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1959年特赦的首批四位国军高级将领分别是谁？他们结局如何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北京的秋风已经带着凉意。功德林高墙之内，一份特赦名单悄然展开，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正屏住呼吸等待结果。有人低声问了一句：“会有我们吗？”这句话，在当时听上去并不突兀，因为谁都清楚，这不仅关系到个人命运，更是一场制度自信与民族记忆的检验。

那一年，第一次特赦战犯正式实施，共有三十三人获释。在这三十三人里，有四个人格外惹人注目——他们在国民党军中都曾身居要津，兵团级以上，指挥过数十万大军，是标准的一方大员。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四个人后来的人生轨迹，竟然完全不同，有人善终，有人远赴重洋，有人却在风波中走向极端。

这四个人，便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与陈长捷。

要弄清他们为何能被列入首批特赦，以及最后走向何处，绕不开三个关键词：抗战功绩、内战立场、改造态度。这三点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他们从战场到功德林再到社会的完整路径。

一、从黄埔讲堂到解放战场：四名将领的出身与抉择

回头看这四个人的履历，会发现一个很微妙的地方：他们几乎都与黄埔军校有直接关联，或者深受黄埔系影响。这一点，在当时就已经决定了他们与中国革命、与中共之间难以简单划线的关系。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的“自己人”，资历极老。早年在第五军任军长，抗战时期打得很凶，国内作战不说，还被派去缅甸远征，和日军正面硬拼。第五军一度被称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这份战场履历，让杜聿明在国军中有着极高威望。

王耀武则是黄埔三期。和不少军校出身的军官不一样，他是靠“真刀真枪”上来的。早年在赣东北、闽浙交界一带围剿红军，打过宜黄、谭家桥之战，虽说是站在对立面，但战斗力确实不弱。等到抗战全面爆发，他在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中“刷存在感”：兰封、万家岭、长沙、上高、浙赣、常德，一场比一场硬。那句“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就是日军对他的评价。

宋希濂更有一点戏剧意味。这个湖南湘乡人，与陈赓同乡，同是黄埔一期，还在陈赓的介绍下加入过共产党。1925年入党，算是早期党员。可惜中山舰事件之后，他选择了退出共产党，继续在国民党军中任职，两条路就此分岔。日后，他在战场上杀害了自己的老师、共产党员领导人瞿秋白，这成了他一生都放不下的心结。

陈长捷出身晋军，早年在阎锡山部队里打熬出来，后来转到傅作义麾下。抗日战争期间，也多次率部与日军血战，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将领。只不过他不像前面几位那样名声响亮，但在华北战场也算是一号人物。

从身份背景看，这四个人有一个共通点：都不是所谓“草台班子”出身，而是正儿八经的职业军人。他们的少年和壮年，大多耗在战场上，而抗日战争，是他们履历里最明亮、也是最复杂的一段经历。

二、抗战与内战：功与过的两本账

很多被关押在功德林的战犯，心里最不服气的一点，就是“抗日有功，为何成了战犯”。但在新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抗战功绩是一回事，解放战争时期的立场和行为，又是另一回事。这两本账要分开算，这也是毛泽东明确强调过的原则。

杜聿明在抗战时期战功不小，这一点中共方面从来没有否认。无论是国内正面战场还是缅北远征，他都是前线的关键指挥官之一。不过，有意思的是，抗战刚一结束，他就奉命解除“云南王”龙云的武装。那一仗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很多人因此骂他“卸磨杀驴的刀”。但从蒋介石的角度，这样肯替他背锅的，才是“最可靠的自己人”。所以不久之后，他又被派到东北，在解放战争中充当“救火队长”。

等到淮海战役爆发，徐州“剿总”名义上的总司令是刘峙，但具体调度八十万国军的，真正说了算的人，是副司令杜聿明。这一点，连当时的国军将领都心知肚明。所以在功德林，被称为“实权最大”的战犯，毫不夸张。

王耀武则是另一个类型。抗战时期，他在正面战场上堪称国军中的“悍将”。无论是万家岭歼灭日军一一六师团，还是常德、上高一系列硬仗，王耀武的部队都打得很凶。可以说，日军对他的忌惮，不在杜聿明之下。

但到了内战时期，他被调去主政山东，挂的是“山东绥靖统一总指挥部”主任的头衔。这个职位权力极大，统辖第二、第四、第九、第十、第十一绥靖区的党政军，是当时国民党唯一设立的“绥靖统一总指挥部”。问题在于，他手里没有自己熟悉的老部队，缺乏真正的王牌军，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再加上他本人对内战的态度并不积极，多次告诫部下“不要拼命”，这等于是从思想上放松了对内战的投入。

宋希濂的经历又是另一番景象。抗战时期，他在淞沪、武汉、富金山等战役中与日军多次厮杀，尤其富金山一役，伤敌上万，战功十分显眼。后来他又被派到中缅边境，攻克平戛、龙陵、芒市等阵地，歼敌数以万计。就战功而言，他绝对位居一线。

可一到了解放战争，他先是被调去新疆，基本没有正面与解放军决战，等再被调任华中“剿共”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时，战局已经大势已去。渡江战役之后，他名义上还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担任副长官，手下几十万兵马，却越来越看不清路在何方，对国民党高层渐渐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愿意起义，也不在战场上“拼死一搏”，最后在大渡河沙坪被解放军生擒，本人曾试图拔枪自尽，被警卫死死拦住。

陈长捷则直接被“形势”捉弄了。1948年，他出任天津警备总司令，手里握着十多万军队。当时的华北，局势已经岌岌可危，他上任不久就看明白了“守不住”的现实，想与人民解放军接触，商量出路，但被傅作义堵死了这个口子。等到天津城被围，他再去向傅作义请示，后者只让他“坚决守城，自有办法”。陈长捷信了这句话，死守不退，结果天津一战被一举攻克，他本人也被俘。讽刺的是，不久之后傅作义便选择起义，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关键人物，而陈长捷则戴上了战犯的帽子。

这么一对比，四人的命运早已埋下伏笔：抗战有功是一面，内战所站的位置，又是一面。功与过，一样都不能抹去，但也不能互相抵消。

三、功德林里的转折：改造、特赦与各自的抉择

被押往功德林之后，四个人的态度，很快显出差别。有的人一开始很硬，有的人则更早看清现实，也更早放下包袱。

杜聿明刚被俘的那一刻，是极为激烈的。他在战场上身份暴露后，用石头拼命砸自己的脑袋，砸得血流不止，被紧急送到野战医院才算保住性命。到了关押地，他心里很不服气，对现实难以接受。可让人想不到的是，真正改变他的，却是日复一日的“细节”。

他本身带着不少旧疾，加上这次受伤，身体状况很差。管理部门知道他的情况之后，特地为他安排了单间，还从港澳专门购买贵重药品给他治病，饮食也尽可能照顾。不得不说，这种区别对待，对他触动很大。身体慢慢好起来，心态也在调整，人一旦从“敌对”转为“观察”，很多事情就容易看清。

到抗美援朝期间，功德林的气氛一度很微妙。有的国民党将领私下幸灾乐祸，觉得中国志愿军不可能是美国的对手，还隐隐期待“世界大战”爆发，以为那样他们才会有翻身机会。杜聿明的态度，恰恰相反。他早年同美国军方打过交道，颇知虚实，于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志愿军的作战提供过一些意见和建议，还很明确地表示希望中国能够顶住压力。

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后，他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评价已经很直接。他公开表示，对那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气概，感到兴奋和敬佩，并且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这种态度转变，并不是几句口号就能解释的，更多是他亲眼看到新政权的战斗力、组织力所做出的判断。

王耀武的转折，则发生在被俘之前。蒋介石曾经下令，要他在撤退之前，把手里的俘虏和当地的进步人士一律处决，不留后患。王耀武没有执行，反而打开监狱，把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全部放出城，还给每个解放军发了一笔路费——军官五元，士兵三元。站在当时的角度，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心软”，而是对局势已有判断，知道这场内战不该打得太绝。

刚到功德林的时候，他内心还是有一点戒备。毛泽东通过罗瑞卿转告他一句话：“你功是功，过是过。你抗日的功劳，我们共产党人会永远记住。只要安心改造，很快就能回到人民中间去。”这句话，某种意义上打消了他最大的疑虑——担心抗日功劳被一笔勾销。之后，他在功德林里非常活跃，担任学习委员，经常调解各派系之间的矛盾，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愿意“带头往前走”。

宋希濂最特殊。他被关押的一段时间，先是在西南，直到1954年才转到北京。早期，他对自己的过去很有负担，尤其是杀害瞿秋白这件事。杨勇、陈赓等人多次和他谈话，既不讳言他的错误，也不否定他的抗战功劳，更不刻意旧帐翻来覆去地算，而是希望他把后半生用在“弥补”上。他的思想转变，反而比很多人更快，甚至愿意担任文娱委员，在功德林内部组织活动，带动气氛。

有一次，他对身边人感叹：“陈赓当年介绍我入党，现在又是他来接我。”这话不假。1959年他被特赦那天，陈赓专门去接他，两人久别重逢，外人都能看出那份复杂的情感。这种个人交往的延续，也说明早年那条被切断的道路，并没有彻底断绝。

陈长捷相对而言，对我党没有强烈敌意，反而更多是一肚子苦水。他最怨的人，是傅作义。傅作义在功德林探望他的时候，气氛一度非常尴尬。前者以起义功臣的身份出现，后者则戴着战犯的帽子，被关押多年。对于“坚守天津”的那道命令，他心里面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话说出来也无济于事，只能一笑了之。

改造期间，他表现得相当配合，没有闹过什么风波。特赦后被安排到上海，担任政协上海市秘书处专员，生活相对安定。如果历史轨迹就此平稳下去，他的晚年也许会平淡收场。

四、特赦之后：四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959年特赦实施时，有一个很关键的安排——被特赦者可以对自己的去向做出选择，是留在大陆，还是前往香港、台湾或其他地方，由本人表态。这一点，从侧面反映出新政权的自信，也给了这些昔日的“敌对者”一次重新定位人生的机会。

杜聿明选择了留下。他非常清楚，自己在解放战争中是主要指挥者之一，单从“战犯”这个身份看，很难在国民党阵营中重新获得信任。再加上在功德林的那几年，他对新中国的政治氛围已有自己的判断，于是干脆留在大陆工作。后来，他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又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晚年确实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推动国家统一出过力。以他在旧国军系统中的声望，他的一些表态与态度，外界是会注意的。1981年，杜聿明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七岁。以一个曾率领八十万大军对抗解放战争的高级将领来说，这个结局，已经算是比较体面。

王耀武也是留在大陆。他的选择，多少有点“顺理成章”。一来，他在解放战争末期已经表现出对内战的不认同，释放共产党员和解放军的举动，实质上已经是“向哪边靠”的信号。二来，国家对于他的抗日功绩有比较明确的评价，这让他不必担心会被笼统地贴上“卖国”的标签。特赦之后，他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属于典型的“平稳过渡”型。

遗憾的是，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1968年在北京因病去世，年仅六十四岁。以他的年龄和资历，本有可能在文史或军史整理方面做出更多事情，但身体不给机会，只能到此为止。

宋希濂走的是另一条路。特赦之后，他在国内也担任了不少职务，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说明他在政治上的被信任程度是逐步提高的。1980年，他赴美国探亲，随后留在美国定居。

很多人以为，他出国后就不再参与祖国事务，其实并不准确。即便身在海外，他仍旧关注两岸关系，对祖国统一持明确的支持态度，在一些场合也会做出相应的表态。从政治立场来看，这条路走得不算偏。1993年，他在纽约病逝，享年八十六岁。一个早年入过党、后来脱党，再在新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过角色的旧军人，人生轨迹绕了一大圈，最后终结在异国他乡。

最令人唏嘘的，是陈长捷。他本来在特赦之后已经有了相对安稳的位置，在政协上海市秘书处担任专员，工作不算显赫，但衣食无忧。然而时代风云变幻，在特殊年代，他受到严重冲击，各方面压力骤然增大，精神负担也跟着上升，最终在1968年选择自尽，终年七十六岁。

十一年后，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为他予以平反。从时间上看，这个平反来得不算太早，但从历史角度，又是对他作为抗日军人的一个肯定。可惜当事人已经听不到了。

从四个人的终局来看，有人在北京病逝，有人在纽约离世，有人在上海留下了一个不圆满的句点，还有人在大陆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较为积极的角色。特赦给了他们重新选择的机会，但最终走向哪里，还是要由各自的判断和性格来决定。

回过头来审视这四名将领，有一个事实很难否认：不管他们后来在内战中站在哪一边，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确实都为抵抗日本侵略承担过前线责任，付出过代价。这一点，在新中国对他们的处理过程中，并没有被简单抹去，而是被当作一笔必须正视的历史账。

与其说1959年的那次特赦只是一次“宽大处理”，不如说，它是用法律和政策，给复杂人物下的一种立体评估。功与过分开算，战争与和平分开看，这样留下的，不只是四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更是一套对待旧时代人物的态度：不忘其过，也不抹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