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娶远房表妹为妻，婚后育五子，一生为她书写浪漫情诗

1960年代初的一个深夜，台北的新生南路还没如今这般车水马龙。街灯昏黄，风吹过梧桐叶，发出沙沙的声响。一间普通小楼里，书房的灯却还亮着。书桌上摊着稿纸、辞典、几本厚厚的外文书，一个瘦高的身影埋在那里奋笔疾书；而隔着一道门，卧室的灯也亮着，一个年轻女子轻声哄着孩子入睡，床边还放着一小堆未织完的毛衣。书房里的人是余光中，卧室里的，是他的妻子范我存。

这一男一女的身影，从1943年在南京匆匆一见，到2017年以生死相隔，中间横跨了整整七十多年。战争、迁徙、两岸阻隔、生活重担，没能拆散他们；父母反对、疾病困扰、养儿育女的艰辛，也没让这段婚姻变形。余光中以“诗人”的身份被大众熟知，却鲜有人真正去细细打量，他那一生温吞却坚定的婚姻故事。

有意思的是，这位写出《乡愁》的诗人，被许多人视为“离愁别绪”的代言人，但在他的私人世界里，最浓的不是乡愁，而是对妻子的那一份柔情。他不只为祖国写诗，更为那位远房表妹，一写就是一辈子。

一段情的起点，往往藏在最不经意的时刻。

一九四三年，抗战还在胶着，南京城里远没有太多安稳气象。17岁的余光中暂住南京，刚从辗转流离的生活中稍微缓过劲来。同城的另一处，一位14岁的少女范我存，拉着咳嗽后的胸口，靠在窗边晒太阳。那时候谁都不知道，这一男一女，很快就会被扯到一起。

余光中的母亲孙秀君，是典型的江南大家闺秀出身，对亲族往来十分看重。她在听说堂妹孙静华母女也住在南京之后，便带着儿子前去拜访。对她而言，这不过是一次亲戚间的寒暄，却无意间成了两人命运交错的开端。

走进堂妹家时，客套话还没说完，一个有些清瘦的女孩，从里屋慢慢走出来。脸有点白，眼神却很亮。因为身体不好，她看上去有点孱弱，却又多了几分怯生生的柔和。这种气质，在战火年代显得格外不同。

少年余光中那时还羞涩，穿着一身简单的麻布制服，言行拘谨。只是抬头那一眼，便记住了这个被大人们称作“咪咪”的表妹。两人之间没什么轰轰烈烈的对话，平平常常，客客气气。可正是这份克制，让那次会面在双方心里，都留下一块空白，等着以后慢慢填满。

范我存后来回忆，那天的情景并不热闹，反而有点僵。她不敢多说话，只能在旁边端茶递水，偶尔偷看一下这个“传说中的表哥”。在母亲的口中，这位表哥是“读书好、英文好、画画也好”的标准别人家的孩子。没想到人却有点腼腆，看上去甚至还有点笨拙。

告辞时，余光中只简单说了一句：“有空到我家玩。”话不多，却让这一场短暂的相逢，有了再续的可能。

不久后，可能是少年心绪难耐，他特意给表妹寄去一份刊物，上面登着他翻译的拜伦诗作。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他连表妹的名字都没搞清楚，只知道大人叫她“咪咪”，于是索性在信封上写了“范咪咪”三个字。这个有点尴尬又有点可爱的错误，反倒成了两人之间最早的一点“小秘密”。

对那时的范我存来说，她未必懂得拜伦是谁，也未必真正弄得清楚诗句的深意，但她知道，这是一位年轻男孩用心准备的“礼物”。少女时期的好感，很多时候就是从这一点点“崇拜”和“被在意”开始发芽。

惜缘的人，总得先学会惜别。

抗战后期，局势风云变幻。几封信来信往后，两人的联系就被时代洪流冲散了。五年，这在人生中已不算短，而在战后动荡的中国，足以让一个家庭从黄河边流浪到海峡边。

1949年前后，上海成为许多人去留抉择的节点。范我存的姑妈一家，早早就与台湾有了联系。她的表姐嫁给了一位在台湾服役的空军军官。1949年初，这位表姐夫奉命从台湾飞抵上海，执行撤眷任务。本来是打算接走妻子的母家全家，却遭到了对方拒绝。

真要说缘分，有时候也就差在那么一点点意外。带不走一大家子，表姐夫忽然想起了这个身体不大好的侄女——范我存。台湾在许多人想象里，像是一个远方的桃花源。表姐夫描绘得尤其夸张：一年到头西瓜随便吃，不像上海那么湿冷，还有许多新鲜玩意儿。

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来说，这些说辞已经足够有吸引力。再加上母亲考虑到女儿的身体，觉得换个环境或许是件好事，便点头答应。于是，简单收拾几件衣服，带着有几分忐忑又有几分新奇的心情，范我存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

此去一走，她还以为几年就能回来，却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几十年。对很多普通人而言，1949年是历史书上的一个年份，对余光中与范我存来说，却成了人生被割裂的一道线。

余光中一家当时还在上海辗转。他到表妹家寻找，得到的消息已经是“人去了台湾”。那一刻他大概也意识到，这位曾经让自己心里泛起涟漪的姑娘，可能就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那年他还不到二十岁，恐怕也没想到，未来几十年自己的重要选择，会与“台湾”二字紧紧捆绑在一起。

时间往前再推一年多。1950年6月，余光中一家结束了在香港的滞留，来到台湾。他们并不知道，岛上某个角落，还有一位叫“咪咪”的姑娘，正因为肺病辍学，对人生充满迷茫。同一片天空下，两条原本已经分岔的轨迹，悄悄重新靠拢。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失而复得”的重逢，对年轻人总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原本以为已经再也不会见到的人，突然又出现了，而且比记忆中更好看、更成熟，也更孤单。很多感情的加速成长，恰恰就发生在这一瞬间。

肺病与贫家，有时比父母的反对还难缠。偏偏，他们两样都遇上了。

1950年以后，余光中在台湾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考入大学外文系，继续与文字打交道。落脚台北之后，经过亲友多方打听，两家终于重新取得联系。这一回重逢，已是五年以后。

五年足够让一个小姑娘成长为一个少女，也足以让少年脱去稚气。再见面的那一天，范我存的身形仍旧偏瘦，却比当初更显得安静、柔和。肺病的新旧伤痕，还挂在她略带苍白的脸上，但眼睛里，却多了几分书卷气和从容。她在台北读过一段书，虽然后来因病辍学，可对文学的兴趣却越发浓厚。

余光中在一篇文字里，用了“瘦瘦的水仙”来形容她。这四个字，不仅写出了她的外形，也写出了她当时的精神状态——努力挺立，却又时时受病痛掣肘。一个是爱诗爱画的青年学子，一个是梦想与现实拉扯中的病弱女孩，在台北这样一个新城市里，竟然很自然地靠得越来越近。

刚开始的相处，仍旧算得上含蓄。他们可以谈文学、谈音乐、谈绘画，哪怕只是站在街角看一幅橱窗里的画，也能说上半天。有时候，爱情就是在这种没什么“事件感”的日常闲谈中，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点燃。

然而，浪漫的背后是现实的冰冷。范我存的身体状况，让双方父母尤其是余家父母，忧心忡忡。那时候关于肺病的观念，远没有后来那么科学，更别指望有什么完善的治疗手段。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拖着一口病肺过日子”。这样的女儿，做妹妹可以，做儿媳妇就让老人家打起退堂鼓了。

父母的顾虑并非无理。他们怕的是儿子将来婚后没有子嗣，怕媳妇扛不起家务，怕余光中的未来因为一时感情冲动，而被疾病和贫穷拖累。也因此，在余光中与表妹走得越来越近的时候，余家父母开始明确地表达反对意见。

余光中听在耳里，却并没有退缩。他并不否认现实的困难，但在他的认知里，范我存不是可以用“身体不好”四个字轻易划掉的人。他把对方当作生命中独一无二的伴侣，而不是婚姻市场上可以“权衡利弊”的对象。

情绪被压抑得越久，爆发出来就越激烈。有一段时间，余家父母不断为他介绍条件不错的女孩子，希望借此冲淡这段感情。他表面客客气气接受见面，心里却连半步都没挪开。他甚至在自家院子里的枫树上，刻下“YLM”三个字母——“Y”是余，“L”是爱，“M”是咪咪。这种有点孩子气的举动，在当时的他看来，却几乎是一种宣誓。

有一次冲突激烈起来，他干脆离家出走，以这种方式向家人表明自己不会妥协。那时候的他还年轻，倔强且用情极深。但不得不说，这份倔强，是这段婚姻能走向圆满的关键一步。如果他在这个时候退了一步，后面所有的故事都要翻篇改写。

有意思的是，在最为艰难的这几年，他们没有因为阻力而把彼此推远，反而为对方找到了新的生活“位置”。

一九五五年，余光中在部队服役，生活单调而刻板。范我存喜欢画画，对艺术颇有兴趣，在闲谈中提起梵高，恰好触动了他的好奇心，于是萌生了翻译《梵高传》的念头。这个念头后来变成了一部三十万字的译著，但在最初，却只是一个年轻人想做一点“有意思的事”，顺便也让心里那个人参与进来。

翻译的过程，很快变成了两人情感交流的一种方式。余光中把自己翻译好的内容写在白纸正面，在背面写下情诗，再寄给范我存。她则一笔一画地将这些文字誊写到整齐的格子纸上，再寄回去。他再拿着这份干净工整的稿件，投给报社发表。

一个译本就这样在两人之间来来回回，不只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感情的叠加。邮局成为他们秘密的“传声筒”，白纸成了最安全的“告白书”。一对被现实重重包围的恋人，就这样在字里行间，替自己圈出了一块小小的自由天地。

在这段时间里，父母反对的声音并没有立刻消失，肺病也没奇迹般痊愈。可两人对婚姻的决心，已经在一点一滴的合作和互相支持中，慢慢沉淀下来。说到底，人活在世上，这类默契，比甜言蜜语更经得起推敲。

一九五六年秋天，台北的风还不太冷，新生南路上的卫理会教堂里，却格外热闹。

那一天，28岁的余光中，终于与认识了十一年的表妹范我存，站到了同一扇教堂大门前。她穿上了结婚礼服，仍旧显得有些瘦弱，却掩不住眼里的光。亲友们心里多少还有些担忧，却也知道，这段感情已经不可逆转，只能送上祝福。

这一场婚礼，没有豪华排场，也没有昂贵首饰，却有两个人咬牙坚持了十来年的决心。从南京到台北，从战乱到相对安定，从父母安排到自己做主，两条人生轨道终于彻底合在了一起。

婚礼只是仪式，更难的是婚后的柴米油盐。

婚前，大家都怕范我存“扛不起”。婚后，生活却给了所有人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她从那个瘦瘦的“水仙”，慢慢变成了家里的“内务大臣”。不管余光中在书房里写到多晚，日常的琐碎事，她都得一手包下来。

有时门铃响，有时电话叫，有时孩子哭，有时厨房冒烟，这几个场景常常叠加在一起。范我存后来打趣说，那时候特别希望自己有三头六臂，好一齐应付各种突发状况。余光中呢，多半还沉浸在他的文字世界里，忙起来时，往往好几天足不出书房一步。

按照现代人的说法，这样的丈夫挺“甩手”。不过在那个年代，这种家庭分工再正常不过。他负责精神世界，她负责现实世界。唯有一点值得肯定：在淡漠的日常背后，他始终把她放在心里，那种在心底的尊重，从未打过折扣。

命运有时挺爱开玩笑。婚前被医生断言“不适合生育”的女人，婚后七年里竟连续生下五个孩子，一子四女。那唯一的儿子不幸夭折，是这个家庭心底永远的痛。余光中难过，却没有对妻子有任何抱怨。他理解，这些风险她也在承担；每一次怀孕与生产，对她原本就不强健的身体都是巨大考验。

孩子一个个长大，家里热闹得像个小小的“幼儿园”。余光中看着满屋子的女儿，索性给妻子起了个别称，叫她“小袋鼠的妈妈”。这句话听着轻巧，却说明了一点：在他眼里，妻子是那个把孩子一个个“揣在袋里”、小心护着的人，也是这个家的真正核心。

婚姻的度量，往往就藏在这类细小称呼当中。

一、书房里的诗，厨房里的烟：诗人与内务大臣的漫长合奏

有些夫妻同床共枕，却少有真正的精神交流；而余光中与范我存，则从一开始，就把“聊文学”“聊艺术”当成了他们感情的主轴。

结婚之后，余光中的写作越来越忙，讲课、演讲、翻译也接踵而来。他在外界的“名气”，一天天累积起来，而家里的琐事也一天天堆积。只是，外面的掌声和里面的油烟，本来就不在一个世界里。

范我存对文学并非门外汉，她不仅读丈夫的作品，也尽量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有时候，她坐在台下，安静看着台上的人侃侃而谈；会后，又陪他应酬、寒暄。这样的场景重复多年，她从来没有把自己摆在“牺牲者”的位置上，而是很自然地把丈夫的事业，当成了一种共同参与的“生活内容”。

余光中并不是那种事事体贴入微的丈夫，在家务上的投入不多，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可他有另外一种“可爱之处”，既让人哭笑不得，又多少能看出他内心那份认真。

有一次他去伦敦开会，想给妻子买件衣服。店员例行公事般问：“贵夫人穿多大尺码？”这个问题把他问住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从没认真留意过妻子的尺码。这样的小细节，恰恰是很多丈夫的通病。

他愣了几秒，倒也没慌，走上前去轻轻拥抱了身旁的一位女同事，暗暗比量了一下，然后对店员说：“比她大一点。”这番操作，既显出他的粗枝大叶，也带着一点笨拙的温柔。衣服尺码或许不十分准确，但心意是真实的。

余光中对妻子的“浪漫”，更多是藏在诗里的。1986年，是他们结婚30周年。西方称这种婚龄为“珍珠婚”。这一次，他破天荒地认真筹备了一番，为妻子准备了一串珍珠项链，还特地写了一首《珍珠项链》的诗作为“配套”。物质上的礼物不算奢华，可对于一个长期忙于家庭的女性来说，这样一份公开而正式的认可，已经足够体面。

夫妻之间最怕的是，一方的付出被视作理所当然，什么话都不说，只当应该。余光中至少没有走到这一步，他会在公开场合提起妻子，也会在自己的文字中留下她的影子。即便他的性格不算细腻，甚至略微粗心，但在大的方向上，他始终把她当作人生的“首位合作者”。

有意思的是，在1980年代中期，他开始写大量回忆性的散文，谈童年、谈故乡、谈战乱岁月，也不忘穿插几笔关于妻子的描写。这些文字没有太多甜言蜜语，更多是客观叙述，却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温存。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一对夫妻是那代知识分子家庭的典型代表：一个在精神世界深耕，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打理一切，表面上看各司其职，实则互相扶持，各自成全对方。

二、“不写爱情”的杜甫，和一生都在写爱情的余光中

2009年，余光中应邀到一所大学做《诗与爱情》的讲座。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站在讲台上却仍旧精神矍铄。说到古代诗人的爱情诗，他特意把杜甫拎了出来：杜甫留下的千余首诗里，真正提到妻子的不过两首，而且称呼还是“老妻”和“瘦妻”，形容词一点都不“优雅”。

台下的学生听到这里，已经被勾起兴趣。他顿了顿，忽然补了一句：“不像我。”这话一出，全场哄笑。笑声落下时，坐在台下不远处的范我存，安静地看着他，嘴角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微笑。

这句“不像我”，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多年来，他确实写了不少情诗，而且绝大多数都有一个稳定的“指向”。有人粗略统计过，他八百多首诗作里，有百余首与爱情有关。表面上是写“情”，实际上写的都是那个一直坐在第一排听他演讲的女人。

他写青年时期的心动，也写婚后的相守，更写老年时的白发和回忆。与很多只在恋爱时期大量写情诗的诗人不同，他几乎在整个人生阶段都有“爱情题材”的输出。这一点，在男性诗人当中并不多见。

他也写过“乡愁”，写过“祖国”，写过母亲、父亲与孩子。但爱情这个主题，总是会不定时地在他的文字里冒出来。哪怕一首看似完全与家庭无关的诗，他也时不时会用一个小小的意象，把“那个人”牵出来。

在很多人眼中，诗人与爱情往往等同于“多情”。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有流传：写诗写到出名的人，少有不风流的。余光中却用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反例。浪漫是有的，多情却不见得。他把那点浪漫，集中用在同一个人身上，用了一辈子。

有人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写情诗写得这么多？余光中并没给出什么玄妙的理论，只淡淡说了一句，大意是“一个人最大的好运，是遇到一个可以一直写的对象”。这话听着云淡风轻，却透露出他对婚姻的一种理解：不是天天说“我爱你”，而是几十年如一日，都能从同一个人身上找到写下去的理由。

从1950年代起，他的诗里就陆续出现“咪咪”的影子，到了老年，他写《三生石》，把这份情感进一步推进到了“生死之外”。那首著名的句子——“我会在对岸苦苦守候接你的下一班船，在荒荒的渡头看你渐渐地靠岸，水尽，天回，对你招手”——乍看之下有点近乎迷信的浪漫，但在了解他们六十多年婚姻的人眼里，不过是一个老人对伴侣的郑重承诺。

从青年的眉眼心动，到中年的携手奔忙，再到老年的白头相守，爱情在他们身上，不是电影里的轰轰烈烈，而是生活里的日复一日。诗，成了这段关系的旁证。

三、从“珍珠婚”到“钻石婚”：一甲子时间里，相似的两个人并肩走

1986年，结婚三十年之际，余光中用“珍珠项链”来形容这段婚姻。珍珠不如钻石璀璨，却贵在一点点圆润累积而成，需要长时间的孕育和打磨。这种比喻，恰好对应了他们前三十年的婚姻：不惊天动地，却一步一步把生活磨得细腻、顺滑。

时间慢慢往前推。孩子们纷纷长大、离家，家里只剩下一对老夫妻。余光中仍然写作、演讲、奔波，范我存则在家中料理日常。两人之间的对话，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充满激情，却多了许多老夫老妻特有的轻松与默契。

2016年，他们迎来结婚六十周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钻石婚”。钻石婚，听起来很体面，但说到底，就是两个人携手走过了足够长的时间，经历的事多了，磨合的机会也就多了。有的夫妻走着走着散了，有的越走越稳。

那一年，他们按照亲友的建议，办了一场小小的宴会，邀请多年交往的朋友一起吃顿饭。席间没有多少煽情话，也少有刻意表演出的恩爱，更多是淡淡的寒暄和回忆。这种平静本身，就是六十年相守的证明。

在这六十年里，他们也吵过架，也有过意见不合。毕竟，两个人要在生活里磨合数十年，不可能处处和气。但有一点没有变，他们并没有把某次冲突，当成撕裂关系的刀口。吵完，日子照过，孩子照养，工作照做。很多夫妻关系，其实就是被“一次不肯退让”的争执拖垮的，而他们懂得在某个节点踩刹车。

有人曾经直接问范我存：你们是怎么做到相守六十一年，还能保持感情不淡的？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是找“秘诀”。她却没有给出什么大道理，只是轻轻一句：“还不是两个相似的人，碰到一起，就再也分不开了。”

所谓“相似”，不是兴趣一模一样，而是价值观和原则接近。两个人都尊重知识，都把写作看得很重，都愿意为家庭承担一份责任。于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自然倾向于站在同一边，而不是互相指责对方“不明白自己”。

2017年12月，89岁的余光中在高雄去世。病房很安静，家人在旁。其中最难过的，当然是陪他走过六十余年的那一个。对她来说，这不只是失去了丈夫，还失去了几十年生活的主要参照物。

有朋友后来转述说，范我存并不爱多谈“丧偶”二字，也很少在公开场合表现情绪。她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出席一些关于余光中的纪念活动，静静坐在台下，有人致辞，有人朗诵他的诗，她就那样听着，很少插话。

有人忍不住感叹：一甲子的时光走到这里，仿佛什么都结束了。可从她看来，这不过是他们连绵故事中的一个阶段。他在《三生石》里说会在对岸等，她就把当下的生活，当作通向那个渡口的必经之路。年纪越大，她越明白，很多承诺不必天天挂在嘴边，活在心里就够了。

回过头去看他们的一生，会发现几个有意思的节点：

1943年的南京，是少年初见的起点。

1949年前后，是被时代硬生生拆开的无奈。

1950年在台北的重逢，是感情真正开启的时刻。

1956年的婚礼，确立了两人的共同命运。

1986年的珍珠婚，是前半生共同奋斗的总结。

2016年的钻石婚，是一段婚姻走到极致的标记。

2017年的告别，则让爱情从现实延伸到了诗句中。

相隔这么多年，再提起“诗人”这个词，人们更多记起的是《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但对范我存来说，那句“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或许比邮票、船票、坟墓的隐喻更让人心有戚戚。她在现场听他朗诵，听到这一句时，从人群中走出来应了一声“在这儿呢”，那一刻，诗与现实短暂重叠。

余光中的一生，经历了战争、迁徙、文化变局，也经历了两岸漫长的隔海相望。他的作品里常有家国大义，有文化乡愁，有知识分子的坚持与焦虑。但隐在这些宏大主题背后，还有一条细水长流的小线索——一个病弱少女成长为坚韧母亲的过程，一段被父母反对的表兄妹恋，最终化成甲子婚姻里的互相成全。

很多感情刚开始时轰轰烈烈，后来竟默然无声；而他们的感情，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点尴尬，一点克制，却在一次次分离与重逢中，被磨得越来越稳。抗争了十一年的爱情，最后换来六十一年的婚姻，这样的比例，在任何年代都算得上厚重。

有诗有烟火，有争执也有守望。余光中用诗替自己做了注脚，也替这段婚姻留下了清晰的光影。范我存则用一件件家务、一锅锅饭菜、一封封回信，把这些光影固定在生活里，不让它们轻易散掉。

若追问这一生所爱，他给出的答案，其实早就写在那三个刻在枫树上的字母里。那棵树早已不在，当年的院子也也许已经换了主人，刻痕消失了，情却没散。对他们而言，这便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