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籍鲜为人知的开国中将，他是19军首任军长和杰出偏师将领！

1949年盛夏，汉水上游阴云压城。白河县城外，一名中等身材的将领蹲在简易沙盘旁，用树枝在泥地上划出山脊与河谷的走向。他沉声说了一句：“先咬掉这个三十一师，再谈西进。”说话的人，就是日后担任第19军首任军长的刘金轩，一个从湖南祁阳乡间泥土地里走出来的开国中将。

这个名字，在众多开国将领中并不算响亮，却在几段关键战史里，留下了很难被忽略的印记：早年从国民党军“拖着机枪”投奔红军，长征路上身经百战；太行、太岳敌后战场上反“扫荡”、斗顽军；解放战争中，他率领的一支“主力中的偏师”，九进九不出陕南，硬生生在鄂陕边山区打开一块新天地；新中国成立后，又转身投入铁道兵建设，抓专业、带院校，让一支工程兵种真正具备现代军事力量的雏形。

要看清这位“偏师将领”的分量，得从他的出身讲起，但视线不能只停在苦难上，还要看他怎么一步步从“能吃苦的好兵”，熬成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军政主官。

一、贫寒乡村走出的军人胚子

1908年9月18日，刘金轩出生在湖南祁阳县文明铺尚志堂村。那一年清朝国运已将尽，离辛亥革命只有三年，地方官绅与土豪劣绅的统治却依旧牢固。祁阳地里长的是好稻谷，地上站的却大多是交不起租、还不起债的穷人。

刘家世代以“挑脚”谋生，说白了，就是给人扛货挣辛苦钱。刘金轩三岁丧母，哥哥早夭，家里只剩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为了糊口，不得不常年外出做长工，把小儿子托给族内亲戚照应。孩子很早就被生活压上了担子。

六七岁时，别的孩子还在田埂边追蜻蜓，他已经上山砍柴、挖野菜。八岁就给地主家放牛、拾粪，十岁摸鱼、抓泥鳅，哪里能换口饭，他就往哪里钻。有意思的是，他小时候虽然日子难得很，却常把捉来的鱼虾分给更穷的老人和小孩，村里人说他“有饿不死的门路，还舍得分”。

这种从小就练出来的吃苦劲，加上对穷人天然的同情心，日后在枪林弹雨里，并不是没用的东西。许多老红军回忆，能抗饿、能扛伤、能替老百姓想一想，这些品质常常决定一个人能在队伍里走多远。

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伐战争的炮火燎到了湖南。1926年前后，国民革命军第8军到祁阳招兵，对一个衣食无着落的穷小伙子来说，这几乎是唯一能“活下去”的路。18岁的刘金轩咬咬牙，报了名，从此走上军旅道路。

进入部队之后，他的“苦功夫”一下子就显出来了。训练上不怕累，作战时敢冲锋，很快掌握射击、投弹、刺杀等技能，尤其善于打枪——抬手快、瞄得准。在那种军纪松散、军官欺压士兵的旧军队里，一个底层士兵能靠真本事往上爬，说明他确实能打、肯拼。

1928年底，他已经做到国民党第9路军50师教导团2连副连长。1929年春，又调到第18师部队任副连长。职位不算太高，但在寒门出身的青年中，已经是“出头鸟”了。

可就在这段时间，国民党军队内部已经变了味。蒋介石“清党”之后，许多革命军人被清洗，贪腐横行，军官层层剥削兵饷、欺负农民。刘金轩在连、排一级，天天接触的都是“吃苦人”，对上层军官乱来，看在心里，难免愤懑。

稍远一点的战事、风闻也在悄悄影响他的选择。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关于“红军”的各种说法，一点点传进下级军官耳中——说那支队伍不给老百姓乱要粮，说官兵同吃一锅饭，说打仗是为穷人翻身。这些话，砸在一个出身贫苦、骨子里看不惯欺压的年轻军官心上，力量不小。

1930年秋，机会来了。

二、拖着机枪的选择与苦战岁月

1930年10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刘金轩所在的第18师也被拉上前线。战斗中，红军灵活机动、以少胜多，一举歼灭来犯之敌主力，还活捉第18师师长张辉瓒，紧接着又把国民党军第50师一个旅打残。

身在败军之中的刘金轩，等于当面见识了一把这支“穷人队伍”的战斗力。原本就对红军心向往之，这下心里有了定盘星。他做了一个很冒险的决定——带着一挺机枪投诚红军。

对当时一个副连长来说，这可是拿脑袋换路。可他还是“拖着机枪过来了”。从此，他从旧军人的队伍，走到了工农红军的队列中来。

投红军之后，他的感觉用他自己的原话来说就是“精神上很高兴，愉快极了”。吃的并没好多少，甚至更苦，可规矩变了：干部和战士一样打仗、一样吃饭，打到的东西要分给老百姓，批评干部可以当面讲。久在旧军队的他，很快就分出了这两支队伍本质上的差别。

1931年春他升任排长，几个月后又当上连长。1933年5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身份和立场，都彻底站到了另一边。

这几年里，蒋介石对中央苏区不断加大“围剿”力度，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打得极为惨烈。刘金轩所在部队，在东固、广昌、建宁、兴国、永丰、黄坡等地接连血战。环境恶劣到什么程度？烈日下行军，雨夜里宿营，衣服干不了，蚊虫叮咬，缺粮缺衣，很多伤员甚至没有绷带，只能撕衣裳包伤口。

广昌保卫战尤为惨烈。1934年4月，国民党军压向广昌，红军死守18天，伤亡五千多人，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守。刘金轩在反击中身负重伤。伤好后，他接任第13团3营营长，又参加了高虎垴、万年亭等地的保卫战。

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时，他已经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营级指挥员。长征路上，他几次再受伤，但每逢关键战斗，仍是冲在前面。突破重围、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翻越夹金山，这些节点，他都在队伍之中。

1936年春，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决定一部分部队留守陕甘苏区，保护后方，这样的任务看似“不出名”，却极为关键。刘金轩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第五战区司令员。年底，他又调到红四方面军第31军任师参谋长，参加援西行动，协助师长、政委把一系列协调、筹划工作做细。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只是冲锋打头阵的营连指挥员，而是能独立承担一块区域防务、统筹作战的军政干部。这种转换，为他后来在敌后战场和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打下了基础。

三、太行、太岳到陕南：一支“偏师”的锋刃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刘金轩分配到第129师系统，先后在教导团、教导队任职，随后担任第769团参谋长、晋冀游击支队第1团参谋长。1940年5月，新编第10旅成立，他出任28团团长。

“百团大战”中，刘金轩率部在正太铁路、昔阳一带破路、设伏、打车队，打掉车站、炸断铁路，既牵制了日军，也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狼峪车站、赛鱼至寿阳芹泉路段、松塔伏击，这些战斗让28团的名声在太行山区传开。

那年他右臂负伤，伤没好利索，又带兵参加第二阶段破路作战，在和辽公路上设伏，炸毁日军汽车四十多辆，打掉押运兵近百人，又参与关家垴之战，与兄弟部队一起歼敌四百余。

1941年后，他升任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在武安、沙河、邢西一带对付日伪“扫荡”和阎锡山顽军制造的“摩擦”。1943年西马村战斗，阎军4个团配合日军进攻，他指挥八路军两个团苦战两昼夜，迂回打掉顽军指挥所和炮阵地，前后夹击，歼敌两个团。这一战，既顶住了配合日军进攻的顽军，也打出了八路军在该地区的威信。

1944年夏，他调任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带部队拿下沁水县城、大社、西承留等据点，随后又在柏村重创阎军第72师，师部及主力团被歼，师长重伤死亡。太岳山区的这一串战斗，既是对敌伪，也是对顽军，政治、军事交织复杂，需要的是心细、胆大、手稳。

到解放战争时期，这种在复杂环境中“左右逢其敌”的经历，使得刘金轩非常适合带一支机动力量，去闯陌生而险峻的新战场。

1947年夏，中原战场局势陡变。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南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陈赓、谢富治则率一个作战集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准备开辟鄂豫陕边解放区。隶属第4纵队的第12旅，就由刘金轩任旅长，李耀任政委。

这支部队有个特点：编制上是主力纵队的一部分，任务上却经常“单飞”，打独立仗，打偏远地区的硬仗。久而久之，12旅被称作“主力中的偏师”，而这支偏师，硬是打出了“偏师中的主力”的名号。

1947年8月23日，他们在济源县小教口渡黄河，风浪很大，船只颠簸，有战士紧抓舷缘不放。刘金轩只说了一句：“怕水的抱着枪，也得过河，这一仗不打不行。”部队登岸后，很快拿下铁门镇、杨坡寨，解放洛宁，再一路西南直插卢氏。

卢氏城守军一千五六百人，依托坚城固守。刘金轩和李耀靠前侦察后，决定步炮协同，集中火力打开突破口。10日晚，山炮推进到距城墙缺口约八十米位置，三发炮弹连续命中，守军乱了阵脚，突击队架梯登城，两小时结束战斗。这一仗，保障了陈谢兵团右翼安全，也对胡宗南在关中地区的部署形成压力。

就在此时，中共中央提出新的要求：在丹江以南、秦岭巴山、鄂陕地区开辟新战场，为西北主力创造有利条件。目标指向了一个老问题——陕南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战时期，红军、新四军等部队曾多次进入陕南，但敌情复杂、地形险恶，加上敌人“清剿”和客观条件限制，“八进八出”，始终没能真正站稳。有过这些经验在前，这次中央给出的要求很明确，不是打一阵就走，而是要扎下去。

接到任务后，刘金轩说的那句“九进九不出”，不是说着好听，而是明确了这次行动的决心。李耀的话更直：“再苦也要忍受，再难也要坚持，即使讨饭，也不出陕南。”这就是那支“偏师”的精神底色。

从商县到山阳，从漫川关到上津，从白河谷地到秦岭深处，这支部队九进九不出，边打边建政权。一地打下来，马上成立县级政权，把一部分骨干留下来组织地方武装、建立党政机构。到1948年上半年，镇安、丹凤、山阳、郧阳、郧西、均县、白河、旬阳、山商、上关等十个县陆续建立县政府，两郧、商洛设立专署，国民党整编第65师以及后续赶来的第27、第79师和青年军206师，被陆续击破。

这一段，刘金轩带的12旅，已经不仅是作战部队，而且是“带着政权种子”往前推的中坚力量。

四、三道防线与一个军长：解放陕南与新中国初建

1948年襄樊战役，是刘金轩“偏师”角色又一次集中体现的战役。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陕南军区第12旅、桐柏军区第28旅等部投入作战，目标是拿下襄阳、樊城，打通中原、陕南、鄂北之间的联系。

刘金轩率第34、35团和郧白、郧均两个独立团，以及山炮大队、警卫连，连夜急行军插到国民党第163旅背后，在老君山地区将其围歼，俘敌一千八百余人。之后参加攻打襄阳城，指挥山炮大队抵近轰击守军司令部杨家祠堂，炮弹一发接一发打在核心目标上，守军指挥系统被打乱，解放军趁机突入，活捉守军高官。战役总结中专门写道：“刘金轩陕南部队截断谷城，起初战胜利的决定作用。”这不是客气话，是对其“偏师切要害”的准确评价。

1949年5月1日，以陕南军区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刘金轩出任陕南军区司令员兼19军军长。那年他40出头，已经从一个手里只管几十人的下级军官，成长为一支军级部队的主要指挥员。

此时西北战局已总体对人民解放军有利，但胡宗南仍盘踞西北，试图保住入川通道。为掩护其主力退守川北，他在安康周围修筑多道防线：白河—竹溪一线是外层，平利—白河—竹溪一带是中层，最终以牛蹄岭、狗脊关为核心的防线，则是挡住解放军西进陕南、汉中的最后屏障。

刘金轩部的任务，是沿汉水向汉中方向推进，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一步步撕开这三道防线。

先是白河县。白河是鄂陕交界的小县城，却是胡宗南东向防御的支撑点。战斗开始后，19军以第55师主攻，第57师协同，分团夺取周边高地、封锁援军路线。经过三个小时激战，守军第31师部队被全歼，白河县城收复，第一道防线破口大开。

接着打向第二道防线。第57师在大路上佯装主攻，吸引国民党军防御注意力，第55师从侧翼山路进攻，攻其所不备。指战员在酷热山地行军，翻越一道道山梁，拔掉平利一线的外围据点，撕开口子。胡宗南急调数个军、数万兵力回补，企图在平利地区集中兵力与19军决战。刘金轩判断此时硬拼得失大于得，果断避开锋芒，撤回山地休整，等待重新出击时机。

再次出山时，战场焦点转向关垭子、鹰咀崖、女娲山等要点。一仗仗打下来，多个国民党师级部队被削弱，平利再次收复。直到这时，才轮到那两个名字十分“难听”的要隘真正暴露在19军面前：狗脊关与牛蹄岭。

狗脊关的药王寨，三面绝壁，一面陡坡，上有重机枪和小炮压制，守军一个加强连。尖刀连试图从侧后绕袭，却被发现，山道一时成了火力覆盖的“死亡通道”。刘金轩当机立断，命令炮兵压上，近距离摧毁主要火力点，突击队再借人梯强攻。药王寨拿下后，敌军一线防御出现大裂缝。

真正艰苦的，是牛蹄岭。这里背靠大巴山，面向汉江，是安康城的“门闩”。1949年7月23日起，19军发动总攻，第55师三个团分三路攻击大小牛蹄岭及外围高地，第57师清扫两翼阵地。24日凌晨，猛烈炮击后，工兵排雷，步兵冲锋。主阵地被争夺了几十次，守军反扑三十多次，双方在山岭间肉搏、拉锯。战斗持续近四十个小时，19军伤亡逾千，歼敌两千五百余，最终控制牛蹄岭。胡宗南精心经营的最后一道防线，就这样被撕开。

牛蹄岭一战之后，19军继续配合兄弟部队，清剿陕南残余国民党军，至1949年底，整个陕南地区基本解放。刘金轩这位“偏师将领”，也在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用一系列山地恶仗，为西北战局的彻底改观贡献了一份不小的力量。

五、脱下战袍穿上“工装”：铁道兵里的中将身影

新中国成立后，刘金轩并没有停在“打天下”的位置上。他先在陕西军区、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陆军第64军等单位任职，依旧围绕训练、建设打转。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算是对几十年南征北战的一个肯定。

1959年11月，他调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同时担任铁道兵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表面看，这个岗位“离枪炮远了”，实际上关系到另一种“战斗力”的生成。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铁路建设任务极重。中共中央决定扩编铁道兵，把这支兵种明确为“工程部队”，平时修铁路，战时也是修铁路——修桥铺轨、抢修交通线，是作战保障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铁道兵“是工程部队，不是战斗部队”，周恩来强调“技术要在工地、现场锻炼，施工就是基本训练”。一句话，铁道兵既要会打仗，更要会修路。

刘金轩把这些要求真正落到了日常。施工现场成了训练场，施工间隙抓“三五枪”“三五步”的基础射击和投弹训练，举办“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的“三打三防”班，配合军体训练，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骨干。他心里很清楚，铁道兵哪怕主要干工程，也还是军队，基本战斗技能不能丢。

这一套做法，在1965年至1968年的援越抗美任务中得到了检验。铁道兵两个师在越南执行铁路、公路抢修任务时，临时组建了六十多个高射机枪分队，先后参加战斗六百多次，击落和击伤敌机两百多架。既修路，又能抗空袭，这背后就是长期训练与技术积累的结果。

刘金轩对铁道兵院校建设也下了很大功夫。校区规划、营房改建、设备添置、师资队伍，他几乎件件过问。到各校检查时，他听课、看训练，和学员谈话，不是走个过场，而是真琢磨怎么把教学与实战结合起来。1963年年底，他给铁道兵党委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就教员培养、教材编写、训练计划、招生把关等问题，提出一整套建议，被党委采纳后，很快落实到具体措施里。

1964年，铁道兵按土木、机械、汽车、共同课目四大类，举办大规模比武，四十多个项目，涌现了不少技术尖子，也体现出这几年训练的成果。可以说，从战火中走出的这位中将，把自己身上那种“从苦战里练出来的实打实作风”，又完整地带到了工程兵的队伍中。

1979年，他被推选为铁道兵纪委副书记，继续在纪律、作风建设上琢磨、操心。1982年底，经批准按大军区正职待遇离职休养，结束了十三年铁道兵生涯。

1984年4月27日，刘金轩因急性胰腺炎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六岁。遵照他的遗愿，家人把骨灰撒入湘江。湘水滔滔，带走的是一个农家子弟从放牛娃，到偏师将领、再到铁道兵中将的全部人生轨迹。

回头看他的一生，有几个特点很清楚：出身极苦，对穷人有真感情；在旧军队里打出一点名堂，却敢于“拖着机枪”换一条路；长期担任“偏师”主官，打仗的位置，往往是不显眼却要命的地方；和平年代，又心甘情愿转到工程兵种，为后方建设和人才培养操劳十多年。

这类将领，名声不一定在大众熟知的那一层，但在军队内部、在很多关键战役的战史中，都是绕不开的名字。刘金轩，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