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战犯逃出下水道却被铁网拦截，徐远举为何没将其枪毙？

1952年的一个深夜，重庆歌乐山上寒风很硬，下水道里却闹出了一件震动整个战犯管理所的大事。一个曾经身居军统要职、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从厕所口钻进阴臭的下水道，想学着小说里那样，沿着黑暗的通道爬向“自由”。他以为前面是活路，等爬到尽头，才发现那里牢牢焊着一张铁网。

这场以失败告终的越狱，看似荒唐，却在战犯群体中掀起了极大的心理波动。更让人意外的是，管理所方面的处理方式，与他们过去在国民党情报机关里学到的“规矩”，完全是两个世界。

有意思的是，被这件事触动最深的，偏偏不是那位从污水里爬出来的战犯，而是一个在牢房里冷眼旁观的“老行家”——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军统三剑客”之一的徐远举。

很多年后，他回忆那一晚，只抛出一句很典型的话：“为什么不枪毙他？”

一、“刀尖上混出来的人”，怎么进了牢里

在战犯当中，徐远举的“资历”和“名气”，一开始就摆在那里。

1909年，他出生在湖北黄冈一带，家境一般，却赶上了一个军人出头的时代。1930年代，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和很多后来在各个战场、各个机关出名的人一样，从这所军校迈出军人生涯的第一步。

不过，他真正吃上“官饭”，不是在前线打仗，而是在秘密战线上。他进入军统系统后，先后在军统局第三处担任上校副处长，又被派往川康一带主持行动，后来升到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位置。这个头衔，在军统圈子里含金量极高。

对军人来说，升官靠军功，对军统特务来说，靠的是抓了多少人、逼出多少情报。为了完成任务，很多人养成了残酷、冷硬、麻木的作风。在同僚眼里，徐远举正是这类人物中的“狠角色”。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过一句很明确的话：“他那一套审问办法，比日本人还毒。”沈醉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长，行伍出身，打过仗，干过暗杀，按理说已经见惯残忍，可在他笔下，徐远举仍然是“过头”的那一种。

1940年代后期，重庆、成都一带的白公馆、渣滓洞等地，成了地下党人、爱国民主人士的“鬼门关”。江竹筠，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江姐”，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落到保密局手里。她在1948年于万县被捕后，很快就被押往重庆审讯。

沈醉在书里写过一段细节：他去找徐远举，正好撞见对江竹筠的审问场景，那种羞辱性的刑罚，已经不是单纯为了讯问，而是赤裸裸的虐待。沈醉当场忍不住说：“你就不能换换套路？”这句话，既是同伙间的牢骚，也是对徐远举手段的一种侧面说明。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江竹筠宁死不屈，被转押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在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就义，年仅二十九岁。同在狱中的“小萝卜头”徐林侠，也牵连在这张恐怖的网中。

从这一串清清楚楚的时间节点看，徐远举在解放前的重庆，确实是一个没有多少收敛的刽子手。这段经历，也为他后来被列为重点战犯埋下了伏笔。

1949年12月，局势发生了逆转。12月9日，张群飞到昆明，想督促卢汉等滇军高层顽抗到底，谁知卢汉已经暗中做好准备，控制住机场、军政要地，随后宣布起义。保密局系统成了重点抓捕对象。

同一时间，被后人称作“军统三剑客”的沈醉、徐远举、周养浩，命运都走到了拐点上。沈醉在开会时被控制，周养浩在机场落网，只有徐远举，还在朋友家酣睡。等他醒来，外面的形势已经彻底变了。

他匆匆往外跑，刚到停车场，一支手枪就顶住了他的太阳穴：“站住，再跑，要你命！”这个曾经自以为掌握别人“生死按钮”的特务头子，在这一刻，只能举手投降。

此后，他被押解到重庆，作为重点战犯羁押，地点正是他当年指挥抓人、审讯的白公馆，只不过门口的旗帜已经换了人。

二、“越狱风波”与一个冷不丁的提问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公馆被改造为战犯管理所，与北京的功德林、秦城相呼应，成为对国民党军政、警备、情报人员进行集中改造的重要场所。

对当年在重庆活动的军统特务而言，白公馆是旧地重游。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换了身份，成了被管理、被教育的对象。

战犯改造一开始走得并不轻松。很多人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旧账一大堆”。徐远举就是典型。他在看守所里，对自己的罪行一开始几乎不松口。大量案情，只能从沈醉、周养浩以及一些下级特务的交代中拼出来。

管理所里，干部们采用的办法很有针对性。有人想到一个“特别的教材”——小说《红岩》。书里那位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军统头子“徐鹏飞”，原型就是徐远举。领导特意把书交给他，希望他自己对照反思。

他不止看了一遍，还看了好几遍，却迟迟不给明确态度。有一天，他居然提起意见来：“书里把重庆抓共产党人的总账都算在‘徐鹏飞’身上，其实很多是毛人凤的责任，他才是主谋。”意思很明显——想把自己往后面一挪。

他还对书中“严醉”这个人物颇有微词，因为那是以沈醉为蓝本的形象。在现实中，西南特区区长是他徐远举，不是沈醉，他嘴上说“写错了”，骨子里其实是对昔日同僚心有不平：你怎么成了小说里的“那个人”？

这些看似吹毛求疵的意见，本质上就是不愿面对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对于很多刚被押来的战犯而言，“咬牙挺住、不多招供”，已经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要真正撕开这层壳，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些触动人心的事情。

越狱风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突然发生的。

1952年前后，白公馆内部一度调动警力，守卫安排作了调整。被关押的战犯里，有人看出了“机会”。特务们懂得观察巡逻路线、警卫习惯，心思也多，最早动起心思的是一名叫张庸祥的军统特务。

一天，他去厕所，偶然发现下水道里有亮光透进来，心里一动：会不会有条路通向外面？这个念头一发不可收拾。他暗暗盘算：等夜深人静，就钻进去碰碰运气。

夜里，管理所宿舍渐渐安静下来。张庸祥悄悄起身，翻过厕所，到下水道口钻进去，扑鼻而来的污浊味道几乎让人窒息。他硬着头皮往前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前面只要能出去，就算再苦也值得。

他不知道的是，下水道通往外面的出口，早就被监狱方面用铁丝网焊死。爬到尽头，他一头撞在铁网上，才意识到这条路是死的。往回爬，等于自动把自己送回去，很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处分。他就那样蜷缩在阴暗潮湿的管道里，不敢动，也不敢出声。

清点人数时，值班人员发现他不见了，很快顺着线索查到下水道。管理所干部俯身对着黑洞喊：“出来！”里面没动静。又喊：“出来，保证不打你！”他仍不敢相信，继续死撑。最后没办法，只能鸣枪示警，子弹打在墙上，声音在通道里震得耳膜生疼，他才颤颤巍巍爬了出来。

照着旧军统的规矩，发生这种事，轻则一顿毒打，重则当场枪决。不少战犯在宿舍里小声议论：“完了，他这回死定了。”

结果出人意料。管理所并没有对他拳打脚踢，也没有让他跪在院子里示众，而是先带他去洗澡，让他把污水污物冲干净，又给他换上干净衣服，有人甚至耐心问他：“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心里有话可以说。”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反而给了他一些“特殊照顾”。

这件事，像一颗石子丢进死水潭。战犯们互相打听细节，越打听越觉得不可思议。很快，这个消息传到了徐远举耳朵里。按他过去在保密局的经验，这种行为只有一个结果——枪毙。

他忍不住问管理人员：“为什么不枪毙？”语气里是真正的震惊。他后来回忆：“过去我们抓人，越狱被发现，先是毒打，很多最后就地枪杀。哪有不打不骂、还洗澡优待的？”

对于一个长期在“恐惧—暴力”逻辑里打滚的人来说，这种处理方式，等于把他的旧经验整个推翻。不得不说，这种“反差感”，对他心里的那堵墙，砸开了一道缝。

紧接着，他又碰到另外一件事。

三、“外紧内松”的白公馆，和一个人的转弯

越狱风波之后，白公馆改造战犯的方针，并没有转向“从严从重”，反而朝着更加制度化、人性化的方向走去。

公共区域的守卫调整成“外紧内松”——大门口警卫力量加强，内栋楼道口却撤掉哨兵，允许战犯在规定时间内相对自由走动；管理所还明确规矩：一般情况不得对战犯动用武器，不得随便鸣枪吓唬。

在当时那些从军统、宪兵队出来的人眼里，这简直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有人暗暗嘀咕：“这样不怕跑吗？”可事实是，政策调整后，反而没有人再去冒险钻下水道。

不光如此，一些战犯在管理所里得了重病，都会被及时送往医院治疗。徐远举自己，就在这方面亲身经历过一回。

1950年代，他在白公馆患上肛门蜂窝组织炎。这个病来势凶猛，一旦扩散，很容易引起败血症，甚至危及生命。一般人得了都吃不消，更何况是一个长期关押、体质本就欠佳的中年人。

管理所把病情上报，经批准后，以“何炳洲”的化名，把他送到沙坪坝中渡口第二工人医院住院，一个多月里，会诊、输液、护理都没有怠慢。这个在旧社会给别人开过“死亡证明”的人，这一次在病床上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如果是在他当年掌权的那些地方，犯人犯到这种病，撑不过去也就算了，谁会这么费心去抢救？

他自己后来在材料里说，活下来之后，“感激涕零”，口头上称共产党“再生父母”，表示“今后要老老实实改造思想，就算最后枪毙也无怨言”。这种表态里有多少成分是当时的“场面话”，不好一刀切，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态度确实开始松动。

管理所看在眼里，用在实处。战犯集中学习的时候，常常要有人出来现身说法，结合自身经历，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与保密局系统的罪恶。徐远举被选为帮教对象中的“中心发言人”。

他有过高层经历，又熟悉军统内部运行方式，说到关键处，往往能抓住要害。遇到思想转不过弯的旧部，他有时候用“过来人”的身份劝解：“你真以为从前那一套还能翻盘？时代都变了。”有时候又毫不客气地骂：“还犟？不识时务！”

战犯当中不少人后来回忆，几次大规模的“交心会”，他一连几轮“攻心”，往往就能让对方把心里的那点侥幸放下。这种角色变化，说到底，还是心态已经悄悄完成了一个转弯——从“躲着不认”到“拿出来讲”。

1950年代初的重庆改造阶段结束后，一批批战犯按计划被押往北京战犯管理所。徐远举也在这批名单里，被编号为“12号”。到了北京，他遇到的同狱者更为“重量级”：有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杜聿明，有在山东、华东战场上名噪一时的王耀武，也有老熟人沈醉。

这一时期的北京战犯管理所，除了日常劳动和政治学习，还承担一项更深的功能——通过多年改造，让这批曾经的敌对集团高层，从内部认清旧政权的性质，同时也稳定新政权后方。这种做法，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至1959年间，北京方面把战犯分批送往农场劳动改造，很多时候为了方便劳动，都要摘掉手铐，允许他们在一定区域内相对自由活动。照老观念来看，这种安排几乎是在“给机会”。不过，在这些年里，北京战犯群体中没有出现像白公馆下水道那样的越狱冒险。

原因很简单。对那些经历过解放战争失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来说，打了败仗，被俘已经是一次沉重打击。如果再选择逃跑，既没有组织依托，又会把多年改造成果全部推翻，落得一个“不守信用的逃犯”的名声。对看重“体面”的旧军人而言，这比关押更难接受。加上不断传来的宽大政策信号，尤其是“特赦”的风声，他们越发不愿意再冒险。

四、特赦的门开了，他却没有等到

1959年，是战犯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全国一片庆祝气氛。当时，对战犯如何处置的问题，中央也做出了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决定。

1959年秋天，北京战犯管理所的学习室里，响起一阵喧闹。那天，曾任山东“剿总”总司令的王耀武，拿着一份报纸进来，提高声音读道：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国家决定对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凡关押满十年、确实表现良好的，可以被释放。

“好啊！”有人脱口而出。

“毛主席要特赦我们！”也有人压抑不住心头激动。

徐远举听到这话，一时愣住。他之前已经从各种渠道感受到政策的宽大，但真到听到“特赦”这两个字，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一个曾经下令抓捕、拷打、杀害了那么多共产党人的特务头子，竟然也有可能走出高墙？

第一批特赦大会在1959年12月4日举行。那天，名单一条条念下去，他认真听，心里一边数，一边盼。结果，全部宣读完，也没有听到“徐远举”三个字。

会后，他忍不住向身边人发牢骚：“我也认真学习，也劳动，也出汗，材料一篇篇写，我哪点不如别人？哪项不符合标准？”这种不平衡心理，颇为真实。他并不否认自己有罪，但在同狱人被陆续放出去的那一刻，他难免把自己也放在一块比较。

几年之后的第二批、第三批特赦中，有一些熟悉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沈醉，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军统系统第一个被特赦回归社会的人，外界关注，狱中议论更多。

在牢房里，徐远举得知沈醉获释，心里一阵别扭。他起初难以理解：“同样都是保密局出来的，我的级别还比他高，为什么他先出去？”这类心理波动，是那一代战犯群体里很普遍的情绪。

中央方面对此是有预判的。周恩来总理得知情况后，专门叮嘱工作人员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解释特赦的政策依据，强调“不是谁官大谁先走”，而是看悔罪态度、实际表现。

1964年，徐远举写下了一份较为系统的交代材料，题为《我的罪行实录》。在这份材料里，他把自己在保密局系统中的经历、命令链条、参与的抓捕与审讯，都逐条写出，还反复提到一个意思：感谢共产党和毛泽东，把自己这样“作恶多端的大刽子手”从深渊里拉回来。

从1959年到1966年4月，国家一共分六批特赦战犯。到了1966年，走出高墙的人已经不在少数。战犯管理所里的气氛，比起刚关押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许多人不再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生活里甚至夹杂一些带有“人味”的插曲。

比如有一次，一位女干部来核对资料，挨个找人谈话。轮到徐远举，他说完，转头走到窗边，对外面的人吆喝了一句：“你们来搞吧，我搞完了！”在他的方言里，“搞完了”就是“谈完了”的意思。女干部听了，脸刷地红了：“徐远举，你乱喊什么！”

事情一传十，十传百，成了战犯群体里的一件笑谈。有人故意逗他：“你怎么当面占女干部便宜？”管理所领导也被惊动，找他了解情况。最后弄清是方言闹的误会，这才揭过。他自己也被笑了很久，自嘲说：“当年号称审讯专家，结果栽在一句话上。”

这些生活细节，说明他已经融入那种半封闭但相对平和的集体环境，不再是刚进来时那个阴沉、绷着脸、随时想“扛到底”的特务头子。

可惜，特赦名单一批批公布，他一直没能等到自己的那一行字。

1973年冬天，天气很冷。有一晚，他在洗澡时用冷水冲，回到房间不久，突然倒下，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1月21日入院，1月22日抢救无效去世。原因登记为脑溢血发作。

去世时，他还不到六十岁。这在那个年代谈不上高寿，尤其对经历过战争、牢狱折腾的人来说，身体底子早就被磨损得不轻。

徐远举作为一个重点战犯，在监狱中病亡，事情很快报到中央。周恩来总理专门叮嘱公安部负责同志，要求妥善处理，避免在其他在押战犯中造成不必要的紧张情绪。这种重视程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在整个战犯群体中的“敏感位置”。

两年之后，形势又出现一个重要转折。到了1975年，全国范围内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已经所剩无几。公安部对名单进行最后一次全面梳理，发现还有十三人不符合既往特赦条件，其中就包括与徐远举、沈醉并列“军统三剑客”的周养浩。

按当时公安部的业务意见，这十三人准备继续关押，观察一段时间再议。然而，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却给出了另一种判断。他大意说，这些人现在老的老，病的病，在监狱里已经待了二十多年，老百姓早就不认识他们了，“我们杀他干什么？”当年土地改革时处决恶霸地主，是因为“老百姓害怕”，要用最直接的方式肃清乡村中的恐怖与压迫，而眼前这一批战犯，社会记忆已经淡了，不再具有那种现实影响。

在这个思路下，最后一批在押战犯被全部特赦，没有留下“尾巴”。从1949年算起，他们已经放下武器二十多年了。

等这最后一扇门打开时，徐远举已经不在。他成了整批战犯中，唯一一个在狱中病亡而未等到特赦的人。

他生前与妻子马紫英育有二子二女。去世后，家属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湖北汉阳县新农镇附近。这位曾经叱咤一方的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最终以一种十分寂静的方式，退出了历史现场。

回头看他的这一生，有一个细节不太容易被忽略：从江竹筠遇害，到下水道逃跑者被“优待”，从白公馆重病获救，到北京战犯所里写下《我的罪行实录》，时间线一环扣一环，串起的是一条很清晰的轨迹——一个曾经站在另一边的人，是怎样一步步被拖离旧日的暴力和仇恨逻辑，被迫面对自己曾参与的血腥，最后在另一种制度下过完余生。

对很多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来说，他的名字早已与“徐鹏飞”这个文学形象牢牢捆在一起。现实中的他，的确有着“坏到骨子里”的一面。不过，从他在管理所里的言行变化也能看出，当环境换了，当掌握权力的一方不再用他熟悉的那套办法，他内心的某些东西，也不由得发生了挪动。

这种挪动，不是洗白，也不是替谁说话，而是历史事实本身的一部分。毕竟，正是那些铁证如山的案件、那些有姓名、有日期的牺牲者，以及后来战犯们亲笔写下的材料，拼起了那段岁月真正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