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渗透到暴力外溢，日本极右翼的危险“癌变”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初 欣 本报特约记者 王 辉 卢 婧

编者的话：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日前持刀强闯中国驻日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一事，再次凸显日本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的猖獗。二战后，日本的极右翼和军国主义理念，非但没有被清除，反而从边缘走向主流，引发的危害也从日本国内扩散至国际范围。这种极右翼的“癌变”并非一朝一夕发生的，而是深植于战后未彻底清算的历史病灶，在冷战、泡沫经济破裂及地缘政治博弈的催化下持续扩散，如今明显已从思想渗透演变为暴力外溢，成为侵蚀日本社会、毒化地区稳定的恶性肿瘤。

播放旧日本军歌的极右翼街宣车横行东京
如今在东京街头，不时就可目睹极右翼思潮与势力的猖獗。2月11日是日本的“建国纪念日”。今年的这一天，日本左翼团体在东京涩谷站附近举行集会和游行，但真正主导气氛的却是多辆极右翼街宣车。《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看到，极右翼分子开着黑色的街宣车在该站周边反复巡回，他们播放的军歌和口号声响彻街道，内容包括对左翼的尖锐批判和所谓“爱国主张”，整片区域弥漫着紧张氛围。

类似的场景在各类场合不时上演。近年来，在每年2月22日的所谓“竹岛日”（日本和韩国争议领土，韩国称“独岛”），日本极右翼团体经常会出现在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前或在使馆周围巡回。他们驾驶的车辆配备扩音器，会用日语或韩语交替喊话，要求韩国撤出该岛屿。一个国家的使馆前常年被极端分子骚扰，这在国际外交中实属罕见。此外，在进步团体举行的反修宪等活动现场，极右翼街宣车也是“常客”，目的是破坏这些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法律虽对噪音有所限制，但在实际执法活动中，警方多对上述行动听之任之。当极端群体可以开着大喇叭在街头横行，当执法者对悬挂“旭日旗”的街宣车视若无睹，日本极右翼势力的猖獗已不再是隐忧，而是赤裸裸的现实。

从隐性残留到制度化，日本极右翼思潮从边缘走向主流
极右翼思潮在日本阴魂不散甚至不断扩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二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不彻底、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利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人的身份危机，以及近年来的地缘局势刺激。

二战后初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清算对象集中于少数高层战犯，大量中下层军政人员以及意识形态传播者未被处理。之后，随着冷战格局的迅速形成，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需要，很快调整对日政策，允许并扶持原有保守势力回归政治舞台。这直接导致日本战前体制中的官僚以及各界极端势力重新活跃，其所承载的种种反动和危险思潮也随之保留。

与此同时，战后日本的反思并未深入社会层面。尽管宪法确立了和平主义原则，但这一制度更多体现为外部压力下的被动安排，而非内生的日本社会共识。在教育与历史叙事中，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反思往往被弱化为“国家走向错误道路”的抽象表述，而非对侵略责任的具体追究。这种模糊化的处理，为之后极右翼否认或淡化侵略提供了认知基础。可以说，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极右翼思想并未消失，而是转入隐性状态，成为潜伏于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保留带”。

进入冷战时期，日本逐步确立以自民党为核心的长期执政结构（即“1955年体制”）。在这一阶段，极右翼思想并非单纯边缘化，而是在“反共优先”的国家战略中获得某种功能性空间。对内，强调国家秩序、天皇象征与社会稳定；对外，则强化与美国同盟关系，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一框架下，日本部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被重新包装为“国家利益”与“安全需求”的组成部分。同时，靖国神社问题逐渐凸显。一些日本政治人物通过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但这一行为在日本却被极右翼势力歪曲为“传统文化”。这不仅削弱了历史反思的严肃性，也使日本极右翼话语在社会中持续存在。

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该国民众普遍出现“国家地位下降”的焦虑。在这一背景下，围绕国家认同的讨论迅速升温，极右翼思想借机从边缘重新走向公共讨论空间，其突出表现是历史修正主义的系统化发展。一些日本团体和人士开始公开质疑既有战争叙事，试图否认或淡化侵略行为以及战争罪行，例如对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问题的否认或重新解释。

与此同时，“普通国家论”逐渐兴起，主张日本应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成为能够行使完整军事权力的“正常国家”。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日本部分民众的诉求，使极右翼理念开始向日本政治主流渗透。教科书篡改行动、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标志着极右翼思想已不再局限于日本街头组织或边缘团体，而是进入制度与政策讨论层面，从“社会边缘”向“政治议程”转变。

2012年以后，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上台，使这一趋势进一步加速。与此前阶段相比，其重要变化在于极右翼理念不再停留于话语层面，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实施加以固化。在安全领域，通过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解释修改，日本逐步解禁集体自卫权，并通过安保法案扩大自卫队海外行动范围。这标志着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出现实质性松动。

从暗杀本国政要到袭击外国使馆，极右翼暴力不断扩散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认为，日本极右翼思潮的演变和蔓延并非简单的“复活”，而是一个不断重塑形态的动态过程。从战后初期的隐性残留，到冷战时期的功能性存在，再到后冷战时代的显性复苏，直至近年来的制度化推进，其发展轨迹清晰地反映出历史、制度与现实政治的交互作用。

日本极右翼流毒带来的危害范围也逐渐扩大。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极右翼分子以骇人听闻的暗杀和恐怖事件奠定了其暴力基调。1960年，极右翼青年山口二矢在东京公然刺杀了正在演讲的社会党领导人浅沼稻次郎——这是战后日本首起针对政治领导人的当众刺杀。同年，受黑帮协助的极右翼分子冲击日本国会，袭击左翼人士。1961年，一名极右翼团体少年仅仅因为一篇关于天皇的文章而暴怒，试图刺杀某出版商的妻子，最终误杀一名女佣。1987年，《朝日新闻》一名记者在神户附近的报社办公室遇袭身亡，某极右翼团体随即宣称对此负责。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极右翼开始系统性地使用暴力恐吓来压制批评声音和进步言论。1994年，一名极右翼分子向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开枪，后者此前因承认日本的侵略历史而成为右翼的眼中钉。2000年6月，右翼分子殴打两名杂志编辑，原因仅仅是他们未在当时的日本皇太子妃雅子姓名前添加敬称。

国际媒体对此高度警惕。《华盛顿邮报》、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纷纷发文，认为日本的一些动向“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如出一辙”。极右翼的猖狂活动，目的就是让所有反对他们的人沉默。就连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也未能幸免。2006年8月，一名携带刀具和大量煤油的极右翼分子烧毁了加藤纮一老家的住宅，加藤97岁的老母亲因为外出散步才躲过一劫。据称，嫌犯行凶的原因是加藤曾对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表示质疑。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2006年发生的“JIIA评论”事件。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网上刊物《JIIA评论》的编辑玉元胜发表了一篇文章，以日本国内反华言论泛滥和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为例，对日本新兴“鹰派民族主义”的上升势头表示担忧。对此，极端保守的日本《产经新闻》社论撰写人古森义久立即指责该文“反日”，并要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里春幸夫公开道歉。里春幸夫竟然照办了，还致信《产经新闻》编委会“请求原谅”，并承诺彻底“反省”。对此，《华盛顿邮报》评论称，日本一群渴望回到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时期的右翼极端分子，正在向主流圈子靠近，并开始攻击持不同意见的人。

日本极右翼的暴力活动进一步升级，还表现在开始直接针对外国机构和民众。2004年4月23日凌晨，名为“日本皇民党”的极右翼组织成员中釜信行驾驶一辆大型宣传车，冲撞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大门，造成大门严重受损、无法转动。车辆起火导致领馆内部烟雾弥漫。这是一起直接危及中国外交馆舍及人员安全的严重事件。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对日本警方未能防止肇事表示强烈不满。

近年来，在排外思潮的影响下，日本针对中国公民的暴力事件频发。去年7月31日，两名中国籍男子在东京街头遭4名不明身份男子持铁棍袭击，头部严重受伤。2026年2月18日，一名中国香港游客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内某餐厅用餐时，遭一名日本男子殴打致伤。

反噬日本，对地区稳定构成挑战
日本极右翼势力的危害，远不止于对外国机构和公民的暴力冲击。在其疯狂排外与极端民族主义叙事的裹挟下，日本社会正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内伤——从街头对立与经济困境，到国际合作受阻，乃至可能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

在日本各地，进步团体正持续谴责极右翼意识形态，并用游行活动来对抗极右翼的反移民集会。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43岁的东京餐馆老板藤森太一（音译）是进步集会上的熟悉面孔，但他的行动付出了沉重代价：其餐馆频繁接到骚扰电话，餐厅在网上的评分也被恶意打低。藤森最担心的是仇恨和歧视的门槛正在不断下降，“仇恨言论如果放任不管，会导致人们被杀……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那个阶段”。

极右翼势力高喊“日本优先”、拒绝外国劳动力的同时，日本经济却面临着严酷的人口减少现实。根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2022年的一项研究，到2040年，为了实现每年1.24%的经济增长率，日本需要的外国劳动力数量为670万人，比目前已有的多出数倍。专家表示，如果没有这些劳动力，包括农业、渔业和服务业在内的日本经济将会陷入瘫痪。

极右翼的排外叙事不仅影响国内政策，更已开始实质性地破坏日本与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2025年9月，由于社交媒体上关于即将涌入大量非洲移民的虚假信息，日本出现抗议活动，致使该国政府主导的旨在加强日本与非洲四国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的倡议被迫中止。

‍陈洋认为，在全球民族主义回潮背景下，日本极右翼叙事可能与某些国家的排外主义形成共振，加剧对多边主义与国际规则的冲击。从更宏观角度看，日本极右翼思潮的扩张，还可能改变地区权力结构的运行方式。东亚长期依赖经济合作与相互依存维持相对稳定，一旦安全议题被不断放大，经济合作逻辑或被地缘政治逻辑所取代，区域合作空间收缩，冲突风险上升。这不仅不利于中日关系改善，也会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构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