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少将晚年托人带话长春市委，希望能够回家乡看看吗？

1948年深秋，长春城里风声越来越紧。城外炮声若隐若现，城内却有一支特务小队悄悄往城门摸去，领头的人戴着呢帽，脚步急促，一边走一边压低声音对身后人说：“再晚就出不去了。”

这个人，就是后来在台湾病逝的军统少将项乃光。谁能想到，多年前，他在另一条战线上，曾经是中共中原局的“自己人”。

有意思的是，他身上这两段截然相反的经历，竟然恰好把抗战到解放这一段复杂的党派斗争、情报角力，还有人心的摇摆，全部串了起来。

一、从“进步青年”到叛徒：一条路走偏了

1915年，项乃光出生在辽宁开原。东三省的少年，在那个年代，基本都逃不过“亡国感”这四个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才十六岁，在北平读书，后来考入东北大学。当时东北大学学生运动气氛浓，反日、救亡、读马列，那是一整套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项乃光很快就走上了进步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被党组织挑选出来做骨干。

不久，他先后担任中共北平南区区委书记、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这些职务在当时都不算小角色，尤其在军队里做工作，接触的人多，掌握的情况也多。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成为大局。蒋介石将全国划分为多个战区，其中第五战区负责华中、华东部分地区的抗战，由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

就在这个阶段，项乃光被调往中共中原局，出任友军工作部部长，专门负责第五战区内的国民党军联络工作，表面身份则是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七军一七九师的中校参谋主任。

看上去，他是国民党军里的一个中层军官。实际上，他掌握着的是第五战区范围内，中共在国民党军内部的绝大部分秘密组织情况。

这种双重身份，既是优势，也是危险。只要态度不坚定，一旦出问题，破坏力会很大。

1939年秋，他到湖北老河口，住进鄂光旅社。对外，他是来公干；对内，他正在执行秘密任务。

然而，就是在这家旅社里，他做出了此生最关键的一步——转身投敌。

二、“小项叛变”：一封信掀开的风波

1939年秋的一天，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人自称“中共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部长项乃光”，要求与第五战区高层见面谈话。

这封信一看就“蹊跷”。

当时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这是军统设的局。因为鄂光旅社本身就是军统在老河口的据点，旅社经理是军统驻当地的工作组长，来头不小。

不过，战时做情报工作的人，本身也习惯多走一步再做判断。韦永成没有贸然出面，而是先派人秘密接触，把人从旅社悄悄接出来，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再逐步核实身份。

后来调查确认，信确实是项乃光写的，他也确实是那个早年入党的地下工作负责人。

接触之后，项乃光表现得非常“积极”。

他不等第五战区的人多问，就主动连日写下大量供词，把自己知道的中共组织、联络线索、人员情况，全都一股脑写了出来。

“我是中共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手中掌握着第五战区统辖部队内中共全部活动情况。”

这句话一说出来，所有人都明白，这一次“投诚”，是个不小的炸雷。

后来根据中共方面的回忆与档案印证，项乃光在供词里几乎是“知无不言”，把他能想到的、接触过的、听说过的组织关系统统写了进去。

汤恩伯得到这些材料后，甚至将其印成小册子，作为内部资料传阅，里面连“四望山游击根据地”的情况都说得很细。

不过也因为他不清楚全部布局，有些关键内容反而没有出卖。比如，川军四十五军副军长兼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在大洪山的秘密部署、电台和军用地图的提供等，他就一字未提。

这从侧面也能看出，当时中共对情报工作实行分级、分线保密制，某种程度上还是起了点作用的。

那么，一个曾经的中共“骨干”，为什么会突然叛变？

三、内部说辞与真实动机：一桩婚事掩不住的贪念

关于项乃光叛变的原因，国民党方面和他本人都给出过一些说法。

李宗仁当时也多少有些纳闷。

他很清楚这个人出身何处，也知道中共对他不薄，就让秘书尹冰彦找机会问了一句：“你入党多年，又握着这么重要的职位，怎么忽然跑到国民党这边来了？”

项乃光的回答，听上去挺“高大上”：“共产党的纪律太严，个人没有一点自由。我为了追求个性发展和自由，才投到国民党的世界来。”

这种说法，后来多次被他拿出来讲，好像自己是为了什么“人格解放”才叛变。

但了解内情的人都明白，仅靠这么一句“追求自由”，不足以解释他这种彻底倒戈。

多年后，原第五战区情报特工系统负责人庞盛文在老河口撰写地方文史资料时，提到过一种说法。

当年他奉命与项乃光接触，将其转移到老河口武昌馆后院居住。两人住在对门，有一次，项乃光睡到半夜突然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

庞盛文出去敲门，问他怎么回事。项乃光抹着眼泪，说了一段话，大意是：

“我在延安有个未婚妻，被人占有了。我实在太痛苦，才想到老河口来找李长官和韦主任，我想脱离中共。”

按照这种说法，他是因为感情问题心怀怨气，才彻底倒向国民党。

这段故事听起来戏剧味很浓，细节也难以完全核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自己不断往外说这些话，是有用意的。

另一方面，从更具体的经济动机来看，他叛变时身上确实带着一笔巨款。

这笔钱是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通过他，秘密转给新四军李先念部队的军饷。这类钱款转运，本来就很隐蔽，既不能报账，也不能公开。一旦被占为己有，纸面上很难查出。

项乃光当时显然起了贪念。他既想把这笔军费吞下去，又怕事情败露，不敢回到组织那里交代。

在权衡利弊后，他选择直接投向第五战区政治部，把身份亮出来。

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洗白”，避免日后被追究责任。

从后来的发展看，他投敌之后，对中共组织的破坏积极得很，根本不是一时冲动。

很多人也因此判断，他所谓的“追求自由”“未婚妻事件”，更多是他在国民党内部塑造的“故事版本”，方便别人接受他的转变。真正关键的，是个人贪欲和对纪律的不耐烦。

四、一次叛变，连锁牵出多少人

项乃光叛变，对中原局和第五战区的中共地下工作，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当时，鄂西北区委友军工作部部长刘放正与他同行，一路来到老河口。两人同住在旅馆里。

某晚，项乃光以“外出办事”为由离开，一去不回。刘放等到天亮，隐约觉得事情不对，立刻撤离旅社，到对面暗中观察。

但他在对面守了整整一天，也没见有什么异常动静。考虑再三，他不敢久留，只能独自返回鄂西北区委报告情况。

那时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项乃光已叛变，但鄂西北区委当机立断，下令迅速转移。

正是这道指令，让不少重要干部、骨干力量躲过了一场更大的清洗，虽有损失，却没有被一网打尽。

相比之下，损失最重的，是多年来在国民党军队中苦心经营的一大批地下关系。

项乃光曾长期负责东北军工作，他对东北军内部不少中共党员情况十分熟悉。

他叛变后，东北军中一些隐蔽战线不得不全部中断。像解方等潜伏干部，只能紧急转移，撤出原有岗位。

川军四十五军的副军长陈离，原本是坚定支持中共的爱国将领，长期给地下党以掩护。

因为他的部队里有很多中共党员，联络频繁，项乃光在供词中对其多有牵连，导致陈离所部的党员迅速撤离，他本人也被免职。

后来，陈离曾在回忆中提到，他亲眼见过汤恩伯印发的小册子，里面许多细节都出自项乃光之口。

孙连仲部第二集团军中的中共组织，也在1940年前后遭到严重破坏。原本在部队里担任团长的杜新民等多名党员被捕，一度生死未卜。

牵连最深的，要数何基沣。

这位一七九师的师长，是中共秘密党员，他不仅暗中为新四军输送物资，还通过项乃光转交军费。

项乃光叛变的时候，身上就带着何基沣托付的那笔钱。

结果可想而知，事情迟早会暴露。何基沣不久就被撤掉师长职务，调往重庆“候差”，实际上被变相软禁了一年多。

后来，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他才被迫释放。

再往后到了淮海战役，何基沣和张克侠率部起义，这才重新回到人民军队一侧。

如果细细梳理，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链条：

一名关键情报干部的叛变，往往不是简单“损失一个人”，而是成片网络的崩塌。

在那样的年代，信任一旦出问题，很多年经营的布局，都可能一夜间化为乌有。

五、军统少将：甘当鹰犬，越走越远

从第五战区政治部“供出一切”之后，项乃光的身份，算是彻底公开了。

不过，李宗仁本人对这种人，并没有太高评价。

一方面，他手上需要这些情报；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这样的人既然能出卖曾经的同志，将来也未必可靠。

接触的日子里，庞盛文注意到一个细节：

项乃光写交代材料时，经常管要钱，而且花销巨大。

几次三番之后，韦永成也忍不住问：“怎么用得这么快？”

庞盛文只好如实汇报：“他有嫖宿的习惯。”

这个回答，让人无奈。

因为对他来说，投靠国民党，只是换到一个更宽松、更能满足物质欲望的环境。

一旦享乐受限，他马上就想用“立功”来换更多好处。

有一次，他提议抓捕一名他“掌握线索”的中共地下党员，还主动要求亲自外出查证。

回来以后，他向李宗仁报告，说陕西白河的独立炮兵营里有中共组织，还宣称中共想把这个营拖到武当山搞根据地。

李宗仁听完冷着脸回了一句：“这绝不可能。”

显然，他不是全盘相信。

另一回，他竟然指着老搭档庞盛文，对李宗仁说：“他在山东参加过中共，还当过中心县委书记。”

李宗仁笑笑，说：“是啊，你看我们还这么信任他。”

堂堂一个战区司令，用的是反讽。

项乃光听出来，尴尬得说不出话。

1940年春末，他离开第五战区，理由是“蒋委员长从重庆来电，要面谈”。

到重庆后，蒋介石对他颇为欣赏，称他是“继张国焘之后的第二个党国忠臣”。

戴笠更是视若至宝，给了他一个军统少将头衔，还配了汽车。

戴笠的话说得很直白：“对付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叫共产党出身的人去对付共产党。”

就这样，项乃光被编入了军统系统，先安排在张国焘挂名主持的“特种政治研究室”。

这个机构专门集结中共叛徒，分析对付中共的办法，也对他们进行监控。

为了掩人耳目，他改名叫“金钊夫”，据说这个化名还是庞盛文替他想的。

1941年前后，他被派往鄂北，名义上是做“联络工作”，实际上是招降纳叛。

国民党方面一边给他权力，一边又不敢完全放心，还另外派人暗中监视他的动向。

不过，从表现来看，他完全不需要别人“刺激”，自己就干得很卖力。

他在安徽界首一带开设特务训练班，专门培训渗透中共根据地的细胞。

平时，他重点摸排哪些青年思想进步、谁同情共产党、谁有过接触，一旦摸清底细，就用利诱，利诱不成，就抓捕、暗杀。

这套手法，对当时的一些地方组织造成了不少破坏。

抗战胜利之后，他被派到徐州，从事清剿和监视任务。

何基沣的七十七军也驻在那一带，项乃光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老熟人”。

他的情报不断送到上面，何基沣最终在1946年春被“明升暗降”，从军长变为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员，实权大为削弱。

可以看出，项乃光一旦站到对立面，做事没有任何犹豫，完全称得上“甘为鹰犬”。

六、长春城里的血债：特务头子的最后疯狂

1947年8月，他被调往东北，担任保密局长春站少将处长。

那时，东北局势已经朝着有利于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在城市中加强特务统治，试图通过“强化控制”挽回败势。

在长春，项乃光的工作重点，是镇压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同时搞渗透破坏。

他与同样叛变的袁晓轩、马绍周勾连，从各地收拢逃亡土匪和地主武装，拼凑出一个所谓“吉黑义勇总队”，对解放区进行袭扰，做的是典型的“后方破坏”勾当。

形势越紧，他越凶。

1948年春天，长春被解放军外围包围，城市逐渐陷入困境。

就在这段时间，他指挥特务机关大肆搜捕“可疑分子”。仅1948年4月14日一天，被抓的人就有四千多人。

许多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和普通革命群众被他关押、审讯、杀害，据统计，前后被杀害的人员两百余人。

这笔帐，后来在长春的许多资料里都有记载。

他在长春的那一年多时间，几乎把所学的全部特务手段都用在了老同胞身上。

到了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步步推进。

长春解放在即，守军上下人心浮动，许多将领已经萌生退意。

项乃光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在长春干过些什么；如果被解放军抓住，是死路一条。

于是他一开始试图与新七军、吉林师管区等部队联络，希望跟着他们一起突围。

1948年10月17日，六十军在曾泽生率领下起义。当天，新七军高层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突围问题。

副军长史说在会上直言：“现在突围是突围不出去，只是徒增几万人的伤亡罢了。”

项乃光火冒三丈，当场指着史说的鼻子破口大骂。史说大怒，拂袖而去。

这场争吵，某种意义上，把双方的立场撕得彻底。

见新七军靠不上，他又去找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提出小股突围计划：

他的手枪队五六十人，加上袁晓轩的五六十人，再加上师管区警卫连百余人，不和大部队混在一起，单独出城，趁乱突破。

李寓春被说得有些心动，三方开始准备行动。

然而，解放军的包围圈早已部署完整，他们刚出城不久，就与外线部队遭遇，被迫退回。

这时项乃光显出他一贯的“狡猾本性”：

他在城里预先准备好了便装和伪装材料，见大股人马突围不成，立刻甩下手下，换上普通行头，只带少数随从，悄然逃离。

长春城解放后，接收工作总体顺利，但也留下了一个明显遗憾：

东北局在总结中写道：“此次受降，本可令敌交出特务头子……因事先未注意，致使长春重要特务头子项乃光、袁晓轩等均未捕获。”

特务头子就这么漏了网。

七、逃到台湾的余生：一封托人带的话

长春一出城，他就像丧家之犬一样，不断辗转。

北平解放时，袁晓轩落网，项乃光又侥幸逃脱。

随着全国解放大势已成，他跟随国民党残余力量逃往台湾。

在台湾，他继续做特务系统的事，当过保密局台南站站长，也被派去香港，搞对大陆的渗透和情报，后期则主要在高校、研究机构里，从事所谓“中共问题研究”。

因为早年确实在中共内部工作过，他掌握一些内部运作的细节，说起话来有板有眼，在台湾的一些圈子里，被当成“中共问题专家”。

国民党当局还把他请去给在押“政治犯”上课，说是做“感化教育”。

有在场的人后来回忆，对他这种身份，心里其实非常不服气。

纵观他的一生，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

早年的他，哪怕有私心，也还算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青年；到了中原局工作时，手握重权，开始经受住不了纪律与利益的双重考验；

一旦脱离，他就顺着个人欲望一路滑坡，从泄密走向出卖，从出卖走向迫害，最后完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到了晚年，人老了，身体也不行了，情感上多少会有一些波动。

1992年前后，原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受邀回长春，参加民革活动。

项乃光托他向长春市委领导带话，希望能获准回长春“看一看”。

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复杂滋味。

长春，是他当年的作案地之一，也是他仓皇逃跑的地方。

几十年后，他突然想回来，看一眼这座城市，多少还是牵挂故土，只是这份牵挂，和他在那座城市留下的血债，始终没法分开。

长春方面得知后，给出的答复很干脆：“欢迎来做客。”

一句话，既有原则，也留有余地。

不过，项乃光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1993年，他在台湾病逝，终究没能踏上那片他曾经亲手搅乱过的土地。

从1930年代的北平学潮，到1940年代的中原暗战，再到长春围城、台湾余生，一个人的轨迹，就是一段历史的缩影。

项乃光走错了路，也走到底了，这种选择一旦做出，就再也没有回头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