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用花荣李逵陪宋江殉葬隐藏玄机，谁真不愿死？谁却一心求死

嘉祐七年，北宋神宗即位前夕，开封的夜色依旧灯火辉煌。酒楼里说书人拍着醒木，照例开讲《水浒》里的好汉恩仇。台下有个老客忽然插了一句：“梁山好汉就算死，也死得不明不白。”说书人一愣，顺势把话头一拐，讲起了宋江和吴用、花荣、李逵的结局。台下的人听得心里发闷——这些人打了一辈子仗，最后居然是这么个收场。

要说宋江之死，很多人都听过一个流行版本：蔡京、高俅一伙设计毒死宋江，把他当成眼中钉。问题在于，翻开原著细看，会发现这话并不严谨。书里安排的真正主谋，其实是高俅和杨戬，两人合谋设套，连蔡京都蒙在鼓里。杨戬还特意吩咐：“只瞒着蔡太师。”这就有点意思了。

宋江中毒，是权臣集团内部的一次暗中清算，与其说是朝廷整体意志，不如说是几个奸臣的自保手段。宋江被处理掉，算是大局了结。按理说，朝廷要解决的是“梁山系”中的带头大哥，其他人只要按规矩办事，照样做官吃俸禄。可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吴用、花荣、李逵三个人，一个接一个跟着去了阴曹地府，看上去像忠心殉主，细琢磨却处处透着别扭。

回顾他们的出身和际遇，就会发现，这三个人走到最后一步，绝不是简单的“为宋江而死”四个字就能说清的。

一、出身卑微与“偏门出头”：三人的原始命运

单看功名官职，后来的吴用、花荣、李逵，都是全副甲胄、腰悬虎符的人物。可往前倒一倒，每个人出场时的底子，都薄得很。

吴用一开始不过是个乡村教书匠，说好听点叫“学究”，难听点就是考不上举人的半吊子秀才。年纪不算小了，还混在村里教童生识字，穷酸出名，自己的前程早就看不清。按照常规路走下去，这辈子能混个小吏都难。

花荣出身要光彩一些，算是将门之后，有几分世家门第的影子。但家道早已中落，只在清河县当个小小镇关军官，领着十来个人，看着几座关卡，说白了就是边缘岗位。按宋代军制，他这种地方上“镇砦头目”，升迁慢得像蜗牛，除非遇上大变局，否则很难熬出头。

李逵就更不用说了。原著交代得很清楚，他是个沂水县的小牢子，会使板斧，会打架，没文化，没家底，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牢营这种地方，油水不多，危险不少，说是朝廷公务人员，实际地位不如稍微体面点的小商贩。这种出身，不靠歪门邪道，很难翻身。

这三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本来都不属于有机会往上爬的那一层。一个是科场失败者，一个是被边缘化的地方军人，一个是最底层的武力打手。按宋代的制度，他们想入仕为官，要么靠科举，要么靠关系、军功。现实是，三条路都走不通。

直到宋江出现。

宋江之于他们，不仅是“兄长”“头领”，更像是一把打开“偏门”的钥匙。从“杀人放火上梁山”，到“聚众起事受招安”，宋江给他们安排了一条在常规秩序之外“跃迁”的路线。

梁山军马南征北战，血流成河，最后换来的是一纸招安诏书。朝廷封官那一段，水浒写得很明确：

吴用被授武胜军承宣使。

花荣被授应天府兵马都统制。

李逵被授镇江、润州都统制。

这几个名头，放在北宋军制体系里，等级不低。承宣使、都统制，都类似一地军区主官，手里有兵，有地盘，有军功升迁的空间。南宋时，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也都曾以宣抚、都统制一类名号统兵作战。

从社会地位来看，他们一脚就跨进了原本不可能到达的位置。这种“跨越阶层”的机会，如果没有梁山那番腥风血雨，是完全想都不敢想的事。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三个人对宋江的感情，绝不是普通的“同袍”“哥们”那种简单关系。是恩也是债，是依靠也是枷锁。这一点，要放在他们死前后的行为里去看，才更清楚。

二、官帽戴上以后：三个“升官不快乐”的怪现象

按常人的想法，出身卑微，拼了命打仗，终于做了官，应当是松一口气的时候。可吴用、花荣、李逵三人赴任后，水浒却用了同一种笔法：闷。一个比一个心里不痛快。

李逵到润州上任，名义上是“都统制”，手握军权，位高权重。但书里写他“终日闷倦，与众饮酒，只爱贪杯”。他不理政务，不管军纪，就一个字：喝。并不是豪爽乐观地喝，而是借酒浇愁。

李逵是什么人？粗野，横冲直撞，饭桌礼数一个不懂。梁山上的“兄弟局”，他还能混个热闹；到了润州这样的繁华地带，跟文官武将打交道，就有点格格不入了。没了宋江罩着，他去外面赴宴，吃相粗鲁，动不动就动手，在精致的官场圈子里，迟早要闯祸。

从这一点看，李逵的“不适应”，完全可以理解。权力有了，地位有了，他却无法融入那套文化体系。梁山的江湖规矩他熟，京官的客套他不懂，在座位上坐得越久，越觉得拘束。说句实在话，他这种人，拿到官位，是被硬塞进一副不合身的盔甲里，护得住身，却勒得慌。

吴用则是另一种闷。书里说他“常常心中不乐，每每思念宋公明相爱之心”。这个“相爱之心”，说白了，是主从关系里的互相依赖。他在梁山，是军师，是谋主，宋江几乎事事问计。到了朝廷体系，吴用成了单线官员，表面有名号，实际上没有自己的“系统”，也没有自己的班底。

更要命的是，他在梁山献过很多毒辣的计策。这些计策针对的是朝廷官军、地方势力，其中不乏狠手段。招安之后，这一笔笔血账，迟早有人翻出来。吴用自己也明白这一层，所以才会对未来忧心忡忡，担心“误受刑戮”。

花荣的情况，又和前两个不同。他是三人之中最有“正常家庭生活”的一个，有年轻的妻子，有寡居的妹妹，还有家业。按理说，做到应天府兵马都统制，地位稳定，俸禄丰厚，日子应该最好过。

偏偏原著说他“无日身心得安，常想念众兄之情”。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有点近乎“脱离现实”。家在身边，官在身上，心却飘在梁山和宋江身上。这样的心理状态，决定了他即便日子过得再体面，也不会把自己当成“朝廷正规军”。

这就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局面：

李逵不懂官场，只觉得别扭。

吴用懂太多，知道自己危险。

花荣有退路，却偏偏不愿退回正常生活。

三种“升官不快乐”的状态，背后共同的影子，就是他们对宋江、对梁山、对那条“偏门”的依赖。离开了那一套，他们突然发现，身上的官服只是外壳，骨子里仍旧是“梁山人”。这种身份错位，是后来悲剧的伏笔。

三、生死抉择：谁真不想死，谁默认了结局

宋江被毒，是高俅、杨戬设计的局。酒中下药，表面是为防止“造反”，实际是在消除一个“曾经把刀架到朝廷脖子上”的隐患。宋江自己已预感到不妙，但为了所谓“忠义名声”，接受了这杯毒酒。

关键在于：宋江死，朝廷并没有明说要赶尽杀绝。活下来的梁山旧部，只要老老实实为朝廷效力，不再闹事，理论上是可以继续活下去的。吴用、花荣、李逵的死，是主动的选择，不是皇诏逼着他们自尽。

这几个人的选择里，最反常的，是李逵。

原著写他得知宋江已饮毒酒，自己也被灌了毒酒之后，并没有留在楚州陪着等死，而是“洒泪拜别了宋江，下船回润州”。回润州做什么？没有家小，没有亲戚，也没什么放不下的责任，偏偏要拖着中毒的身子赶回去。

如果真是“殉主”，那当场在楚州等死就完了，既省力，也显得“忠心耿耿”。非要折腾回润州，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形式上的“死在任所”，好歹算是“因公殉职”，尸体也好处理。另一种可能，更符合人情：他想回到自己掌握资源的地方，找人想办法救命。

李逵这种人，粗归粗，求生本能绝对强。他年轻，刚刚当上都统制，正是能吃能喝能打的时候。试想一下，一个从牢营混上去的人，好不容易尝到权力滋味，会不会心里还有点念头：“说不准还能活下来”？他回到润州，很可能想的是催吐、求医、找药，打一场“反毒”之仗。只可惜毒性凶猛，他还没等到转机，就撑不住了。

也就是说，在这三人中，真正“心有不甘、不想死”的，其实是李逵。他不是为殉情回润州，而是带着一丝求生侥幸，退回自己的地盘。但结果很残酷，他倒在了自己刚站稳的岗位上，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吴用的选择，就冷静得多。他在楚州见到宋江，将毒酒的来龙去脉一听，基本就明白了局势。宋江死，招安集团的旗帜倒下，朝廷对梁山旧部的信任会急剧滑坡。那些曾经在战场上横冲直撞的“好汉”，很容易被视作“不安定因素”。

吴用在梁山时是出主意的，算得清利害。他清楚，一旦朝廷要追究责任，策划者、谋主，往往是压力最大的一批人。何况梁山后期一些极端做法，他都参与谋划过，真要查“风流罪过”，难免被揪出来祭旗。

于是他对花荣说了那段很重要的话：“朝廷既已生疑，必然来寻风流罪过。倘若被他奸谋所施，误受刑戮，那时悔之无及。”他用的是“奸谋所施”四个字，说明他并不相信朝廷会给一个光明磊落的审判，而是担心再被高俅、杨戬一类人拿来做局。他选择自尽，一方面是追随宋江，另一方面也是避免落入对手之手，死得难看。

吴用还提了一句自己“已单身，又无家眷”。这句很刺耳。说明在走上梁山之前，他是有家的，只是不知因何失去。到了结局这一步，亲情已无牵挂，他把自己的死，看作是一种“干净利落”的收尾。对他来说，活下去要面对的，是随时可能来到的清算；死，是一种主动选择。

花荣的决定，最让人想不通。照常理，他有妻子，有寡妹，有家庭，有将门背景，又在一线城市应天府做兵马都统制，日子虽不豪奢，却绝对体面。他既没有吴用那样的血债，也不像李逵那样粗暴难以适应官场。即使仕途从此不再上升，守住现有职位，也不失为一个稳妥的结局。

偏偏他在宋江死后，选择和吴用一起自缢，而且临死前，吴用还劝过他：“你今见有幼子娇妻，使其何依？”这说明在吴用眼里，花荣完全可以不死，至少比自己更有活下去的理由。

为什么花荣偏不回头？

四、花荣的诡异“忠心”：兄弟情义之外的东西

要看懂花荣这一点，得从他第一次出场说起。

花荣在清风寨做镇关军官的时候，地位在地方不算低，属下对他很敬重。他认识宋江时，不过十五六岁少年，之后又有五六年没见。按常理，两人再会时，顶多是“老友重逢”，礼数周到一些就到头了。

水浒写重逢那一幕，却很耐人寻味。花荣在得知“黑宋江”到了城里之后，激动得不行，一见面就磕头行礼。宋江让他“赐座”，他也不敢端端正正坐，只“斜坐着”回话。要知道，此时宋江是什么身份？不过是个杀人通缉犯，原来只是小小押司，论官职根本不配让一个镇关军官这样低声下气。

花荣不仅自己对宋江毕恭毕敬，还把妻子和妹妹叫出来拜见，让她们和宋江行礼。后面安排沐浴、更衣、换鞋袜、设宴款待，几乎到了“伺候主上”的程度。夫妻两口子“朝暮殷勤献酒供食”，完全不像普通朋友的待客之道，更像下属面对主人的谨慎周到。

从社会伦理角度看，这种态度已经超出了“朋友”“兄弟”的范畴。天下士大夫，对父母要孝，对妻子要爱，对兄弟要护。花荣却在宋江面前，显得格外谦卑，甚至将家中男女都置于“客人之下”，这很难用一般“投缘”“敬仰”来解释。

后来梁山征战时，花荣对宋江的追随，也是毫无保留。宋江招安，他没有犹豫；宋江受命征方腊，他全程在侧。宋江的每一次重大选择，花荣都站在支持一边，很少提出异议。

换句话说，花荣对宋江，既不是平等的兄弟情，也不是纯粹的同事关系，而是一种近乎“认主”的态度。他把自己的前程、家庭、乃至生死，都捆在宋江身上。一旦这根绳断了，他整个人就像失去了支点。宋江一死，他脑子里闪出的第一反应，不是妻子、妹妹、子嗣，而是“追随地下”。

从情理上看，这当然很“不合常理”。如果套用三国时的一个评语，张鲁的谋士对马超说过：“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花荣舍妻弃妹，追宋江而死，从传统伦理目光来看，很难算“高明”。

但从心理角度看，他的选择又有一种悲凉的一致性。花荣这一生，真正认定的“主心骨”，只有宋江一个。一旦这个人被抽掉，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官场，一个随时可能变脸的朝廷，一个自己本来就不太适应的社会结构。与其在这种环境里慢慢变成“只会回家养老的老军官”，他宁可选择在宋江身后画上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花荣并不是完全没有怀疑、犹豫。他也知道宋江的很多做法，未必是最佳选择。但在“情”和“理”的拉扯中，他最终站在“情”的一边。这种用命去兑现的忠心，在现在看来很偏执，在当时的江湖语境下，却有其自己的逻辑。

从结果看，吴用是为了避免被清算，给自己留一个“干净”的结局；花荣则是把命赔给情义，把家庭丢在身后；李逵原本最想活，却活不下来。三个人的死，看上去是在“陪宋江殉葬”，实际上隐藏着各自不同的恐惧、依赖与困局。

所以，吴用花荣李逵为宋江殉葬，看着像同一件事，翻开细节，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一个心知难逃，选择掌握死法；一个死心塌地，把主人的命看得比家人重；一个粗中有细，还抱着一线生机往回跑。水浒没明说的地方，恰恰是最耐琢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