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某军区司令叛变酿成七人牺牲，毛主席：非一般暗杀事件

1943年夏天的冀鲁边区，黄河以北，麦子刚刚收完，土地上还残留着麦茬的清味。就在这样一个本该忙完农活、歇口气的时节，冀鲁边区军区却在紧张筹划一场夏季攻势会议。谁也没想到，一场精心布置的刺杀，就埋伏在这次看似普通的侦察工作会上。

当天傍晚，细雨蒙蒙，天色压得极低。黄骅正俯身看着桌上的作战地图，还叮嘱警卫员：“再去借几盏灯，今天的事一定得说透。”话音刚落，门口一阵脚步乱响，十几个人披着蓑衣闯进屋里，黄骅手刚摸到枪，密集的枪声就已经砸了下来。

这一轮疯狂扫射，留下了七具烈士的遗体，也彻底暴露了一个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多年的大叛徒——冀鲁边区军区司令员、教导六旅旅长邢仁甫。

毛主席在延安听到“大赵村惨案”的详细汇报后，给出的指示只有一句，却分量极重：“这不是一般的暗杀事件。”从那一刻起，党内对这个叛徒的追缉，便被提升到了另一层高度。

有意思的是，这个在1949年天津城里以“罗镇”之名苟活、终被当场擒获的国民党少将保安副司令，在很多老百姓的记忆里，曾经却是个“抗日英雄”的样子。一个人，怎么会在十几年间走到如此对立的两端，这里面的曲折，值得细细理一理。

一、从“进步青年”到地方武装头领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920年代末，谁站在河北盐山县邢家院子门口，恐怕都很难想到，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以后会在三块旗帜下辗转——先是共产党，之后投靠国民党，再后来跪倒在日伪面前。

邢仁甫出生在盐山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年轻时还当过土匪，手里沾着血，名声不算好。按理说，这样的家庭，孩子走上旧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偏偏邢仁甫年轻时观念还有点“新”，不愿意学父亲那一套，也不甘心在乡下守着田地。

在河北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他跑到了北平，从军入伍，进了马鸿逵部。因为读过书，会写会算，在那样的军队里就显得很“吃香”，不久就混到了一个还过得去的职务。

就在这支军阀部队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秘密入党，开始从事兵运工作。后来又辗转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担任参谋，继续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地下工作。那时候看，这个人算不上顶尖骨干，但在地方上已是一个能独立干事的进步青年。

1933年冬，第二十六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人员被捕、流散，邢仁甫只好离开部队，回到家乡。这一回乡，却把他推上了当地斗争的前台。

1934年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拨款三万，用于疏浚马颊河。钱还没到地方，先被层层克扣、贪污。为了“完成工程”，当局竟然直接摊派给老百姓，每亩地多征一块银元。那时候，一块钱可不是小数目，不少农民一年的余粮才值这么多。

压迫之下，终于爆发了有名的马颊河河工暴动。德州一带约有两万群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声势一度很大。邢仁甫就在其中活动，扮演了组织、联络的角色。这次斗争被镇压后，当地党组织遭到沉重打击，许多干部被捕，他本人也被通缉，只好再度逃离，辗转到了天津，加入了“天津民族同盟会华北分会”。

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邢仁甫的路线，完全是跟着革命组织走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他的站位也没有问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党组织派他回到旧县一带，配合当地同志开展工作，组织民兵、游击队，抗击日军和伪军的扫荡。

1938年5月，八路军东进部队挺进冀鲁边区，为了团结地方武装，与各路抗日队伍展开统一战线。邢仁甫领导的部队，本质上属于地方抗日武装，原番号是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为了增强根据地力量，八路军对这类“杂色”武装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将其中一部分编入正规序列。

邢仁甫在这一过程中，被任命为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队六支队司令、津南专署专员、津南支队司令。说得直白一点，他既握枪杆子，也管一方政务，一度风头很盛。

不得不说，在这几年里，他确实打过仗、流过血，同日本侵略者干过硬仗。问题也在这几年里慢慢发了芽——孤军在外，兵权在握，加上出身、习气，军阀那一套作风，也开始在他身上滋长。

二、权力、私欲和“大赵村血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根据地的斗争越发艰苦。1939年到1942年，日伪军大规模“扫荡”“蚕食”，根据地粮食紧张，减员严重，生活条件和战斗压力，都到了一个艰难极限。这个时候，谁能咬牙挺过去，谁会动摇，差别就渐渐显出来了。

1941年4月，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上级决定调黄骅来任副司令员兼教导六旅副旅长，重点抓纪律和作风。黄骅也是1929年入党，却是另外一种经历——他是从红军长征中过来的老干部，走过草地、翻过雪山，早就把生死看淡了，习惯和战士一块吃粗粮，睡地铺，不讲排场。

当时冀鲁边区条件极苦，战士一天菜金只有一角五分，饭碗里经常是一勺菜汤、一把糙米。黄骅来了之后，依旧和战士们一块吃，自己能省一点就省一点，用来接济当地老百姓。他的这套作风，很快在部队里树起了威信。

可在邢仁甫看来，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教导六旅原先大部分兵力，是由他当年带出来的地方武装改编，战士多听他的。如今军区又来一个资历不低的黄骅，还专门抓纪律、抓作风，部队里风向一变，他自然心里不是滋味。

渐渐地，他觉得“权”被分走了，“面子”被抢了，又看到黄骅和战士打成一片，更觉威胁不小。于是开始在背后说黄骅的闲话，说人家是“南蛮子”，歧视地方干部，想“伸手抢地盘”。这些话，在某些人耳朵里，难免就起了别的想法。

1942年4月，邢仁甫被任命为冀鲁边区军区司令员兼教导六旅旅长，身份更高，手里的权力更大。这个时候，他的私生活也开始公开地“走偏”。

他本有妻子儿女，却看上了宣传队的宋魁玲，不顾影响，公开娶为“小太太”，闹得部队和地方议论纷纷。这还不算什么，真正严重的是从1942年开始，他在根据地后方望子岛大兴土木，修建自己的“安乐窝”，把宋魁玲和一批亲信都搬进去，整日吃喝玩乐，要战士冒险到天津去给他购买奢侈品。

那是全边区都在“咬紧牙关”的日子，他一个军区司令却沉浸在这种享乐里，难免招致众怒。更危险的是，他不仅不收敛，反而积极结党营私，收拢一些出身复杂的武装头目，甚至和天津的国民党特务暗中搭上线，为自己将来的退路打算盘。

1943年5月，冀鲁边区党委决定调他去延安学习，由黄骅接任军区司令员。这份调令一到，他几乎是当场翻脸。在心腹面前，他说了一段话，很能说明他的心理：

“上面调我去受训，实际上是撤我的职。我一走，你们这些人就像没娘的孩子。这都是那个‘南蛮子’黄骅弄出来的。没有他，哪有今天这一套？干脆把他干掉。没有黄骅，边区就少一个军事干部，上面也就不会让我走了。”

一句“干掉”，已经把他的心思挑明。他一边拖延赴延安的时间，一边暗中部署。

1943年6月，冀鲁边区党委决定在望子岛开会，分析敌情，研究夏季攻势。会后又决定，由军区司令部单独召开一次侦察工作会议，进一步细化情报搜集和配合作战的问题。为了保密，区党委特别强调，会议人数要精，地点不能选在区党委驻地邢王文村，也不能在军区司令部的望子岛，要另选人少、隐蔽的村庄。

会议的筹备原本由邢仁甫和黄骅共同负责。邢仁甫却以各种理由推托、拖延，最后变成由黄骅和参谋处主任陆成道具体安排。黄骅选定新青县大赵村为开会地点，并通知邢仁甫出席。

邢仁甫得到确切时间、地点后，立刻找来了与他关系极深、土匪出身的手枪队队长冯冠奎，布置了刺杀计划。那场刺杀，后来被称作“大赵村惨案”，从头到尾，都是他们一手策划。

1943年6月30日，侦察会议在大赵村举行。一天的会开下来，屋里天黑得看不清人脸，外头又下着小雨。黄骅让警卫员去村里借几盏煤油灯，准备继续讨论。就在灯还没送回来的空档，冯冠奎带着十一个手枪队匪徒，披着蓑衣闯进屋内，几乎不给任何反应的时间，便举枪扫射。

黄骅、陆成道，当场倒在血泊之中，同屋牺牲的，还有政治部锄奸科长陈云彪、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司令部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等七人。现场的惨状，让随后赶来的战士久久说不出话来。

有伤员咬着牙对警卫员断断续续说：“快，抓冯冠奎……”可外面天色昏暗，追击部队虽与凶犯发生交火，只击伤数人，并未把主谋一网打尽。

消息送到冀鲁边区党委，又向上汇报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罗荣桓、黎玉、肖华听完情况，立即上报党中央。毛主席那句“这不是一般的暗杀事件”，定下了性质——这不仅是个人恩怨，已经触及党内政治安全和敌后根据地的根本。

大赵村的血还没干透，邢仁甫在望子岛就已经开始下一步动作。他知道纸包不住火，索性撕破脸，公开反叛。他叫来垦区独立团团长冯鼎平，企图连人带部队一起带走，投奔国民党。冀鲁边区党委迅速采取对策，准备在部队会合时实施抓捕。

邢仁甫察觉形势不利，到了1943年10月，干脆丢下大部分旧部，只带着宋魁玲和少数亲信，逃往天津。他的这一走，留下的是一个深受打击的冀鲁边区和七位烈士的白骨。

三、天津城里“罗镇”的末路

逃到天津之后，邢仁甫没有马上暴露全部底细。他先是投奔国民党，混入地方保安力量。1944年，他又向日伪当局彻底投降，把自己知道的冀鲁边区、渤海根据地情况向敌人供出。日伪方面看中他的“价值”，让他担任沧南六县“剿共挺进总司令”，专门对付昔日的战友和根据地群众。

这一段时间，他干的事情，用“血债累累”四个字形容一点不为过。敌后不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牺牲，都与他提供的情报、带队“清剿”直接相关。等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又立刻换了一副嘴脸，摇身一变，再次转投国民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接收、改编伪军的过程中，需要这样有地盘、有部队残余的地方军头。邢仁甫正好填上这个位置。他开始使用“罗镇”这个名字，掩盖自己早年八路军出身和大赵村刺杀的旧账。1948年，他正式加入军统系统，历任天津站一级少校组长、军事组长、保密局津南流动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保安副司令兼四十一团团长，级别一路爬升到少将。

从纸面上看，这是一条“飞黄腾达”的路。但对解放区来说，他却是一个危险的“老对手”——熟悉根据地地形、人员结构，心思又毒，又有一帮手下，真是个大隐患。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华北方面，都十分清楚这个人必须解决。1944年双方相关部门就提出，要打入他的圈子，掌握动向，寻找机会将其擒获或就地解决。选择谁来做这件事，成了一个关键。

目光最后落在一个看上去极为普通的人身上——天津的牙科医生阎树炳。

阎树炳在天津行医多年，开牙科诊所，不显山不露水，却是党组织长期潜伏在天津的重要地下党员。他身份隐蔽，人脉广，嘴也严。抗战胜利后，他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慢慢接触到地方保安系统，终于有机会搭上了化名“罗镇”的邢仁甫。

这里有个细节，挺能说明问题。邢仁甫为人贪婪好赌，打牌尤爱赢钱。阎树炳为了接近他，索性在牌桌上“投其所好”，一次次故意输钱给他。出手大方，对方自然高兴，渐渐放松了警惕。时间一长，两人打牌成了常事，往来也越来越密。

不仅如此，邢仁甫抢来的货物，常常要找渠道出手。阎树炳主动帮他“开合作社”，代为出售，赚到的钱大头都让给邢仁甫。这样一来，后者便更觉得他“够意思”，几乎把他当成可倚仗的朋友。

某次打牌间隙，阎树炳似乎随口提起：“我有个弟弟，没工作，要不要到你司令部帮点忙？”邢仁甫一想，这种“自己人”介绍的人，用起来更稳妥，便痛快答应。就这样，阎树炳的弟弟阎毅，以普通职员的身份，进入了邢仁甫司令部办事处，开始从内部搜集情报。

1948年10月22日，是一个关键节点。这天，邢仁甫带人到岐口一带“扫荡劫掠”。那地方恰好是渤海区一个单位所在。阎树炳得到消息后，立即把情况上报解放区。我军随即在其必经之路设下埋伏，准备一举歼灭。

这一仗打得不轻，我军取得了较大胜利，但邢仁甫毕竟在战争年代闯荡多年，心狠手辣的同时也懂得如何逃生。他在乱战中带着几十名亲信突出重围，逃回天津，差一点就栽在这次行动里。

从那之后，他在天津城里就变得格外谨慎，轻易不再亲自带队出城，更多把自己缩在保安机关、军统系统的保护伞之下。可无论他怎么藏，解放军总攻的脚步还是一步步逼近。

1949年1月，平津战役进入最后阶段。1月15日，天津解放之战打响，城外炮声震天。就在这天，城里的“罗镇”，终于开始慌了。

他非常清楚，一旦天津被解放军拿下，他在冀鲁边区犯下的那一大串罪，再加上投日投蒋的经历，想逃基本是痴心妄想。那天他听着远处的炮声，对身边人说：“城要是保不住，我必须赶紧走。”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北平，去投奔傅作义部，幻想还能在那里分一杯“残羹”。

遗憾的是，他并不知道，此时傅作义已经在和我方秘密谈判，北平即将和平解放。他就算真能摸到北平城里，大概也逃不出一张网。

在这种情绪下，他想起了在天津认识多年的“朋友”阎树炳。这个看上去老实厚道的牙科医生，既有人脉，又不吝金钱，说话也从不多嘴，看着很可靠。于是，他赶忙跑到阎家，希望能拿到一张通行证，顺便借点钱，好为逃亡做准备。

那天，他一进门就匆匆脱下了军装，换上阎树炳的衣服，生怕被人认出。他张口就提要求：要钱，还要通行证。阎树炳没有当面拒绝，只是劝他：“现在风声这么紧，你先在我这儿歇一歇，过几天再说。”话说得很平和，动作却一点不慢——一边稳住他，一边往组织递信息。

但邢仁甫警惕性还在，不肯在同一个地方久留。没拿到通行证，他最终还是离开了阎家。第二天，他又派人去催要通行证，却仍旧一无所获。

到了1月17日凌晨，天津城基本掌握在解放军手里。一切条件已然成熟。阎树炳通过各方面打听，掌握了邢仁甫的落脚点——河北关上一所国民小学，他投宿在自己老乡家里。

那天凌晨，他和联络人穆兴汉一起，找到天津军管会三处，直接向二科科长江枫汇报情况。江枫听完，立即带人跟着阎树炳去找。天还没亮，一队解放军战士悄悄包围了那所小学。

门一推开，屋里的人还以为是自家人，根本来不及反应。战士们当场将“罗镇”制服。邢仁甫被押出门的时候，一抬头，看见站在不远处微微一笑的阎树炳，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这些年所谓的“知己”，原来一直站在另一边。

“四十多岁的罗镇，再也压不住眼中的惊愕。他盯着阎树炳，声音发干：’原来，你是……’话没说完，就被押上了车。”这短短一句对话，把他内心的那种彻底崩塌，体现得十分清楚。

邢仁甫被押解后，还试图死撑，坚持说自己是“罗镇”，是军统天津站少将组长，试图用这个身份跟组织讨价还价。可他不知道，从1943年大赵村那一枪起，他的底细，就已经被层层记录在案。冀鲁边区党委、山东分局、中央军委，对他的一切掌握得一清二楚。

当罗荣桓在山东接到“邢仁甫已被抓获”的消息时，只说了这么一句：“是该算算账的时候了。”

这句“算账”，包含的东西太多——有大赵村七位烈士的血，有冀鲁边区那些被出卖、被屠戮的干部群众，还有他这些年在敌占区替日伪、替国民党卖命的勾当。

1949年以后，对他案情的调查工作持续推进，材料堆了一摞又一摞。到了1950年9月7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在他的老家河北盐山县，召开了一个万人公审大会。会场上，受害群众、烈士家属、各界代表，挤满了整个空地。

罪名一条条宣读，他的过去就像被重新翻到阳光下。投敌叛变、勾结日伪、“剿共”杀人、大赵村暗杀黄骅等七位干部……每一个事实后面，都有人名，有地点，有证人证言。

最终，邢仁甫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这样的结局，在场的人基本都只有一句评价：罪有应得。

有意思的是，如果只看他1929年入党、早年参与马颊河河工暴动、组织抗日游击的那一部分经历，很难想象，他会走到如此地步。可从他一步步滋长的军阀习气、对权力的迷恋、对个人享乐的贪图，到最后不惜用暗杀清除同志、投靠侵略者，每一环看上去都像是“软弱”、“私心”，但串起来，其实路线早就偏得离谱。

毛主席说“大赵村惨案不是一般暗杀事件”，看重的正是这一点：这不是普通的枪击案，而是一个内部干部完全站到敌对立场上后，对党、对人民、对战友的全面背叛。等到平津战役胜利、天津城门洞开，他已经没有再“变身”的机会。

历史这笔账，记得很细。谁在哪一年端起枪，在哪一年放下枪，朝谁开了火，最后都会有一笔对照。邢仁甫这个名字，从冀鲁边区军区司令，到日伪“剿共司令”，再到天津“罗镇少将”，三面旗帜、三种身份，最后都落在了同一行字上——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