨论时，叶剑英明确提出：“二炮主官，向守志最合适。”他的理由很简单：对导弹部队熟，对二炮有感情，又是奠基人之一，老资格，资历摆在那里。问题在于，当年那次突然撤职，在向守志心里留下了一个结根多年的“疙瘩”，叶剑英也不敢肯定，他愿不愿意再接这个担子。

一次军委会议后，叶剑英叹了一口气说：“这件事，我亲自去做工作。”

1974年的一天，向守志正在炮兵（一炮）机关埋头处理工作，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听到对方自报：“叶副主席办公室，需要你明天到西山。叶副主席在家里接见你。”

放下电话，他沉默了很长时间。西山，是中央一些高级领导人居住、办公的地方，能被直接叫到家里谈话，通常意味着要谈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心里隐隐有些预感，又不好确定。

第二天，他坐车一路上山。经过几道警卫岗，再沿着铺着地毯的楼梯走上去，才来到叶剑英寓所的小会客厅门口。叶剑英的秘书迎上来，低声说：“向司令请，叶副主席在里面等你。”

向守志刚踏进会客室，就看见满头银发的叶剑英放下手中的书，转身迎上来：“守志同志，我已经等你多时了。”向守志立刻站直，敬了一个军礼：“叶副主席好！”叶剑英摆摆手：“别客气，快坐。”

坐下之后，屋里静了一会儿。向守志心里有些打鼓，等着对方开口。叶剑英先从战争年代说起，又谈到建国后导弹事业的起步，肯定了他多年来在导弹部队建设中的作用，说到一处，特意停顿了一下：“你的情况，我是清楚的。”

这时的向守志，大概已经隐约猜到来意。他忍不住说了一句：“叶副主席，我已经有七八年没有再接触导弹部队的一线工作了，很多东西都过去了。”

叶剑英点点头，语气缓了一些：“当年突然撤你的职，这件事我知道你一直想不通。我那个时候也争取过，但没有解决。今天把你请来，就是想告诉你，军委经过研究，准备请你回二炮担任主官。二炮军事主官，非你莫属。”

这一句“非你莫属”，在当时的处境下，分量很重。它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修复，让一个曾被莫名撤职的老兵，再一次站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向守志沉默了片刻，缓缓说：“我多年没有摸导弹部队的具体情况了，学习上、思想上都落了一截，我想，是不是可以考虑让我先担任个副职？”这话说得不算客套，其中有真正的顾虑：离开一线时间太久，如果贸然上手，怕拖后腿。

叶剑英却没有松口：“我们综合考虑，还是觉得你担任司令员最合适。你可以先回去看看目前的情况，多读些材料，有什么困难再说。”

这番对话，在向守志记忆里，留下了颇为深刻的一页。他后来提到，这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一边是个人内心那道多年未消的坎，一边是眼前这摊关系重大、来不得半点闪失的工作；一边是“久别旧战场”的陌生感，一边是对二炮那种说不清又割不断的牵挂。

这个考虑，一拖就是四个月。期间，他翻阅了大量关于导弹技术发展、部队现状的材料，也与部分在岗干部悄悄交流情况。越了解，他越清楚，二炮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远不只是人事更替那么简单，还牵扯到思想作风、训练基础、基地建设等一连串实际矛盾。

最终，他还是做出了决定。原因不复杂：那是他亲自参与创建的部队，他知道那支部队正需要一个熟门熟路、敢于动真格的人来重新理顺。

1975年3月25日，他接到副总参谋长胡炜的电话：“叶副主席让我通知你，明天到第二炮兵报到上班。”第二天，向守志走进了熟悉又有些变化的机关大楼，正式就任第二炮兵司令员。这一次，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两度担任二炮司令员的将领。

有意思的是，这个“重返岗位”的瞬间，从形式上看平淡无奇，没有仪式，没有大张旗鼓。然而从战略意义上看，却确保了在一个相对复杂的时期，中国的核导弹部队可以在基本稳定的框架下继续向前推进。

上任后，根据中央军委部署，特别是遵照邓小平关于“加强整顿”的要求，向守志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是整顿思想作风，强调党性和组织纪律，逐步弱化之前一些“极左”影响；二是抓导弹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把训练、营区布局、战备值班这些基础性工作扎实推进。

在具体工作中，他提出机关应搬到中等以上城市，减少过度分散在偏远地区的不利情况。这样的调整，在当时看来，只是营区布局的改变，其实为后来二炮部队的长远发展留出了足够空间。一支负责战略威慑的部队，不仅需要隐蔽，更需要高效的指挥体系和后勤保障，这一点，在他的部署中体现得很清楚。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第一次“回炉当学生”，到七十年代中期再度执掌二炮，向守志与中国导弹事业的关系，可以用“几起几落，始终纠缠”来形容。他经历过高峰时期被信任重用，也经历过莫名其妙的撤职冷落；看过“东风一号”冲天而起的壮观，也看过基地选址时风餐露宿的艰苦；站在酒泉大漠为战士送行时，他不过是一个关心士兵吃饱没吃饱的老营长；坐在北京机关里批文件时，他又必须从国家安全角度权衡每一个决定。

不管个人命运起落如何，那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导弹部队，始终在他心里占着一个很重的位置。哪怕当年被突然撤职，他选择的也只是沉下去、等机会，而不是撂挑子、与之一刀两断。1974年在西山寓所那一番对话，严格说来，不过是把原本该属于他的那份责任，再一次摆回桌面上。

到了1977年前后，随着粉碎“四人帮”、军队全面恢复正规化建设，第二炮兵在编制、装备、训练等方面，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时的向守志，已经完成了他“重新掌舵”的任务，逐步把更多工作交给后来者。

从西安炮兵学校的一间间简陋教室，到酒泉发射场那束划破夜空的火光；从山间密林里反复测绘的基地选址，到西山小会客厅里那一句“非你莫属”；看似分散的片段串起来，恰好构成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早期历史中一条清晰的线索。而向守志在这条线索上，留下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串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