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变态家族如何缔造了那充满离奇和变态色彩的王朝往事

公元577年正月，邺城的冬风依旧刺骨，城头却已经插上了北周的旗号。街巷里偶尔还能听到老兵低声嘀咕：“高家就这么完了？”二十多年间，北方战马踏碎无数城池，权臣易位、皇帝更迭，可在许多亲历者眼里，最难以启齿的，不是战乱，而是高氏家族那一连串匪夷所思的荒唐行径。

有意思的是，这个在史书里被后人称作“禽兽王朝”的北齐，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败坏。它的起点，反倒带着几分英雄闯荡天下的味道。只是，从渤海郡一个没落门第的后裔，到坐拥半壁江山的权臣，再到一门几代人成为帝王，高氏家族在权力顶点上一步步走偏，终究把一个来之不易的政权亲手葬送。

高家的故事，得从那个叫高欢的人说起。

一、高欢奠基：从流民到“实际皇帝”

北齐的祖宗高欢，籍贯在渤海蓨县，按说也是个有家底的世家之后。两晋以来，高氏在地方上做过太守，家族里不乏读书识字、会办事的人物。只是运气不济，到他祖父高谧时因为犯法，全族被迁到怀朔镇。

怀朔镇在北方边地，是鲜卑部族聚居、屯兵之所。汉人搬到那儿，日子怎么过？说白了，得“入乡随俗”。语言、衣着、婚嫁习惯，慢慢都染上鲜卑人的味道。等到高欢这一辈，他虽然是汉人血统，生活方式却已经鲜卑化，骑马射箭、粗衣短袍，再正常不过。

南北朝战乱频仍，高欢年轻时也不过是茫茫乱世人堆里的一个普通人。家境困顿，他曾参加农民起义，又先投靠起义军首领葛荣。葛荣被北魏名将尔朱荣击败后，他干脆又转身投奔尔朱荣。这种见风使舵的经历，倒把他磨成了一个熟悉军政、善于揣摩人心的角色。

尔朱荣死于公元530年前后，北方局势陡然失控。这个节点上，高欢看准时机起兵反尔朱氏。他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一边聚拢旧部，一边讨伐尔朱家族势力，很快就在战火中杀出一条路来。北魏孝武帝元修需要一个能平定局势的强人，于是封高欢为大丞相、渤海王，把军政大权几乎全压在他身上。

这种局面，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过分。高欢把持政权约十六年，其间扶立、废黜皇帝都成了家常便饭。孝武帝看他权势逼人，心里不服，想挣脱控制，结果被迫西奔长安，投奔宇文家的势力。高欢则另立元善见为孝静帝，自行在东边维持“正统北魏”的招牌。

自此，北魏一分为二：西魏在长安，掌舵的是宇文泰；东魏在邺城，所有大事由高欢说了算。宇文泰举起孝武帝旗号，高欢则声称自己奉正统，两边一边喊对方“反臣”，一边打个没完。东、西魏多次交锋，有胜有败，却始终难以一战定乾坤。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彼此都看不惯对方，又都不得不承认对方是个难缠的对手。那种“明明想把你按死，却总死不了”的感觉，多少有点“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高欢终究熬不过积劳成疾，在长期的征战与忧虑中病死，终年五十多岁，为儿子们留下的是一个看似稳固、内里却暗藏隐患的东魏政权。

二、夺位与变态：高洋开启“禽兽朝廷”

高欢死后，长子高澄本来是顺位继承人。他在父亲在世时就对孝静帝非常无礼，已经露出夺权的苗头。谁都以为，他下一步会效仿父亲，干脆改朝换代。结果命运突然拐弯，公元547年，高澄被一名膳食奴仆刺杀，当场身亡。

这一下，局势急转。握有大军的次子高洋，从晋阳听到消息后，日夜兼程赶往邺城。一路上，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史书没有记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只要晚一步，东魏的军政大权就可能落到别人手里。

到了邺城，高洋下手极快，先控制禁军，再稳住老臣，动作干净利落，几乎不给对手反应时间。很多曾经轻视他的将领，这时才发现，这个平日里有些木讷的次子，真正动起手来一点也不比高欢差。几件事办完之后，朝廷上下不得不承认：权力，已经彻底转到了这位二公子手里。

至此，“东魏”的牌子在高洋眼里就成了累赘。公元550年，他逼孝静帝禅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史称文宣帝。改朝换代的一刻，高家从幕后权臣，转变为名正言顺的新朝皇室。

有趣的是，高洋刚做皇帝那几年，并不是个十恶不赦的昏君。相反，他知人善任，奖惩分明，军事上也颇有才能。北周方面的主帅宇文泰，在战场上远远看见北齐军队甲冑鲜明、军容严整，不由感慨：“高王未死啊。”在他的眼里，那支军队俨然还带着高欢时代的锐气。

然而，权力的副作用开始显现。高洋志得意满后，性情陡变，原本还算收敛的放纵欲望，像决堤的洪水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他酗酒成性，时常把自己灌得烂醉。酒后行为，更是失去了底线。

严冬腊月，他会赤身裸体在街巷中乱走，丝毫不顾“天子”颜面。见到民间有姿色的女子，兴致一来，当街就行奸污之事。有人在街边被他拉住，随手问一句：“当今天子如何？”若对方略带怨气、多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他便拔剑斩首，以取乐为先。

更令人作呕的是，他最大的嗜好之一，是召集近臣，把大批妇女强行掳来，当众命人表演男女之事。有人实在羞得无地自容，只能掩面而立。高洋却端坐一旁，一边饮酒，一边兴致勃勃观赏，把原本私密的事情当成取乐工具。

这种荒淫举止，连他的母亲娄太后都看不下去。娄太后多次劝谏某日她忍不住严词斥责：“你再如此胡作非为，迟早把江山玩没了。”高洋醉醺醺地竟回一句：“不如把你嫁去胡人那里算了。”气得娄太后当场昏厥。虽然他事后略有悔意，却根本收不住脚。

高洋的暴行，并不只停留在荒淫无度这一层。天保十年，他因长期沉迷酒色，身体状况急剧恶化，隐约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为了所谓“绝后患”，他做出一件极其残忍的决定：把北魏宗室元氏男女老幼共七百二十余人，包括前任孝静帝在内，全部处死，尸体抛入漳河。

这一幕，可以说是以血清洗旧朝的极端版本。漳河沿岸的渔民后来常在鱼腹中剖出断肢残臂，许多人多年不敢吃那一带的鱼。这样残酷的举动，在史书中留下了深刻的污点，也彻底切断了高氏政权与前朝的象征性联系。

不久以后，高洋暴亡，年仅三十四岁。北齐最强盛的阶段，就这样被他亲手染成血腥与疯狂交织的图景。更糟糕的是，他给后人留下的，不是一套可以延续的制度，而是一种“皇帝可以为所欲为”的危险示范。

三、兄弟相残：高演、高湛轮番上台

高洋死后，太子高殷顺理成章即位。高殷年纪不大，又缺乏父辈那种铁腕手段，在这个家族里很难立得住脚。不到一年，他的六叔高演便以平乱之名，夺了侄儿的皇位，自立为帝，是为孝昭帝。

按史书的评价，高演在诸位高氏皇帝中，算是少有的“看着还算正常”的那一个。他不醉酒裸奔，也不把淫乱当乐趣，不过，一件事让他一生抬不起头——高殷的死。

高演在篡位之前，曾当着娄太后的面发誓：“侄儿的性命，我可不动。”娄太后也正是听了这话，才勉强同意政权交到他手上。可是等帝位坐稳之后，高演渐渐觉得：只要高殷还活着，自己的位置就像坐在荆棘上。心里那道防线一旦松动，很快就滑向杀戮。

不久，高殷被冠以“谋反”的罪名，遭到处死。对外说是依法处置，对高演来说，却是亲手杀了兄长的儿子。自此，他整夜做噩梦，常惊醒出汗，说自己梦中看见高殷伸手索命。这种精神压力不断折磨他，本来精神尚算正常的人，逐渐变得恍惚不安，甚至在朝堂上偶尔失态。

为排遣心中阴影，高演喜欢带着少量随从出城打猎。有一次，他在郊外策马奔跑，心神不宁，结果一不留神，从马背上重重摔下，受伤之后一病不起。病中，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皇位怎么传。

按家法，理应传给自己的儿子高百年。但是，高演心里清楚，弟弟长广王高湛一心盯着那把龙椅。高湛平日里看似低眉顺眼，骨子里却野心勃勃。病重之时，高演把高湛召进宫，亲口说出了一个折衷安排：死后由高湛继位，条件是善待自己的妻儿。

据记载，当时高演说话已经虚弱，却还是把这句嘱托重复了不止一次。高湛答应得很爽快：“请皇兄放心，我不会亏待他们。”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临终承诺往往经不起权力的考验。公元559年，高演去世，仅二十七岁，高湛随即登基，是为武成帝。

高湛掌权后，几乎立刻撕掉了生前的承诺。他任用奸臣和士开、大权在握的宫廷女官陆令萱，朝政迅速滑向黑暗。他自己也把家族遗传的好色与残忍发挥到了极致。对于高氏宗室中的女子，无论辈分亲疏，只要他看得上，就要强行占有。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按辈分从高澄以下，一路逼奸几位兄长的遗孀。高演的皇后也未能幸免。高演的儿子高百年，看到母亲被叔父玷辱到腹大如鼓，一时愤怒失口说了几句怨言。对一般人来说，也不过是忍不住骂了句“畜生”，却触怒了高湛。武成帝干脆下令，将高百年乱刀砍死，以绝后患。

从这一刻起，兄弟之间尚存的一点亲情，被彻底斩断。高氏宗族内部再无安全可言，人人都明白：皇帝若有一丝疑心，下一具尸体很可能就是自己。这样的气氛，对一个刚立国不久的朝廷来说，无异于慢性自杀。

与此同时，政务由和士开、陆令萱等人把持。和士开善于逢迎揣摩，陆令萱掌控宫闱进出，内外勾连，坏事做尽。这对一男一女，成了当时北齐权力运转的关键人物，却也成了腐败的核心。许多有才干的将领、官员，要么被排挤，要么选择明哲保身。国家表面看还维持着繁华，实则骨架开始松动。

北周方面看得一清二楚。宇文氏一族早就把北齐当作宿敌，此时发现对方帝王昏乱、内政不修，自然不会错过机会。边境上，双方摩擦加剧，为后来的决定性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湛做了个近乎荒唐的决定。他迷信术士的话，听信所谓“命理不宜久居帝位”，竟把皇位传给自己十九岁的儿子高纬，自己退居“太上皇”，继续在酒色里打滚。没多久，他便纵情声色中死去，终年三十二岁。至此，高氏家族先后三代帝王，不是死于酒色，就是折在精疲力竭；年轻而短命，成了这个王朝的一种诡异常态。

四、众星陨落：高纬与北齐的速亡

高纬继位时，北齐在纸面上仍然拥有广阔疆域，手中也不乏名将宿将。不过，这个年轻皇帝的表现，却远不如他的父祖。他既无高欢的谋略，也没有高洋前期的锐气，更缺高演那一点点羞愧与克制。留在他身上的，更多是高湛式的昏庸和多疑。

和士开依旧在他身边出谋划策，陆令萱则通过外戚关系继续操控宫廷。高纬对这两人十分倚重，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很多关乎生死存亡的大计，“皇帝”不过是走个形式。

不得不说，高纬最致命的错误，是对手中几个真正能打仗、能撑住局面的大将起了杀心。在这其中，最关键的两个名字，一个叫斛律光，一个叫高长恭。

斛律光出身军功世家，为北齐立下过赫赫战功，在对北周作战时，多次担任主帅，屡建奇勋。许多边军士卒，实际上听他的话比听皇帝的话更用心。高长恭则是高欢之孙，高洋之子，封兰陵王。兰陵王容貌俊美，却是赫赫战将。史书中记载过他披着狰狞面具冲锋陷阵，以掩饰过于秀气的脸，以免军心不安。北周军中流传一句话：“闻其名，胆裂；见其人，心折。”足见其威名。

这样的人，对一个边境多事的政权来说，是压舱石。然而在和士开等人的挑拨下，高纬渐渐相信“斛律光拥兵自重，有不臣之心”、“兰陵王威望过高，将来难以制约”。多疑的皇帝一旦被点燃恐惧，处理方式往往只有一个——先下手为强。

斛律光被诬以谋反之罪，召回京城处死。军中老兵闻讯，无不扼腕，却又无力回天。紧接着，兰陵王也遭到猜忌。高纬先是削夺兵权，又以种种理由软禁，最终下诏赐死。至此，北齐境内能在战场上与北周对抗的一流统帅几乎被一网打尽。

这时候，再看北齐与北周的力量对比，就很清楚了。一边是君主昏庸、内廷黑暗、名将被杀、士气涣散的政权；另一边，是经过宇文泰整饬、逐步形成较为严整军政体系的北周。北周武帝宇文邕接过前辈基业后，决心彻底解决这个老对手。

公元576年，北周大举东征，矛头直指北齐中枢。北齐朝廷开始忙乱调兵，然而失去斛律光、高长恭之后，能独当一面的将领几乎寥寥。军令上下不一，士兵心中多有怨气，战意远不如从前。

几番交战后，北周军势如破竹。到了公元577年，北周军队逼近北齐都城邺城。城内外消息混乱，朝臣中有人主张死守，有人建议南渡投奔南朝陈，有人甚至暗通北周，准备投降。

高纬在这种局势下，选择逃跑。他携家带口向南奔走，希望借道投靠江南陈朝。一路上，仓皇失措，随行护卫极少。有人曾劝道：“不如据险自守，未必不能一战。”高纬却摇头，说了一句类似“此去或能另图”的话，最终放弃抵抗。

在逃亡途中，高纬与年幼的儿子被北周骑兵追上，双双俘获。随着这一家人落入敌手，北齐的旗号也在邺城彻底被换下。这个靠权臣篡位建立的王朝，自高洋称帝算起，到灭亡不过二十七八年左右，帝位传了三代七人。有的死于酒色，有的死于内心恐惧，有的倒在战马之下。表面看是天数不齐，实则是高氏家族一步步把自己的路走死。

回头看北齐的短史，会发现一个颇为讽刺的结构：奠基者高欢在血火中打下一片基业，他的儿孙却在酒色与猜忌中把它挥霍殆尽。这个家族有勇气，有手腕，也有不少难得的人才；可越往后，越拿亲人、下属、人命当儿戏。皇权若失了底线，最终伤到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根基。

北齐之亡，战场只是最后一击。更早之前，在高洋裸奔街巷、在高湛乱杀族人、在高纬挥泪斩将那一刻，这个政权的命运，已经开始急速滑坡。那些看似“变态”的行为，不只是个别君王的私德问题，而是整个统治集团把权力当作欲望工具，把朝廷当成玩物的结果。

高氏家族的兴衰起落，就这样在短短二十多年里走完，留下一连串匪夷所思的“变态往事”，也给后来记史的人提供了一个极端的样本：一个王朝的灭亡，往往不是敌军攻城那一天，而是统治者一次次突破底线之后的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