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袁殊刺杀李士群失败，被捕后潘汉年指示：通知日本人救人

1939年冬天的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带霓虹闪烁，舞厅里照样歌声不断。可就在离这些灯红酒绿不远的福开森路76号里，几间阴暗的审讯室里血腥味久久散不去。这里，是汪伪政权在沦陷区最阴毒的一把刀——“76号特工总部”。就在这一年，这栋楼里进来过一个看上去斯文温和、带着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他叫袁殊。谁也没想到，几天之后，正是为了把他从这里捞出来，上海地下党竟想出一个在常人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办法——“通知日本人救人”。

要看懂这件事，绕不过一个问题：一个共产党地下党员，怎么会落到要靠日本人来救的地步？答案藏在袁殊这辈子不断切换的身份里，也藏在那个时代极端残酷又极端复杂的政治漩涡里。

一、从少年袁学易，到多舛的“袁殊”

袁殊原名袁学易，1903年出生在一个并不普通的家庭。父亲袁晓岚是同盟会会员，年轻时跟着孙中山搞过事，这在当时的江苏一带算是“革命派”的老资格。家里有一定社会地位，人脉也不缺，所以袁学易自小见到的，除了课本和私塾先生，还有各种来自政界、学界的客人。

二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学生运动此起彼伏。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刚刚成年的袁学易也被卷进了浪潮。那几年，他跟不少热血青年一样，迷上了无政府主义，加入一个名叫“黑色青年”的团体，对“炸掉旧世界”这种说法，一度深信不疑。

有意思的是，在这种看似冲动激进的思想背后，他又保留着一种书生式的浪漫。1928年前后，为了给自己“重生”，他把名字改成了“袁殊”，意思是“与众不同”。这一改名，后来竟成了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名字没错，命运确实不同，只是这个“殊”，比他想的要曲折得多。

大约在1929年前后，袁殊去了日本留学。那时东京、大阪的中国留学生圈里，思潮非常活跃，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又有马克思主义、苏联革命经验的传入。袁殊先被无政府主义吸引，慢慢又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思想一点点左倾。不得不说，那个时代很多后来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在这样的留学生圈里完成了转变。

回到上海后，他一脚踏进文艺圈。和几个朋友搞了个“联合剧社”，排左翼话剧；又参与创办《文艺新闻》，写影评、评论，联系作家。这个小小的文化刊物，把他和一批左翼作家、进步青年连在了一起。1930年前后，他通过左翼文化界的介绍，加入了“左联”，并主动提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表面看，这时的袁殊不过是个“爱写文章的文化人”。但在上海这种地方，文艺、政治、情报往往离得并不远，他身上的这层“文化人”外衣，很快就有了别样用途。

二、中共地下的吸收：潘汉年的目光

1931年，对中共地下组织来说是极其凶险的一年。3月，中央特科骨干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大量秘密机关、联络点被破获，上海的地下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如何在废墟上重建情报系统，成了燃眉之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党组织经过观察，终于同意发展袁殊入党。比起很多出身清白、一心搞工运的党员，他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家庭有旧民主革命背景，自己早年又混过无政府主义圈子，后来才转向马克思主义；再加上他性格机敏、应酬能力强，这在普通组织工作中不见得是优点，却非常适合一个特殊岗位——潜入敌营。

接手重建情报工作的，是潘汉年。1931年前后，他二十多岁，却已经是上海地下情报系统的重要负责人。史料记载，他与欧阳新等人专门约袁殊谈话，给他明确了今后的方向，不再是开剧社、搞刊物那么简单，而是要转入另一条更危险的路。

这次谈话的内容，后来袁殊在回忆中提到过。他说，当时潘汉年的意思很清楚：将来你在外面，名声不一定好，甚至可能被骂作汉奸、叛徒，但组织知道你是谁。“要学会当无名英雄，别指望有人给你立传。”类似的话，不算煽情，却很冷静。

从那一刻起，他不只是袁殊这三个字，而是一个被精心安放到敌人世界里的棋子。这一安排，既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人生道路的彻底改写。

三、多重身份的铺陈：从市社会局到青帮码头

上海是当时东亚最特殊的一座城市。一条街在公共租界，一条街在法租界，再往前走就是汪伪警察局的地盘。各国领事馆、租界巡捕、国民党特务、日本宪兵队、青红帮势力，全都搅在一起。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座危险的城市；对情报人员来说，却是一块难得的“试验田”。

在亲戚和旧交的牵线下，袁殊先进入上海市社会局，接触到市政和警务系统中一些要害人士。后来，又通过关系进入“新声通讯社”，名义上是记者，实际上是情报与交际的窗口。记者这个身份，很方便：去各处采访、打听情况，没人觉得奇怪。

不久，他结识了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英一。岩井负责与汪伪政权、商界、情报圈打交道，手里有钱、有路子。袁殊会日语、有文化，谈吐得体，很受岩井欣赏。岩井给了他一笔“交际费”，让他帮忙在上海摆平一些事情，在各派势力间穿针引线。

与这种“外交线”并行的，是江湖线。通过朋友介绍，他拜入青红帮，逐渐与杜月笙一类人物有了往来。在当时的上海，要在暗处活动，很难绕开青帮。帮派控制着码头、黄包车行、娼馆、赌场，掌握着钱和消息，也能提供必要的“保护”。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内部两个互相牵制的特务系统——军统、中统，也先后把眼睛盯上了这个能说日语、能通日本领事、又混得开青帮的“多面手”。中统拉他入伙，军统也伸出橄榄枝。他一边“配合”，一边悄悄向中共地下组织汇报。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袁殊已经身兼数职：中共地下党员、中统特工、军统外围、青帮人物、与日伪情报机构有来往的“记者”。表面看，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站在组织角度，他是被有意推入敌营的一枚棋。

四、失联、被捕与“多方营救”

然而，这种走钢丝般的生活，非常容易出事。1935年前后，上海党组织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多处遭破坏，袁殊与上级的联络一度中断。通讯中断，对潜伏人员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信号：一旦单线联系断了，很可能被误解为叛变，或者在敌人系统中过深陷入，难以澄清。

就在这个阶段，他又被第三国际方面的某些渠道“接上”，参与了一些与苏联情报相关的活动。这种跨系统的接触，被军统盯上。戴笠的情报机关对“与苏联接触”的人极其敏感，一番侦查后，将他抓捕。

按军统的惯例，这种人被抓到，通常是很难活着出来的。不过袁殊的家庭背景起了作用。他父亲袁晓岚托人四处奔走，找到陈立夫，又通过关系搭上戴笠这条线。再加上中统那边也有人为他说话，希望“留个有用的人”，军统没有动刑到致命程度，改为软禁式羁押。

更让人琢磨的是，日本驻沪领事馆方面也有人出面，希望“照顾”这位同日本领事处有来往的中国人。这些交织的关系，让袁殊在军统监狱里的待遇，比一般犯人要好很多，他最后被释放，成了一件颇费周折的“多方营救案”。

从组织角度看，这段经历带来一个麻烦：袁殊与党组织的联系仍然不畅，各方势力却都在打量他。此时的他，既是棋子，又可能随时变成弃子。也正因为多方都曾出手救过他，后来的某些选择看上去才显得更微妙。

五、1939年的那一枪：刺杀李士群失败

1939年前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汪精卫投敌的消息已在各界传开。汪伪政权的骨干之一，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李士群——他原本出身国民党警界，后来叛变投日，被日本人用来主掌上海、南京一带的特务系统，尤其是福开森路76号这个机构，专抓中共地下人员和抗日人士。

军统方面一直想除掉李士群。1939年，戴笠通过上海的关系，布置了一次刺杀行动，目标就是李士群。袁殊，作为一个与日本领事馆、汪伪高层都有往来的“中间人”，被军统选中参与行动。

当时的计划，是利用袁殊能接触到李的渠道，在特定场合动手，行动小组成员包括他的同僚王天木等人。按军统的设想，这种“内部人”动手，成功率更高。袁殊表面上是接受军统的任务，内心却很清楚，一旦暴露，不仅军统保不了他，中统、日本人、汪伪那边也很难收场。

行动前，有知情者曾劝他：“这事太险了，你的身份太复杂。”袁殊据说只回了一句：“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没得挑。”这话里，有无奈，也有一点赌徒心理。

结果，行动还是失败了。关键人物王天木被捕后迅速叛变，把整个行动经过供了个底朝天。76号的人顺藤摸瓜，把袁殊也抓了进去。他被押到福开森路76号的审讯室时，面对的既有汪伪特务，也有日本宪兵情报官。多重身份在这一刻集中爆发，随时都可能变成致命的罪证。

六、潘汉年的“非常之举”：让日本人出面

被押进76号后，袁殊第一反应不是等军统来救，而是设法通过妻子传信，找到潘汉年。他很清楚，军统现在自己都焦头烂额，未必真会为了一个多头身份的人冒险；能真正从全局考虑他价值的，只有中共地下组织。

传信费了很大周折。上海当时到处是特务耳目，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暴露。消息终于传到潘汉年那里。听完情况后，他做了一个在常规逻辑下难以想象的决定：不是去找军统、中统，也不是直接联络汪伪内部，而是下令想办法联系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英一，让日本人出面要人。

从表面看，这个选择很荒诞：共产党地下情报头子，主动求助日本领事，去救一个被汪伪和日本宪兵关押的“嫌疑犯”。但如果把那张复杂的势力网铺开，就会发现，这其实是最现实的一条路——岩井与袁殊私交不错，又把袁当成在上海的一个有用“代理人”，不愿他被76号折腾死；汪伪内部，日本人又对李士群多少有些防备，需要在他头上压一把“外来势力”，以免他坐大。

在这个缝隙里，潘汉年找到了一个“以敌制敌”的机会。按当时地下党内部的传话，大意是：“这人对我方有用，不能死，让日本人出面更有把握。”

岩井收到信息后，态度很坚决。他通过日本宪兵队向李士群施压，表示：“袁君是我们一贯合作的人，对维护上海治安有用，不能随便处置。”李士群虽然心有不甘，但在日本人面前还不敢硬顶。几个回合周旋下来，他只好示意76号的人“从宽处理”。

这一来，袁殊从76号走了出来。很多年后，回忆这件事的人才慢慢拼出这个链条：地下党悄悄推动，日本领事出面施压，汪伪特务头子被迫放人。看上去好像日本人救了一个“汉奸”，实际背后，是中共地下组织在极端环境下用敌人的手保护自己的人。

不可否认，这种手段很“灰”。可在那种斗争环境里，不够灵活，就等于等死。

七、身份公开化：从暗线到汪伪中枢

从76号走出来之后，袁殊在上海的身份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日本和汪伪高层对他更信任了，觉得这是个可以用来平衡各方的“聪明人”；军统那边则戒心大增；而对中共地下组织来说，他已经不再适合继续作为深藏不露的暗线，却可以转为利用其公开身份获取更高层次的情报。

岩井等日本官员把他推到汪伪政权中枢，让他参与一些政策咨询和统战事务。名义上，他是汪伪那套“新国民运动”“对外宣传”的参与者之一，实际上同时在多个信息渠道里穿梭。

他这种“公开化”的角色，一方面让很多人心里不舒服，甚至有人直接骂他是“卖国汉奸”；另一方面，也给党组织提供了接触日伪高层动向的窗口。为了提高他在敌方眼中的可信度，组织有时会配合他提供一些对日方确实有用、但对大局影响有限的信息，甚至故意促成他在小范围内“立功”，以便获得更多信任。

情报工作，很少是绝对意义上的“纯黑”或“纯白”。从袁殊这条线传出的东西，有真有假，有轻有重。潘汉年等人安排的，是一个缓慢积累信用、逐步接近核心的节奏，而不是一上来就干惊天大事。

八、情报价值与香港营救

到了1941年前后，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向南扩张，矛头越过中国，指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关于日本可能对英美开战的风声，在上海这种情报中心已有所流传。袁殊通过与日本外交、商界人士的接触，把一些迹象性的消息传回给地下党和上级情报渠道，为国内判断形势提供了参考。

这些信息，有的后来被证实是准确的趋向，有的则带有敌方有意释放的烟雾，但不管怎样，他在这一阶段确实扮演了一个信息中转站的角色。不得不说，这种“夹缝中的传递”，在当时是很有价值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迅速进攻香港。香港大量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成员陷入危险。这个时候，手里有“合法证件”的人，就成了转移渠道中的关键环节。

依托日本方面给他的某些通行证、证明，以及汪伪方面的便利，袁殊参与了营救、转移香港和华南一带的部分进步人士。有资料提到，经这条线被救出的有数百人，其中包括一些后来在文艺界、新闻界颇有名气的人。当然，具体数字在不同材料中有差异，这里只能说是“大致规模”，以档案记载为准更稳妥。

这类营救，表面上是汪伪、日方签发的各种通行证、工作证明，实质上则是地下网络借壳运作。有人后来回忆，当年在车站、码头拿着一张写着“特许通行”的纸，心里明白，那不是日本人的恩赐，而是地下关系网的成果。

九、抗战胜利后的骤变与再选择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迅速瓦解。曾经在汪伪出入自如的人物，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对袁殊而言，最艰难的不是如何从日伪手里抽身，而是如何解释自己这些年的“汉奸身份”。

国民党方面一度对他大加拉拢。由于他在汪伪有工作经历，又有军统、中统的旧关系，一些人主张重用他。战后，有资料记载他被授予军统第三站站长，名义上还有中将军衔。当然，这种“军衔”更多带有政治安抚和包装意味。

但在这个阶段，他做了两个关键动作。一是将从日伪机构中能掌握的一批物资、档案、金钱，秘密交给中共方面的地下力量；二是逐步与国民党表面上的安排拉开距离，寻找机会撤离国统区。

1946年至1947年前后，他以各种理由离开原有位置，转往解放区，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和重新安排。由于他这几年公开身份太过“敏感”，组织对他的政治历史审查并不轻松——既要确认他传递的情报价值，又要核实他有没有真正在敌方站队。

1947年，他在解放区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改名“曾达斋”，以新的名字在党内登记。这种改名，在当时不少“白区干部”中存在，一个是安全需要，一个也是一种“重新起步”的象征。

从这个节点往后，他的生活逐渐趋于平静。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再回到一线情报岗位，而是从事一些研究、顾问性质的工作。长期以来，他的名字鲜少出现在公开的报道中，更多只是出现在内部材料和档案里。

1982年，他提出希望恢复原名“袁殊”。组织方面经过研究，批准了这个请求。同年起，他在一些小范围的座谈、口述中，开始零星讲述当年的经历。1987年，他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多岁，安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

十、灰色地带里的抉择与代价

袁殊这条线，放在抗战史、情报史里，并不算最耀眼的那一条。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坊间被当成典型“多面汉奸”。这种评价并不奇怪，一个一度在汪伪中枢进出、与日本领事相熟、又与军统、中统有关系的人，在表面上看，确实很难被归到“英雄”那一边。

但从目前公开的史料来看，他在不同阶段所传出的情报、参与的营救，以及潘汉年等上级对他的使用方式，说明他在中共地下体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这种矛盾，恰恰折射出情报战场的一个特点：很多关键人物，不是穿军装打冲锋的将军，而是戴着不同面具在灰色地带走动的“模糊角色”。

有几点，值得特别留意。

其一，地下情报工作的伦理边界，在战时是被不断压缩的。为了保存力量和争取更大空间，组织会有意允许甚至安排某些人，在公开场合扮演“暧昧角色”，承受表面上的骂名，以换取敌营内部的立足之地。这不是对道德的否定，而是在特殊环境下不得不做的权衡。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代价不只是生命危险，还有长期被误解、甚至身后仍被争议的命运。

其二，利用敌方资源，是弱势一方在情报战中的生存法则之一。潘汉年在1939年做出的“让日本人出面救袁殊”的决定，看上去匪夷所思，其实逻辑清晰：日本人与汪伪、国民党之间有矛盾，日本内部各部门之间也有利益冲突，只要抓住裂缝，就有可能以小博大。对一个地下情报系统来说，能不能看准这些裂缝，往往决定某些关键人物能否保住。

其三，历史评价往往滞后于事实本身。像袁殊这样的人物，很多事在当时不能公开说，档案也长期封存，社会舆论很自然按表面印象贴标签。等到更多档案解封、更多回忆被整理出来，人们才有机会重新拼合真相，既看到他“混迹敌营”的一面，也看到他为情报事业冒过怎样的险。这种迟到的理解，固然不能抹掉他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却能让后人少一点简单化的判断。

回到1939年那间昏暗的76号审讯室，如果当时没有那条曲折的营救链条，袁殊很可能就被默默消失在汪伪的档案里。正因为那一次看似反常的选择——通知日本人救人——后来一连串复杂的情报活动才得以继续，那条游走在敌我之间的隐秘线索才没有断掉。

在这盘大棋里，每一枚棋子都有自己的命运。有的轰轰烈烈倒在战场上，有的悄无声息消失在监狱里，也有的背着一身骂名继续行走。袁殊属于后者。他那一生的故事，说到底，是一段被推入灰色地带的人生，在黑白之间反复权衡、反复取舍，留下了许多难以简单评价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