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能被称为第一汉臣吗？盘点排名可能连前三都难进

雍正十三年初春，北京的风还带着寒意。内阁值房里，张廷玉伏案校阅奏折，有人小声感叹：“张阁老，真是自康熙以来第一汉臣啊。”张廷玉抬起头，只淡淡说了一句：“宫闱深处之事，岂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可以妄论的？”一句话，既像谦辞，又像无奈。

就是这么一个在史书、评书里都被反复提起的人物，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又是军机处创始人之一，身前身后都风光不小，还享受“配享太庙”的殊礼，后人干脆给他扣了顶“清代第一汉臣”的帽子。听上去很响，可要真把清代汉臣排起名来，张廷玉想挤进前三，并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越往细里看他的仕途，就越会发现一个怪现象：他几乎一直站在权力中枢，却又总是距离“真正的一把手”差半步，常年徘徊在“千年老二”的位置。这种尴尬，不是用一句“深藏功与名”就能解释的。

接下来沿着他的职官变化和几位关键人物，看看“第一汉臣”这四个字，到底含金量几何。

一、保和殿大学士：名头很大，位置却总差一位

说张廷玉职高权重，多半都要提到“保和殿大学士”这顶帽子。在很多通俗写法里，这个头衔几乎等同于“宰相”。但要弄清他的真实地位，还得把时间线理一理。

顺治十五年，也就是1658年，清廷把原来的内三院改为内阁，以中和殿大学士为尊。顺治、康熙两朝，能坐上中和殿大学士的，屈指可数，都是一等一的人物。到了雍正朝情况变了，从制度上说，中和殿大学士成了虚衔，实际运作中，以保和殿大学士为内阁首辅。

雍正六年三月，张廷玉升任保和殿大学士，按理说，这已经是文臣顶格的配置。问题却在于，同一时期朝中还有一个更压得住场面的人——怡亲王允祥。

允祥自雍正元年起就主持内务、机务，雍正朝前八年，凡军国重事，大都先过允祥这一关。张廷玉虽挂着内阁首辅的头衔，却很难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像是在亲王身后辅助运转的总管。换句话说，他第一次当上保和殿大学士，真正独立执政的时间并不长。

雍正十年情况又起变化。这一年，镇守云贵、久经边务的鄂尔泰被调回北京。雍正帝对这位重臣极为欣赏，上来就是一记重手笔：破格授予鄂尔泰保和殿大学士，让他和张廷玉并列。

形式上是并列，实质上却并不对等。清代官制中，满大学士排在汉大学士之前，这是明文规矩。鄂尔泰是满洲贵族，张廷玉是汉臣，在同一殿号下，排名自然要靠后。从这一刻起，张廷玉在名义上仍是内阁首辅之一，可在实际政治秩序里，已经退居“老二”。

更麻烦的是，这个“老二”一当，就是连续多年。鄂尔泰从雍正十年入阁，一直到乾隆十年去世，都稳稳压在他头上。二十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对一个在康熙朝就入仕的老臣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不难想象。

鄂尔泰去世之后，乾隆帝并没有顺势让张廷玉“转正”，反而把年轻的满洲大员讷亲推了上来，授为保和殿大学士。乾隆的态度非常明确：保和殿大学士之中，满臣仍要居先。

讷亲自己也有点吃不消，多次上奏自称资历浅，实不敢居前于张廷玉。乾隆并没有彻底改序，只是做了一个看似折中的安排：在内阁行走名册中，讷亲列前；在吏部某些文簿上，则与张廷玉并列前名；再在军机处奏事登记里，按满、汉各自为首排列。

听起来像是平衡，其实还是把关键资源集中在满臣身上。朝中谁更得皇帝宠信，众目睽睽。

乾隆十三年，内阁权力格局又一次调整。乾隆废中和殿大学士，增设体仁阁大学士，将原来的四殿二阁改为三殿三阁，同时规定各殿大学士不再分满汉，各设一人。这才从制度上固定了“一个殿只设一个大学士”的唯一性。

巧的是，傅恒去世后，保和殿大学士这一职务便空缺，一直到清朝灭亡，再也没有授人。也就是说，张廷玉是最后一批挂着“保和殿大学士”的大臣之一，但在这个位子上，他从来没有真正坐到队首，总要让满洲权臣走在前面。

名号看起来很耀眼，可在关键排序上，他长期只是“配角”。就这份现实，所谓“第一汉臣”的光环，多少要打个折扣。

二、军机处的权力游戏：创始人，却不是坐庄的人

谈张廷玉，绕不过军机处。军机处是雍正七年前后正式形成的权力中枢，其初衷是为解决战时军务迅速决断的需要，后来逐渐演变为皇帝身边处理机密政务的总枢纽。

张廷玉是军机处成立时的重要成员之一。从履历看，他起点不低：雍正七、八年间，他已经是军机大臣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但真正领衔军机处的，却是怡亲王允祥。这一点，与内阁的情况如出一辙。

允祥在世时，军机处内外的人事调度、军政大事的汇总归纳，都是由这位亲王主持。张廷玉排在第二位，说话有分量，却总要多看首席一眼。

雍正八年五月，允祥病逝。这对军机处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变动。按一般人想法，资历最深、参加创建最早的张廷玉，该轮到他接班了。可雍正帝的选人，却又出人意料。

允祥去世后，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不是留给张廷玉，而是由满洲贵族马尔赛暂时接管。马尔赛的家世不低，他的祖父图海是康熙朝著名的中和殿大学士、一等公，是开国以来赫赫有名的元勋家族。雍正帝一度对马尔赛寄予厚望，让他外任为抚远大将军，统军出征准噶尔，想重点培养成一代名将。

可惜马尔赛并不是打仗的那块料，军事行动频频失误，最后因贻误军机、战功不佳，被革职论死。至于他短暂掌军机的那三个月，只能算是一段插曲。

雍正九年八月，马尔赛出局，张廷玉这才名正言顺，成为首席军机大臣。按官场的话说，总算熬到了“媳妇熬成婆”的时刻。

但好景依然不算太长。四个月后，老熟人鄂尔泰从云贵调回京师。雍正帝给了他一整套荣耀：不仅授保和殿大学士，还让他在军机处占据首席位置。张廷玉刚坐稳没多久的头把交椅，又被生生挤回“第二位”。

这种安排，不得不说暴露了雍正帝心底的某种分层。表面上强调满汉并用，提拔汉臣，实际上在关键中枢的首席位置上，多数时候还是优先考虑满洲勋贵或皇亲。

从资历来看，鄂尔泰从康熙末年开始在地方任职，虽有功绩，但论在京城中枢时间、参与机务经验，确实不及张廷玉。雍正帝却愿意冒着朝臣非议，把一个长期在外督抚的大臣直接拔到首辅、首揆的位置，这本身就说明，他在心理上仍偏向“重满”的传统倾向。

不过，话也不能说得太死。雍正在临终之前，还是留下了让张廷玉配享太庙的遗命。这一举措，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是极大的信任和赏识。要说完全不信任汉臣，也不合事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在政治制度和祖制压力之下，他总是在“信任”与“防范”之间摇摆。对张廷玉个人，是倚重的；对汉臣这个整体，则保持一定距离。

从军机处的角度看，张廷玉是创始人，是骨干，却一直不是整个系统里唯一的核心。他能参与决策，能辅佐皇帝，却始终要在一个“安全的高度”工作，不被允许完全掌控中枢。这种界限，既是个人命运，也是时代格局。

三、乾隆朝的微妙变化：荣宠之下，暗藏轻慢

康熙六十一年，张廷玉四十六岁；雍正元年，他五十出头，正是干劲最足的年龄。到了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他已经七十多岁，属于彻头彻尾的老臣了。

乾隆登基伊始，表面上对张廷玉极为尊重。毕竟，这是从祖父时代就跟着办事的重臣，而且又受过先帝遗诏，要配享太庙。这份人情账，乾隆不可能一上来就翻脸。但在具体用人上，他的倾向和雍正相比，显得更鲜明。

乾隆早年重用的满臣，除了身居要位的鄂尔泰之外，还有讷亲、傅恒等人。鄂尔泰在世时，乾隆对他极为信赖，军务、藩务多所委任。张廷玉虽为保和殿大学士，参与机务，却常常处于“意见可以提，拍板不在他”的尴尬地位。

乾隆十年，鄂尔泰去世。理论上，这时候张廷玉完全有机会上移半格，成为“无可置疑的内阁首辅”。可乾隆帝的旨意很快显示出另一种方向——提拔年轻的满洲贵族讷亲。

讷亲的资历，在朝臣中并不算深厚。他在奏折中也多次自谦，说自己经验尚浅，怎么能排在张廷玉之前？从这些言辞能看出，他心里其实明白这番荣宠有些“超格”，难免惹人议论。

乾隆的回应颇有意味。他下旨说，今后内阁行走名册中，讷亲排在前面；而吏部的某些册籍，则让两人并列；至于军机处的签名顺序，则按照满、汉分别列首。这番安排看似平衡，但实权向哪边倾斜，朝中都心知肚明。

讷亲的权势很快膨胀，成为乾隆身边极为亲近的大臣。只是他最终没能安享富贵，乾隆十四年因贻误军机被处死。这一结局，倒也应了乾隆早年用人风格：重用亲信，也敢狠下手。

讷亲倒下后，乾隆选择的是另一位满洲宠臣——傅恒。傅恒不仅是重臣，更兼有特殊身份，是乾隆的亲戚兼心腹。乾隆对他的信赖远超过一般大臣，让他担任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统筹机务。

自傅恒上位之后，张廷玉在内阁、军机处的排序，再一次稳定在“第二位”。哪怕他的资历、年龄都远超傅恒，皇帝也毫不犹豫把“首席”的位置给了自己更放心的满洲骨干。

乾隆十三年前后，张廷玉又遇到了一件极其棘手的事：关于退休后的待遇，以及配享太庙的执行问题。雍正帝当年遗诏，要让张廷玉配享太庙，这在制度上属于极高的殊荣。到了乾隆手里，这件事却变得复杂起来。

乾隆的意思很明确：既然要配享太庙，就不能让你轻易离京。你要留在京城，以备朝廷随时征询机务。张廷玉年事已高，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多次提出请求，希望回乡养老。乾隆对他的奏请，不是立刻批准，而是反复以“祖宗家法”“朝廷体制”为理由拖延。

在这一过程中，乾隆还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张廷玉的“态度问题”提出批评。有些批语，言辞之尖刻，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政务讨论，带着明显的情绪色彩。对于一个当朝元老来说，这是非常难堪的。

关于当时的具体对话，史料记载并不多。但可以想见，朝堂之上，当乾隆当众训斥时，气氛一定非常紧绷。张廷玉心里再有委屈，也只能低头认错。这些年来他最懂的一条，就是在皇权面前不露锋芒。

最终，张廷玉还是获准致仕，回桐城养老。只是这一走，多少有点“被迫退场”的味道。朝中那些原本依附在他周围的势力，很快四散。曾经的军机重臣、内阁领袖，临到晚年，却难免落得个“形单影只”的局面。

从乾隆对待他的态度看，“第一汉臣”这个外界的评价，更像是一块华丽的匾额，挂得高，却未必沉得住气。

四、“第一汉臣”这块牌子，真能挂得住吗

说到这里，就要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张廷玉是不是清代“第一汉臣”？至少从官阶和荣典上看，他确实有几张很硬的牌。

一张，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位居要津，属于典型的“三朝元老”，而且真正参与决策的时间很长，不是挂名。

第二张，是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这样的高位。一殿一处，都是清代中枢核心机构，他既在内阁，又在军机处，兼顾文武机务，这一点在同期汉臣中并不多见。

第三张，则是配享太庙。能陪同皇帝列入太庙受后世香火的，历朝历代都不多，这是对其政治忠诚和贡献的最高象征之一。汉臣能得此恩典，更是罕见。

从这三点说，他在清代汉臣中确实属于极高一档。问题在于，把他简单抬到“第一”的位置，未免忽略了两点现实。

一是权限和排序。张廷玉在很多关键岗位上的确在场，但在排序上，长期屈居满臣之后。他在保和殿大学士的位子上，从未成为唯一的、无可争议的首辅；在军机处，也只在个别短暂时期担任首席，大部分时候都是满洲勋贵在前，他在后。

二是对比对象的变化。清朝自中期往后，汉臣的作用越来越大。从乾隆朝往后，到嘉庆、道光，再到咸丰、同治，汉臣中出现一批对政局影响更深远的人物。

比如于敏中，他在乾隆中后期的权势和对文教政策、官场风气的影响，要比张廷玉在乾隆朝的作用更直接；嘉庆、道光间的曹振镛，以圆滑稳重著称，能在皇权更趋保守的环境下左右逢源，他在政治博弈中的空间，远非张廷玉晚年所能比。

至于咸丰、同治时期的曾国藩、李鸿章，就更不用多说了。无论是直接掌兵、平定内乱，还是主持洋务、与列强周旋，他们对清王朝中后期的兴衰走向，都有决定性的影响。纵然时代不同，但论影响力和实际权力的扩张，这几位汉臣显然比上一百多年前的张廷玉要突出得多。

把这些人算进去，如果真的排一份“清代汉臣影响力榜”，张廷玉大概率挤不进前三，甚至不一定能稳坐前五。他最大的特点，不是权力最大，而是在满汉格局还没有完全松动的时代，用一种极度谨慎的方式，尽可能把汉臣能走到的边界推到最前沿。

这种边界，不算耀眼，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不容易。张廷玉的尴尬，也恰好说明了清代前中期政治结构的真实情况：汉臣可以得到重用，却很难成为“唯一的那一个”；可以进入权力核心，却很难凌驾于满洲贵族之上。

回头看他的一生，最鲜明的并不是“第一汉臣”的虚名，而是一条反复出现的轨迹：每当他接近权力顶峰，总有人被摆在前面；每当他看似坐稳首席，总有制度和祖制将他往后拉半步。

这种半步的距离，换了别人，可能会忍不住冒险迈出去。张廷玉却偏偏选择了知止。他不去争那一步，但也不肯退得太远，只用稳扎稳打的姿态，在夹缝中保持了几十年的不倒。

所谓“第一汉臣”，若只看名号，确实不够准确；若看在特定时代里的位置和角色，这四个字，也不至于完全离谱。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四个字背后的限制与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