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最早追随者，开国大将享元帅待遇，娶两位贤淑妻子！

1929年冬天，右江苏区的大山里风声极紧。百色城刚刚举起起义旗帜，枪炮声还在耳边回荡，指挥部的油灯下，一位将领伏案写信，字迹有些急促。这一年，他37岁，已经在战争和政治风浪中打拼了近二十年，却依旧牵挂着远在南方的家人。

这名将领，就是后来新中国授衔时位列十大将之列的张云逸。

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百色起义”，因为他在新四军中的重要位置，因为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时享受的是行政三级的元帅待遇。但有意思的是，把他这一生串起来看，线索并不只是军功，还有更早的革命经历，以及他极为特殊却又颇具时代印记的家庭生活。

要真正看清这位“最早跟随孙中山的开国大将”，视野不能只停留在解放战争和授衔那几年，而要从更早的清末南方、辛亥风云与军阀割据时代说起。

一、从黄花岗到百色：比大多数开国将领更早的起点

1892年，张云逸出生在海南文昌一个普通农家。那时的清朝已经风雨飘摇，光绪和慈禧先后在1908年去世，朝局更乱。少年张云逸的命运，却在1909年拐了一个弯。

这一年，17岁的他离开海南，考入广东的黄埔陆军小学。这所学校后来因为“黄埔军校”而闻名，但在清末，它已经带有明显的改良和新式教育色彩。也正是在这里，张云逸接触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当时的同盟会在南方秘密活动十分活跃，广州、香港一带成了反清志士往来的重要据点。张云逸这样的学生，既有一定文化基础，又懂军事训练，是革命力量里很受重视的一类人。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爆发，张云逸参加行动，算是第一次真正走上枪林弹雨。起义虽然很快失败，但这支队伍并没有就此沉寂。

1911年春天，孙中山方面在广州再次筹划武装行动，这就是后来震动中外的黄花岗起义。

原本计划中，这次起义要有八百多人参加，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武装暴动。可到了真正起事那天，因风声走漏和组织协调问题，能够集结起来的只有黄兴率领的一百二十余人。人数锐减，形势一下子严峻许多。

这一百多人硬是在广州城内同清军激战，一部分人冲锋陷阵，一部分人掩护突围。事后统计，仅被确认姓名并葬入黄花岗的烈士，就有七十二人，后来习惯称为“七十二烈士”。

张云逸，就在这批起义队伍之中。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和几名战友暂时隐蔽在民宅里，准备再寻机会转移。半夜时分，大家又累又饿，他主动提出天亮后出去买点吃的，同时打探消息。

谁也没想到，正是这看似不起眼的一趟“买菜”，救了他一命。

等他从外面折回，那个藏身的院子已经被清军包围，人都被抓走，起义参与者多被处决。多年之后，他曾半带玩笑地说过一句：“那天要是不出去买菜，黄花岗烈士碑上，名字里肯定有我。”这话听上去轻松，其实背后是对那场浴血失败的清醒记忆。

辛亥革命在同年武昌起义后迅速推翻清王朝。许多参与过广州起义的同盟会员并没有被人遗忘，但相对一些在政坛出头的人物来说，张云逸此后更长期活跃在军界。

进入民国后，他继续追随孙中山阵营参加革命，北伐前夕已经成长为一名老资格的军事干部。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担任参谋长，这个位置在当时的军队系统中不算低了。

时间走到1926年，这一年对他是个拐点。

他已经34岁，在军队里有地位，有薪饷，完全可以在南方军阀混战中谋一份“安身立命”的位置。偏偏在这一年，他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他有过一句很朴素的话：“我入党时年龄已经不小，在军中职务也不低，待遇也不错，是看明白了，要为劳苦大众求解放，才做出的决定。”这话不算华丽，却能看出，他是经历过一番权衡才作出的选择，而不是一时冲动。

加入共产党之后，他的命运转入另一条轨道。1929年，他与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一起，奉命前往广西右江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这就是后来写进教科书的“百色起义”。

百色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七军。军长是邓小平，政委是张云逸。这支队伍后来辗转进入中央苏区，又编入红三军团序列，为中央红军长征作出了不小的牺牲。

有一点颇值得注意：在很多开国将领的人生曲线上，“大革命失败—参加农民武装—红军长征—抗战—解放战争”是比较常见的轨迹。而张云逸在这一条主线之外，又多出一段“辛亥革命元勋”的经历。黄花岗起义的亲历者，在1955年授衔的将领中并不多见，这就解释了他后来资历之老，令人心服口服。

二、新四军里的老资格：从江南丛林到华东战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方敌后发展武装力量。原在南方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敌后。这时的张云逸，已经是党内军事方面的老将。

在新四军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他先后担任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等职。位置很关键，责任也很重。

第三支队主要活动在皖南、鄂东、赣北一带，地形复杂，既要对付日军，又要防备地方顽固势力的掣肘。第二师则在苏中、苏北等地开辟抗日根据地。这个阶段，从战史资料中能看出张云逸办事的一个特点——稳而不怯，敢打，也懂得保存力量。

抗战后期，新四军和八路军逐渐发展壮大。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成为整个全国战局的关键地区之一。张云逸在这一阶段，先后担任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虽然不是前线总指挥，却是关键的决策和协调人物。

1949年，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尾声，中央考虑的是如何接管与治理新解放地区。这一年9月，张云逸被调往广西，担任广西党政军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在那个年代，广西山多林密，各类残余武装和土匪并存，治理难度可想而知。

他在广西时期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剿匪与恢复秩序。资料记载，在他的部署和推动下，广西剿匪工作进展较快，这为当地之后的社会稳定打下基础。这段经历在一些回忆中提及得不多，但对他个人履历来说，却是一块重要拼图——说明他不是只会打仗的“军人”，也能进入地方治理和建设角色。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根据资历与贡献，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在大将十人当中，他属于“资格最老”的一批人之一。不少老同志对他的评价，是“辛亥革命时期就参加斗争的老人”。

军衔之外，还有一个细节经常被拿出来说：当时他虽然佩戴的是大将肩章，但享受的是行政三级待遇，也就是和元帅同一级别的待遇。待遇问题在军中一向敏感，但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人提出异议，因为大家心里清楚，他的革命资历和贡献确实够得上。

1974年，张云逸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二岁。百科式的生平往往到这里就画上句号，但关于这位大将的故事，另一条线索才刚刚打开——那就是他的家庭。

三、两位贤妻：在旧礼俗与新观念之间

说到张云逸在家庭生活中的“特殊”，有一点常被提起：他生前同时拥有两位贤淑的妻子，而这并不是某种风流传闻，而是一个有着清晰时代背景的真实故事。

事情要从1914年前后说起。

那一年，张云逸在广东与一位姓王的女子成婚。王氏是典型的传统中国女子，讲究礼数，勤俭持家，对丈夫极为尊敬。两人感情很和睦，日常相处也是举案齐眉的那种状态。

不过，这段婚姻有一点让王氏一直放在心上。成婚几年后，她始终没有生育。按照当时的观念，尤其是在南方乡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几乎压在每个女子肩上。张云逸有两个弟弟，都早年离世，父亲亦已去世，家里只剩他一支血脉。这样一来，王氏心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两人后来领养了一个女儿，家庭生活还是稳定的。但在传统观念驱使之下，王氏始终觉得自己“对不起张家香火”，时间一长，竟萌生了一个在今天看上去很难想象的念头——为丈夫纳一房妾。

大约在1920年前后，王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位同乡女子韩碧。韩碧出身于一个没落地主家庭，早年家道中落，她小小年纪就出来当童工，为了糊口学过理发，吃了不少苦。

王氏与她接触一段时间后，觉得这个姑娘性格坚韧，人也勤快，心地不坏。她心里慢慢有了主意，便有一天直接对韩碧说，希望她能嫁给自己的丈夫，做家里的一房姨太太。

这个要求，对任何一个年轻女子来说都是震惊的。韩碧当场愣住，只能说“要考虑一下”。但她很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战乱频仍，女性能有一个相对安稳的去处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思量，她最终还是答应了王氏的提议。

几天后，两人再见面时，王氏问：“你考虑得怎么样？”韩碧反问：“大哥知道吗？”这里的“大哥”，指的就是张云逸。

王氏坦率地说：“他还不知道，我替他做主了。你人又好，又能吃苦，若是跟着他，有个儿子，张家香火有望延续，他能不同意吗？”韩碧还是有些担心：“要是他不认可，那不就给你添乱了吗？”王氏则说：“你放心好了，家里的事，他一般听我的。”

1923年的某一天，张云逸外出奔走革命，家中并不知他具体何时归来。王氏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做了一个大胆的安排：让养女双手捧着一只大公鸡，作为“男丁”象征，又让韩碧手执一只红色绣球，在堂屋按照旧礼俗拜了天地，象征着正式入门。

就这样，韩碧在形式上成了张家的“二房”。而这一切，张云逸完全不知情。

日子过去一段时间，张云逸回到家，见到屋里多了一个年轻女子，十分惊讶。王氏详细说了来龙去脉，期望丈夫理解她的用心。那时张云逸已经接触了不少新思想，对包办婚姻、纳妾这套旧礼仪很是反感，一听到自己在不知情情况下被“娶了个妾”，火气一下子上来了。

他说的话相当直接，大意就是：“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自作主张？这不是胡闹吗？明天一早就把人送回去，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王氏当场急得落泪。她一边哭一边说出了压在心里多年的话：“你阿爸走了，弟弟们也都不在了，张家就剩你一个男丁。我这些年没生下儿子，心里难受得很。人们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要是真绝了后，让我怎么面对列祖列宗？”

这一番话，既是传统观念的集中表达，也带着一个旧时代妇女真实的焦虑。张云逸一时之间，也不不好再大发脾气，只是沉了下来。等他进一步了解韩碧的身世，知道这个女孩从小吃苦，生活不易，他又从另一面生出几分不忍。

他曾表示过担忧：“我是名军人，每天在刀尖上讨生活，随时可能战死前线。你这样把人家姑娘娶进门，将来要是我真倒在战场上，她一个人守着家，岂不是被我们拖累一生？”这些话听上去很实在，说明他当时确实并没有“乐于纳妾”的想法。

在王氏的坚持下，韩碧并没有被送走。为了让两人之间不要总隔着那层尴尬的距离，王氏有意安排他们单独相处，拉家常、帮忙处理一些日常琐事，慢慢缓和气氛。随着时间推移，张云逸逐渐意识到，妻子王氏这一步，不完全是被旧礼俗驱使，也有一片苦心。

韩碧后来果然为张家生下一个儿子。可惜的是，这个孩子不久便夭折，重重打击之下，韩碧一度悲痛不已，王氏与张云逸两人轮番安慰，才让她勉强走出阴霾。

1928年，张云逸奉党组织之命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他又在广州等地从事革命工作。这几年中，家庭生活起伏不断。其间，韩碧再次产下一子，取名张远之，寓意“前路尚远”。

到了大革命失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大举“清党”，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处境极其危险。张云逸参与百色起义后，与在广州的家人失去联系，一别就是八年。

这八年里，王氏与韩碧在广州靠给人理发谋生，境况相当清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南犯，广州也遭到轰炸。在一次空袭中，王氏不幸被炸身亡，这个消息当时并没有马上传到前线。

同年年底，张云逸辗转与家人取得联系，这时他才在安徽一带见到韩碧和儿子张远之，同时得知自己的结发妻子王氏已经在日机轰炸中遇难。对他来说，这不仅是重逢的喜悦，也是巨大的伤痛。不少回忆文章中提及，他在得知噩耗时，沉默了很久。

1938年以后，韩碧便跟随张云逸，投入新四军的后勤与行政工作。她并没有因为过去的辛劳与损失而退缩，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抗战。

1940年初，韩碧带着长子张远之，与新四军部分干部及护送战士共二十余人，从皖南向安徽无为县附近转移。途中不幸遭国民党方面军队抓捕，被当作“共产党家属”扣押。

消息传到新四军方面，张云逸自然十分焦急，立即通过各种渠道要求释放自己的妻儿。但彼时国共关系已经出现尖锐矛盾，国民党方面对释放问题拖拖拉拉，并不积极。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也为此反复做工作，周恩来多次就此事同蒋介石方面交涉，希望以抗日大局为重，释放被扣押人员。

经过七个多月周旋，1940年9月，韩碧与儿子及同行干部、战士终于获释。这件事在当年的往来电文中有所体现。可以说，韩碧在这场风波中，经历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战场”。

1953年前后，韩碧因精神原因出现严重问题，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对于一个常年辗转战时环境的家属来说，这并不难理解：长期紧张、亲人离散、死亡消息，以及突然进入相对安定环境，心理落差都会堆积成重压。

面对这种情况，张云逸没有把她送往偏远之地，而是决定将她留在身边，尽力安排治疗。他在工作之余，花了不少精力照料妻子起居，经常耐心陪她说话。经过两年多调养，韩碧病情明显好转，后来还能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一段故事并不轰轰烈烈，却很能说明问题。一个久经沙场的大将，在家事上并没有把妻儿当成“附属品”，而是尽量承担起丈夫与父亲该承担的责任。这一点，在当时的军政系统里，并不能算普遍。

1974年，张云逸去世。十年之后，1984年，韩碧也在北京去世。两人的合葬，让这段跨越辛亥、北伐、抗战、解放战争与新中国前二十多年的婚姻故事，终于画上了现实意义上的句点。

四、元老气度与个人抉择：一种并不常见的“组合”

从时间轴往回看，张云逸1892年生，1909年入同盟会，1910年参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参与黄花岗起义与辛亥革命，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领导百色起义，1930年代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队中担任高级职务，抗战时期任新四军重要领导，解放战争中在山东、华东战场承担核心角色，建国后负责广西剿匪与地方建设，1955年授大将军衔，享受元帅级别待遇，1974年离世。

这一串节点摆在一起，可以看出几个很鲜明的特征。

一是起点早。很多开国将领的革命生涯始于大革命时期，或者从井冈山斗争起步，而他在清末就已经扛枪参加反清武装，黄花岗起义是实打实的“出生入死”。这使得他不仅是中共军事系统的老前辈，更是孙中山革命线上的“老战友”。

二是跨度长。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六十多年，他几乎一直在政治与军事的前线。这种超长的革命生涯，在十大将中并不多见。也正因为此，他的资历被普遍认可，这为他后来享受元帅级待遇提供了很直接的根基。

三是在多种“身份”之间转换的能力。从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到红军高级将领，再到新四军副军长、华东军区副司令员，最后又成为广西地方党政军一把手。军政兼备，既能打仗，又能搞地方治理，这在许多只能在单一领域发挥作用的将领中，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组合”。

四是家庭层面的处理方式，多少带着时代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对纳妾这种旧礼俗有反感，有过明确的抵触；另一方面，他又在现实压力和妻子苦心之下，接受了这种安排。表面看有些矛盾，但如果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方社会背景下，就没那么难理解。

在婚姻关系中，王氏身上浓厚的传统色彩，与张云逸所接受的新思想之间，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张力。韩碧的加入，则让这个家庭变得更加复杂，但也更加真实。她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妾室”，又是革命队伍中的工作人员，还一度因为“新四军家属”的身份被国民党监禁。这样的多重身份，是那个乱世赋予很多平凡女性的。

不得不说，张云逸的个人生活，并不能用简单的“封建”“开明”几类标签就概括。他既有旧时代留在骨子里的一些家族观念，又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尊重人格、承担责任的一面。正是这种不完全整齐划一的复杂性，让他这个人物更加立体。

如果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去看，他的一生，折射出的是中国从清末走向共和，再跌入军阀混战，新旧势力反复角力，直至新政权建立的全过程。而在这条大时间线上，既有黄花岗的枪声，也有百色起义的号角，有新四军江南丛林里的游击战，也有广西山岭间残匪被清剿后的安定。

在星光熠熠的开国将帅当中，他或许不是最常被大众提起的那一位，却是资历极老、经历极杂的一位。军中的老同志提起他，多半会加上一句：“从孙先生那时起就跟着干的老人。”这样的评价，足够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