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越来越无力振兴？自克林顿后总统几乎都无心治理国家

1998年春天，纽约股市还沉浸在“互联网泡沫”的狂欢之中，曼哈顿的证券交易大厅里，只要报出一个带“网”字的公司名，立刻就有人抢着下单。有人在一旁感叹：“在美国，只要敢赌，就能赢。”话音未落，站在一旁的老交易员却摇头：“运气总有用完的一天，关键看白宫那帮人心里装的是华尔街，还是美国。”

这一句略带牢骚的话，其实戳中了问题的根子。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综合实力仍处巅峰，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华盛顿的执政重心慢慢发生偏移：从“如何做大蛋糕”，变成“如何借战争、金融游戏和政治斗争巩固权力”。自克林顿之后，多任总统忙的都是各自的“小算盘”，真正静下心来搞国力建设的，却越来越少。

从表面看，美国经济总量还在增长，军费也在增加，美元依旧是世界货币。但从产业空心化、财政长期赤字，到社会撕裂、政治极化，很多问题越积越多。要理解“美国为什么越来越差”，绕不开几位关键总统的选择轨迹。

有意思的是，这条轨迹并不是从衰败开始，而是从一个被视作“黄金时期”的总统开始说起。

一、“最后的管家”：克林顿的冷算盘

冷战刚结束的1990年，美国并不轻松。当年7月，经济正式进入衰退期，这是战后第九次衰退。虽然程度算不上惊天动地，但恢复过程异常拖沓，失业率居高不下，制造业外迁加速，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就是“工作不好找，收入没涨头”。

1992年大选时，经济问题成了选民口中的第一话题。老布什在外交上风光无限，打赢海湾战争，把苏联送进历史，却栽在钱包问题上。克林顿团队当年在竞选办公室挂了一句标语：“笨蛋，问题在经济。”这句略显刺耳的话，后来被很多人当成当选的关键。

克林顿1993年上台后，确实把主要精力压在经济上。他接手时，联邦财政早已“入不敷出”，赤字压力巨大。为了改变财政失衡，他硬顶着国内庞大反对声，推动削减赤字法案。一边加税，一边砍开支，尤其对高收入阶层加税，对联邦福利和医疗开支大幅压缩，力度很凶狠。

从结果看，他这一套组合拳，确实扭转了财政曲线。通过增税和削减支出，联邦赤字率明显下降，后期甚至一度接近收支平衡。在美国政治传统中，这样的“抠门总统”并不讨喜，但在当时却稳定了美国的信用，把国债压力暂时压住。

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并不是单纯节衣缩食，他也在谋求结构调整。对内，他提出所谓“公平负担”的原则，税收更多压在富人身上，以舒缓中下层对联邦政府的不满情绪。这种“用富人买稳定”的方式，后来被不少学者评价为美国社会矛盾暂时没有爆发的一个原因。

同时，他对高科技产业采取明显倾斜政策。九十年代，美国政府在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等领域给予政策扶持，希望以科技带动经济新一轮增长。互联网企业的崛起，“硅谷神话”的诞生，与这一阶段的国家战略有直接关系。克林顿身边的一批经济顾问，在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方面也推了不少新举措，为美元在世界的统治地位加了一层保险。

在基础设施上，克林顿政府推出联邦投资计划，拿出数百亿美元进行道路、桥梁和公共设施建设。一方面给经济注入需求，一方面创造就业，据数据估算，相关项目拉动了数十万就业岗位。

从这些动作来看，克林顿确实在“当管家”：算账、修屋顶、补地基，工作说不上光鲜，却是实打实在维持美国的国家运行。不能否认，他身上也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比如过度相信金融自由化，后来埋下问题。但就“有没有心思治国”这一点而言，他至少是在围绕“国家整体利益”下棋。

遗憾的是，在另一方面，他也制造了一种“错觉”：很多美国选民渐渐习惯了这样一种节奏——经济一旦走低，就等下一任“经济总统”来解围。这种对短期效果的迷信，为后来政治路线的漂移埋了伏笔。

也正因为克林顿在经济层面算得一手好账，不少研究者干脆把他视为“美国最后一个比较用心处理内政的总统”。从他之后，白宫的注意力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另一个领域。

二、战争与安全焦虑：白宫方向盘的偏移

克林顿离场时，美国似乎迎来了一段看上去很美的光景：股市高企，科技繁荣，冷战对手早已不见踪影。就在这样一种自信甚至有些飘的氛围中，小布什在2001年1月入主白宫。

这位“总统之子”，天然背着父辈的影子。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虽然击退伊拉克军队，却没有直接推翻萨达姆政权，只是逼其撤出科威特。在很多强硬派眼里，这是一种“不彻底的胜利”。小布什上台后，很快就在国家战略问题上选择了和父亲同一条路，但心态却更激进。

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遇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四架民航飞机被劫持，两架撞向纽约世贸中心，一架撞向五角大楼，还有一架在乘客反抗中坠毁。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继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再次遭受重大外来袭击。

“911”几乎瞬间改写了美国的政治议程。小布什政府的安全焦虑被彻底点燃，“反恐”变成高于一切的口号。随后美国出兵阿富汗，打击庇护恐怖组织的塔利班政权。按白宫的说法，这是“自卫反击”，在国内得到广泛支持。

问题是，战争对于美国来说，就像打开了一个难以关闭的闸门。没过几年，伊拉克成了下一个目标。小布什政府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政权迅速被推翻，却并没有找到所谓的武器证据。

在这场战争背后，掺杂着复杂因素。父辈未了之事、小布什本人对萨达姆政权的敌视情绪，以及石油、地缘政治的多重考量，纠缠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两场战争开启，美国庞大的财力和精力开始倾注在中东战场。

战争对国家的侵蚀，并不只是战场上的伤亡数量。几千亿美元、上万亿美元的军费投入，大量士兵长期驻外，国防预算节节攀升，这些都直接压缩了美国在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等内政领域的投入空间。在预算讨论中，“安全”成了压倒一切的理由，“如何保持长期经济竞争力”这样的议题则被往后排。

更严重的是，长期战争并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的安全感。阿富汗局势久拖不决，伊拉克陷入长期动荡，地区反美情绪蔓延。对美国社会来说，“反恐”变成了一种有点抽象、又永远不会结束的任务，但对国库来说，却是实打实的长期消耗。

从这一阶段以后，美国总统的精力分配开始出现一个明显倾斜：外交安全、军事行动占据中心位置，经济治理退居二线。小布什并不是完全不碰经济，只是相对来说，战争和安全议程压倒一切。很明显，这种状态下，哪怕有心搞经济，也很难有实在成果。

很多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学者都指出，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从“巩固经济霸权+控制盟友”，慢慢偏向“维持全球军事优势+防范恐怖威胁”。这种转向的内在代价，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在国内被更多人察觉。

三、危机之后：救火、拆墙，还是干脆砸烂？

2008年秋，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雷曼兄弟倒下，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恐慌。表面上，这是华尔街的金融游戏玩脱了，深层看，却是长期放任金融资本、过度信贷扩张、监管滞后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小布什政府末期面对这场危机，已经明显力不从心。

接班的奥巴马在2009年1月宣誓就职时，美国正处在严重衰退之中。失业率高企，金融机构信任崩塌，房地产市场一片萧条。从客观条件看，他接的绝对是“烂摊子”。

为了防止经济进一步坠落，奥巴马政府迅速祭出一系列非常规工具。利率被压到接近零的水平，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启动，美联储通过购入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向市场注入海量流动性。白宫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稳定市场情绪，促进贷款和投资，让经济逐步复苏。

同时，政府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对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领域给予支持，意图既救短期，又谋一点长期。理论上，这是典型的“凯恩斯式”救火思路。

不得不说，在防止经济进一步自由落体方面，这些方案发挥了一定作用。美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逐渐停止下滑，到了2012年以后，GDP增速缓慢回升。只是这个“回升”，远没有达到很多人预期的强劲复苏。工业生产、制造业就业并没有出现大幅恢复，原本支撑美国的房地产、金融保险等支柱行业元气大伤。

从数据看，2015年美国GDP增速甚至只有0点几个百分点，和危机前动辄3%以上的增速相去甚远。美国经济像一辆勉强启动的老车，靠央行不断“加油”才能前行，却始终难以重新高速奔跑。

更麻烦的是，在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的掩盖下，收入差距、贫富分化却进一步拉大。华尔街和大型科技公司逐步恢复元气，股市一片繁荣，而底层工人、蓝领阶层的收入并没有明显提升。很多美国普通人对“复苏”的感受非常有限，反倒对“精英阶层”的不满情绪持续累积。

奥巴马本人并不是“无心治国”，他在医保改革、能源结构调整等方面，也下了不少力气。但受制于两党政治撕扯、国会掣肘以及既有利益集团阻力，很多改革只能做一半停一半。长年累积的结构性问题没有被根治，反而在社会情绪层面变成一股愤懑暗流。

就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完全不同风格的政治人物登场了。2016年，特朗普以“反建制”“替被遗忘的美国人说话”的姿态，意外拿下白宫。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之一，就是把选举和金融市场绑在了一起。“特朗普交易”这个词，在他刚赢得大选后的短短几天里，就在全球媒体上反复出现。

股市对他的减税承诺和“回流产业”的口号报以欢呼，相关资产集体上涨。资本市场似乎并不在意这种“政治化的经济操作”可能带来的长期风险，只关心短期收益能否迅速兑现。

特朗普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标志性动作，是大规模减税、放松监管以及公开将经济工具政治化。减税对企业盈利有直接提振作用，短期内确实推动了股市和部分经济指标的上升。但对联邦财政来说，这无异于进一步挖坑。原本就存在的赤字在减税之后更难收敛，只能靠发行更多国债来填补。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动辄挥舞的“关税大棒”。所谓“对等关税”“美国优先”，本质上是把关税当作政绩工具、谈判武器。与中国的经贸摩擦不断升级，对盟友欧盟、加拿大等也频频加税施压。关税政策本身就有复杂连锁反应，当它被过度政治化时，正常的全球产业链难免被打乱。

结果，美国虽然在谈判桌上看起来姿态强硬，但自身依赖全球化分工的产业体系也受到反噬。不少美国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承担了成本上升的压力，农产品出口也受到波及。对外，德国等国家开始研究反制措施；对内，一些州公开表示对关税政策不满，在法院提起诉讼。

在国际事务上，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频繁质疑多边机制，对传统盟友缺乏耐心，对中东、亚太地区采取更具刺激性的军事和政治动作。这种做法短期内满足了国内某些选民的情绪，却严重损伤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信誉。所谓“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组合拳，让美国从曾经的“秩序塑造者”，越来越像一个“规则搅局者”。

不难看出，在这一阶段，经济彻底成为政治的附庸。政策的出发点，往往不是长远经济结构的优化，而是选票、支持率以及个人形象塑造。特朗普关税战的很多细节，已经被不同研究机构指出带有明显的“数字表演”性质——看上去强硬，实际算账不划算。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奥巴马，再到特朗普，可以看到一条渐变的曲线：经济治理从中心任务变成权宜之计，再变成政治操作工具。这并不是个别人的性格问题，而是美国内部政治生态和利益格局变化的集中反映。

有意思的是，每一任总统上台时，都打着“解决前任遗留问题”的旗号。克林顿要扭转老布什时代经济减速，小布什要补父辈“未竟之事”，奥巴马要收拾金融危机烂摊子，特朗普自称要替“被遗忘的人”出头。但一圈转下来，国家层面的内伤却在加剧。

回过头看，自克林顿之后，美国总统们未必真的“不想治国”，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围绕眼前选举、意识形态、个人政治目标来做选择，而不是围绕“美国中长期国力”来做艰难但必要的决定。经济政策要顾及选票，外交政策要满足国内情绪，军事行动要体现“强硬”，真正需要静下心、算长远账的基础建设、社会治理和产业升级，反而被一次次往后拖。

试想一下，一个国家长期如此运转，哪怕底子再厚，优势再大，也会逐渐显露疲态。美国这艘巨轮，并不是突然之间就“变差”的，而是在一次次政策转弯、一次次短线操作中，慢慢偏离了“稳扎稳打搞发展”的航道。对外看，它仍然拥有庞大军力和金融影响力；对内看，种种无形的裂纹，却一条条地铺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