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奉命率1纵接近2纵，林总下令报到，刘震却笑称无需前往

1948年10月末，沈阳的深秋已经透着寒意。城里的百姓还在为煤球和粮食发愁，城外却有三路解放军主力，悄无声息地向这里合拢。谁也没想到，东北战场最后的决战，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结束，而且结束得如此出人意料。

沈阳是当时东北国民党军的最后大本营。长春刚在10月19日解决，锦州在10月15日失守，辽沈战役的大势，其实已经摆在所有人面前。但城里的很多军官嘴上硬撑，心里却明白，局面已经回不去了。

就在这种微妙气氛之下，10月30日下午，“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坐上了从沈阳起飞的最后一架飞机。这位1946年受命“剿总”司令时，还满怀“扭转东北战局”梦想的将领，到1948年秋天，也只能带着几名亲信匆匆离开，把一座局势复杂的大城，丢给了第八兵团司令兼第53军军长周福成。

卫立煌把防务一推了之，沈阳城里的局面立刻乱了。正规军、新一军残部、青年军、守备总队、特种兵、警察、保安团，加上各个派系的人马，互不信任，暗中打听消息，谁也不肯真心听谁的。周福成出身东北军，自觉资历不浅，但手里那点威信，压根镇不住这摊子。

晚上，周福成在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口气还挺硬，坚持“固守待援”。问题在于，长春守军已经集体起义，锦州守军早被全歼，能来援的部队，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第53军副军长赵国屏、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当场就提出异议，说这种仗根本没法再打。周福成一急，就威胁要“法办”他们，会议闹得不欢而散。

对于沈阳的普通百姓来说，只能从物价、逃难的人群，以及城门外隐约传来的消息，判断出一个事实：解放军已经逼近城下，而且逼得很近。

有意思的是，东野司令部此时对沈阳的作战部署，跟一般人想象的“久攻坚城”完全不一样，方针只有一个字：快。

一、三路大军急行军：杀鸡偏要用牛刀

沈阳的守军表面上有十多万人，号称九个师，还有四个守备总队，外加特种兵科和保安部队。但长春被解决、锦州失守、廖耀湘“西进兵团”在辽西被全歼之后，这些部队的士气已经跌到谷底，许多单位建制不全，连后路在哪都看不明白。

在东野看来，拖时间反而会让守军有机会重新布防，甚至死扛，所以战役指导思想是“奔袭式攻城”。趁着廖耀湘覆灭的余震还在，趁着沈阳守军尚未从震惊中缓过劲来，用最快速度解决战斗。

正因如此，离沈阳最近的第12纵队，成了打头阵的部队。这个纵队原本是从长春南下，坐火车到公主岭一带再转为步行。东野首长给12纵下达的最初命令，是堵截廖耀湘兵团北返的退路，坚决不让他们逃回沈阳。

钟伟当时刚从2纵5师师长提拔为12纵司令员，战斗力不用说，性子也很猛。12纵自公主岭下车后，连夜急行军三天三夜，于10月28日赶到开原附近，随后继续南进，在10月31日凌晨进入沈阳城郊的苏家屯。这个时候，辽西的战斗已经结束，廖耀湘兵团也成了历史名词，所谓“堵截”任务，自然就不存在了。

任务一变，战机立刻出现。苏家屯是沈阳南面的门户之一，防守力量以青年军第207师一部为主。钟伟见时机绝佳，当晚就抓紧时间组织攻击，调集各团各连，布置好突击队、爆破组和火力支援力量，准备先拔掉这个门栓。

就在12纵准备动手的时候，负责警戒的战士发现西面有大队部队风尘仆仆赶来。问清楚才知道，是从辽西战场急行军北上的第2纵队前锋部队——第5师。说起来也巧，2纵5师的老师长，正是钟伟，所以两路部队会合之后，前线指挥所里相当热闹。

钟伟临机做了一个决定：由12纵和2纵部分兵力统一编入临时作战集团，集中十多个炮兵连的火力，对苏家屯发起一轮突击。11月1日凌晨，炮声一响，浑河岸边立刻成了火线。

青年军207师一部扛了一个多小时，阵地就开始崩溃。东野突击队迅速抢占了铁路桥、渡口等要点，很快通过浑河铁路桥，从沈阳西南方向杀入铁西区。

东总之所以把三个主力纵队调来打这座城，目的很直接，就是要“用牛刀杀鸡”，保证稳、准、快。除了12纵，主力第2纵和第1纵，也从辽西战场掉头北上，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收拢辽西残敌。

当时，一个东野主力纵队大体有五万人上下，三个纵队就是十五万人。城里守军十多万，其实已经在人数上被压了一头，更不要说战斗意志的差距。更值得一提的是，东野第一兵团的五个独立师，也在随后向沈阳方向急速推进，准备随时插手战斗。

第2纵队出动得最快。刘震把第5师作为前卫，直插沈阳城方向，剩余两个师在新民、巨流河一线收拾残敌，随后跟进。李天佑率领的第1纵队稍微出发得晚一些，但行军速度很快，几乎是甩开膀子在跑。

11月1日中午，第2纵队主力基本进入预定攻击地域。纵队副司令员吴信泉亲自带领前卫团，从沈阳西北方向向铁西区冲去。一路上不是巷战，不是拉锯，而是意外的“空道”——没见到像样的阻击。

吴信泉一边走一边犯嘀咕：“怎么回事？敌人都到哪去了？”他起初还以为是敌人缩回内线严防死守，后来才发现，很多部队压根就不想打了。

二、李天佑赶到城下：奉命“向刘震报到”

相比2纵和12纵一路高歌猛进，第1纵队抵达沈阳城下时，心情就复杂多了。

在整个辽沈战役中，1纵是东野的王牌之一，却因为担任锦州战役预备队，真正抢眼的硬仗没赶上几场。北上围歼廖耀湘时，由于机动位置靠后，又没分到“最硬那块骨头”，伤亡不算重，士气却憋着一股劲。许多干部战士心里盘算着：打沈阳一定要多立点功，多缴几件好武器。

10月31日傍晚到11月1日白天，1纵在泥泞的道路上急行，很多战士连干粮都来不及吃饱。等他们赶到城外时，天色已经渐暗。指战员们抬头望着沈阳城郭，心里都在琢磨：这回该轮到自己“上场”了。

就在他们刚进入指定集结地域，纵队和2纵司令部的电话接通了。线路那头，刘震正在前线忙得脚打后脑勺。一听是李天佑来报情况，刘震笑声透过话筒都能听见。

李天佑喘着气，把东总的命令转达了一遍，大意是：第一纵队已经到位，奉林总等首长指示，由刘震统一指挥沈阳方向3个纵队作战，请尽快下达任务。话说得很干脆，意思也很明确：1纵已经“向你报到”了，赶紧分配任务，让兄弟们上阵。

刘震听完，在电话里竟然来了一句：“用不着了！”然后干脆利索地解释：“现在沈阳的情况和预计的不一样，正规的部署已经用不上，你们赶快进城，抓俘虏、肃清残敌就行。”

李天佑有些懵，沈阳可是东北最大城市，工厂密集，城防坚固，各种碉堡火力点不少，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搞定？他不太相信：“真的不需要统一指挥了吗？”

刘震只好详细讲了一遍前线实情：许多守军部队一见解放军就放下武器，有的直接打出红旗欢迎，有的当面要求“起义”“投诚”。12纵和2纵突入铁西以后，遭遇的抵抗，远比大家战前估计的要弱。

电话挂断后，李天佑也没再犹豫，立即命令各师向城内推进。1纵的部队一边沿着既定方向突进，一边随时抓捕零星顽抗的敌军。等他们冲进城时，很多主要街道上，2纵和12纵已经插上了红旗。

与此同时，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率领的几个独立师，也从城北和城东方向赶到。这样一来，沈阳周围和城内，几乎被解放军十多个师层层包围、分段控制。最快的一些部队，仅用了二十分钟，就突破了城防线，从缺口蜂拥而入。

抵抗稍微强一点的地方，是铁西区一带的工业区。青年军207师的两个旅在这里布防，一开始还组织了一点像样的火力。但就在这时，一个细节改变了局面——该师某连长带着两个班，主动找到了2纵的部队，表示愿意“投诚”，还把本单位阵地的部署、火力点、交通壕情况说得一清二楚。

有了这份情报，东野炮兵直接对准了关键火力阵地，一阵猛轰。2纵步兵则顺势从薄弱环节突破，很快把207师的中央阵地撕开。后续各部从突破口一涌而上，207师阵脚大乱，整个防线随之土崩瓦解。大部分被当场歼灭，剩下的只能四散逃命。

相比这些还打了几枪的部队，沈阳城内更多的单位，选择了另一条路。

三、城里悄悄“变天”：起义、投诚一波接一波

很多人事后回忆沈阳之战，都提到一个感觉——仗打得比想象中容易得多，甚至“有点不太真实”。钟伟、刘震、李天佑这些久经战阵的司令员，原本以为要打一场恶仗，结果发现，除了207师还稍微挣扎了一下之外，其余部队不是明打，更像是等着解放军来接收。

表面上看，这好像是守军临阵一哄而散，实际上，从10月下旬开始，沈阳城内已经在悄悄“变天”。

在所有沈阳守军里，第53军的第130师，是最早下定决心的一支主力。这个师原属东北军系统，师长王理寰是东北讲武堂北平分校出身的老军官，在东北军里资格不算浅。长期以来，他对内战都很反感，对打下去也看不到任何希望。

1948年初，原东北军出身的吕正操将军，通过被俘军官转递口信，劝王理寰在合适时机起义。从那以后，王理寰一直在观察战局。等到辽西战役打响，廖耀湘兵团被重重包围，他心里大致就有了数。廖兵团一旦全军覆没，沈阳根本挡不住。

10月29日，辽西方向传来廖耀湘兵团已被歼灭的消息，沈阳守军人心大乱。王理寰认为机会成熟，马上召集一批可靠的中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如何在不破坏城市、不伤害百姓的前提下，实现起义。

当天，第130师就派出一名参谋秘密出城，与辽北军区独立二师取得联系，说明起义意向，请求对方接应。独立二师师长管松涛当即表态欢迎，并把情况上报辽北军区。

这边130师刚搭上线，另一支“主力”也在忙同样的事。隶属新一军的暂编第53师，名义上是精锐部队，其实大多数骨干出身于辽宁地区保安纵队，说白了，就是从地方保安队扩编上来的杂牌。师长许赓扬也是原东北军系统，对继续打内战心里很不踏实。

暂53师也在10月29日派代表出城，同样找到独立二师，请求起义。辽北军区得知，一下子等于“接手”了两个现成的师。第二天，辽北军区就派出若干干部随代表进城，开始和这两个师谈起义细节，并着手准备城市接管问题。

对沈阳守军来说，这两支部队很关键。第130师是第53军的主力，另一个主力第116师驻守铁岭，早在此前就被12纵全部歼灭。也就是说，第53军真正还能打一打的，只剩130师。暂53师虽是杂牌，却是新一军在沈阳的主要兵力之一。两家一表态，等于给其他部队做了“样子”。

辽北军区政委陶铸很重视这件事，专门致电东野首长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把第130师和暂53师起义的意向，以及具体进展做了详细汇报，请野战军司令部予以批准。

有点耐人寻味的是，东野方面起初并不赞成“起义”这种提法。林、罗、刘认为，随着东野主力大兵压境，沈阳守军的士气很快就会垮掉，这种时候再搞什么“起义”，容易让部分军官借机抬高自己身价。与其打“政治旗号”，不如统一按“投诚”“反正”对待，这样处理更加干脆。

野司为此还致电西柏坡，请示中央军委。军委的意见与东野一致，不主张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起义”的旗号。然而等到西柏坡的回电传到前线时，城里的形势已经发展到另一个阶段——辽北军区那边，起义工作基本已经落地成“既成事实”。

林、罗、刘得到消息后，也只能苦笑，只好再次回电军委说明情况，说辽北军区没等批准就已经答应，事到如今，只能因势利导，做善后和接管工作。这个小插曲，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前线局势推进之快，很多时候已经超出原先的规划速度。

10月31日，当东野12纵、2纵兵临城下时，第130师在城内开始张贴标语，宣布起义。王理寰命令各团维持市面秩序，保护工厂、仓库、物资，不许破坏设备，要求各级军官、士兵不得扰民，只等解放军入城接收。

暂53师方面，也在同一时间段内做了类似安排。辽北军区派进城的干部，开始协助这两支部队稳定军心，组织统一交接。就这样，沈阳城里最能打、人数最多的两支正规军，几乎没开一枪，就主动站到了另一边。

这种风向的变化，很快影响到了其他部队。四个守备总队本来就不愿意替人当炮灰，一看主力师都不打了，也纷纷收拢部队，把武器集中起来，叫部下不要抵抗，只等解放军来“缴枪”。

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秦祥征干脆坐在街口，迎候前线部队。解放军一来，他上前就说：“你们今天来缴也行，明天来缴也行，反正我们等着就是。”这话多少带点自嘲，却把当时守备部队的心态点得很准。

“东北剿总”直属的一些特种部队，也走在了“投诚”的前头。比如重炮第11团，全团官兵把18门美制155毫米榴弹炮擦拭干净，摆得整整齐齐。解放军一到，对方军官就说：“这是国家的东西，现在交给国家。”还特意补充了一句，美国送给蒋介石的这批大炮一共36门，其中18门已在辽西被缴获，剩下的都在这里。

战车团那边的情景，则更显出一种无奈的荒诞。解放军几个战士端着枪冲进大院，本以为里面是敌坦克咆哮、士兵负隅顽抗，结果发现全团已经在坦克和装甲车边排好队，官兵齐声说：“我们早就不动了，人和车都在这儿。”

种种迹象叠加在一起，造成了那种“仗还没怎么打，城就差不多接收完了”的特殊局面。也难怪刘震在电话里，对李天佑说出“用不着统一指挥了”这种近乎“玩笑”的话。

不过，当时沈阳城里，并非每一个人都愿意这么放下武器。

四、周福成的顽抗与“和平解放委员会”

在沈阳守军中，最不愿意承认失败的，正是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第八兵团司令兼第53军军长周福成。

10月31日傍晚，城内军政要员聚到一起，组建了一个“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成员多是东北军出身的将领，包括第130师师长王理寰、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秦祥征等人。这个组织的目的很明确：避免无谓流血，让沈阳以最低代价结束战事。

委员会成立后，一行人赶往兵团司令部，准备当面劝说周福成。屋里的气氛不难想象，外面炮声渐止，各路部队不是起义就是投诚，城中老百姓也多在观望，谁也不愿意再遭一场战火。

王理寰态度很坚决，希望周福成表态起义，一起把事情做干净。周福成却摆出一副硬到底的架子，不但拒绝“起义”说法，还嚷嚷着要学习“焦土抗战”，要“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这番话在1946年或许还能糊弄人，到1948年末，基本已经没人信。王理寰忍不住发火，直言道：“今天沈阳市内，全体老百姓和军队、警察，连你自己掌握的部队在内，都同意解放军入城。就你一个人反对，你能起多大作用？”

周福成气急败坏，喊了一句：“谁敢？”王理寰立即回顶：“大势已去，不能再打，我这一师不愿当替死鬼，决定放下武器。”在场的副军长和多名高级军官，也纷纷表明态度，表示不再作无谓抵抗。

见众叛亲离，周福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再嚷嚷，但仍然拒绝参加起义。为了防止他再出什么乱子，众人只好把他“请”出司令部，秘密押送到一座银行大楼暂时看管。

在被控制之前，10月30日夜里，周福成曾向南京发出一封急电：“大总统亲鉴：王理寰已叛乱，现正解决中，如何再陈，53A周福成。”然而，这封电报之后，就再无“续集”。局势的发展已容不得他再“陈述”什么。

据当时有人回忆，周福成被送到银行大楼后，在房间里“卧床蒙头大哭”。这种反差感，多少带些时代的悲凉味道。嘴上喊着“焦土抗战”，一见局势不可挽回，也只能靠眼泪发泄。

11月2日上午，东野第2纵队第6师16团一连在城中搜索前进，走到这家名为“世合公”的银行门口，发现门外躺着一堆丢弃的枪支，旁边是一些衣衫不整的溃兵。一连长黄达宜问：“你们的当官的呢？”那些兵指了一下楼上。

战士们持枪冲进去，一个中等身材、衣着凌乱的军官走出来，说：“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和你们代表商量投诚。”黄连长压根不知道眼前这人是谁，只觉得挺滑稽：“都什么时候了，还谈投诚？先当俘虏再说！”

就这样，这个曾经在东北兵团系统呼风唤雨的司令官，被普通连长押作俘虏，送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受改造学习。1953年3月，他获释在哈尔滨定居，同年病逝。一个兵团司令，就这样在历史的一个转弯处悄然落幕。

与周福成不同，那些率先起义或投诚的军官和部队，迎来的，是另一种处理方式。

沈阳解放后，由于参与起义、放下武器的将校实在太多，不少人又担心受报复，纷纷请求解放军保护。东总只好征用四家旅馆，改为“解放军官招待所”，集中安置这些人。第3纵队政委罗舜初奉命专门负责这项工作，逐一摸清人员情况，分类处理。

总体原则比较明确：除周福成等极少数顽固分子送往教导团集中改造外，大多数军官在经过登记、谈话、甄别后，于半个月内就地释放，发给路费，允许各自回乡。对放下武器的第53军、新一军暂53师等部队，则参照长春新七军的做法，组织他们到城外指定地点，集中整编、清洗，把不良分子剔除掉，其余符合条件的官兵，陆续补入东野各部。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等首长对青年军207师的态度，明显要严厉许多。林、罗、刘发电要求各部，坚决歼灭拒不放下武器的207师，并特别点名指示缉拿其师长戴朴，理由是其“极端反动”，曾部署焚烧物资，破坏城市，必须抓获后依法处理。

遗憾的是，戴朴在得知局势无可挽回后，早早化装逃走，始终没被抓到。207师残部缩到苏家屯一带，打算伪装投降后伺机逃跑，结果被12纵识破，索性一口气全部解决。

至此，沈阳城内外最后一股顽抗力量，被彻底清除。

五、东北战局落幕：沈阳一战的分量

从11月1日凌晨开始，到11月2日夜晚结束，沈阳战役实际战斗持续时间，不到48小时。如此规模的一座城市，这样的守军数量，却以这么快的速度被全部控制，多少让后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战果数字很直观：解放军歼灭和俘获敌军总数达十三万四千五百余人。被消灭的主要建制包括：东北“剿总”总司令部一个，第八兵团部一个，军部两个，师级单位七个加上三个骑兵旅，以及大量保安部队和警察武装。

缴获各类火炮一千六百八十五门，轻重机枪四千八百一十一挺，长短枪七万一千三百八十三支，坦克四十三辆，装甲车一百一十四辆，汽车八百四十一辆，其他军需器材不计其数。被俘以及起义、投诚而来的将级军官，自周福成以下，共有一百零六人。

从军事层面看，沈阳一战彻底端掉了东北国民党军最后的指挥中枢和兵力集团。锦州失守切断了东北与关内的陆上联系，长春解决清除了中部重镇的敌军，而沈阳的失守，则宣告东北战场已无成规模的国民党正规部队。

从1945年抗战胜利后局势转变，到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东北战场几起几落。1946年春夏，国民党军一度占据绝对优势，依托铁路和城市，占据了绝大部分地域。到1947年以后，随着解放军在农村和交通线外逐步打开局面，优势一点点逆转。辽沈战役打响时，东野已经具备集中优势兵力、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能力。

在这漫长的三年多时间里，像第2纵、第1纵、第12纵这样的部队，一路从白山黑水打到关外，扛过无数硬仗。也正因为累积了这些经验，到沈阳战役时，东野才敢把节奏定得如此之快，以“奔袭攻城”的方式解决这座大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之战之所以“比预想中容易”，并不是敌人天然孱弱，而是长期战争消磨、战局变化、士气崩塌，加上内部派系矛盾，使得守军再也提不出“死战”的勇气与组织力。第130师、暂53师的起义，守备总队的投诚，特种兵部队的主动交接，形成了连锁反应，让本来可能很惨烈的攻坚战，变成了一场“兵临城下，城内自解体”的战役。

当然，对第一纵队的指战员来说，或多或少还是有点遗憾。一路急行军赶到城下，本想打一场漂亮的攻坚战，结果接到林总转下来的命令，却只是让他们“向2纵司令报到”，听刘震统一指挥。等电话打过去，又被刘震一句“用不着了”堵了回来，只得改成进城收尾工作，抓俘虏、肃清残敌。

从大局上说，这种“来晚一步”的“遗憾”，恰恰说明战役计划的成功：敌人不再有机会在城内组织大规模顽抗，彼此配合的三路大军，反而抢着进城，更多是比谁动作快、谁接收得多。

沈阳解放之后，东北全境的国民党军抵抗力量，已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战区。辽沈战役就此告一段落，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画上了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句号。三年多的攻防、拉锯、突围与反突围，在这一座城市的易手中，完成了它最后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