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专访周总理时提及贺衷寒：黄埔名将三杰之一是真的吗？

1972年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一间会客厅内，周恩来正在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那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极为关键的几天，很多后来被记住的场面，都定格在那次访问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场大国外交背后，有一个早已淡出历史舞台的人，也在无形之中被卷入了话题，他的名字叫贺衷寒。

一年多之后，1973年9月，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来华采访。在与周恩来的长时间交谈中，他忽然提起了这个已经去世一年多的旧人物。那一句“我在台湾见到一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叫贺衷寒，听说他还是黄埔三杰之一？”看似随口一问，却牵出了民国军政圈一段极有代表性的沉浮往事。

周恩来略一沉吟，提到贺衷寒时只是几句评价，却把这个人的一生道路点得很透：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在黄埔军校成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又在政训系统培植特务，解放前夕随蒋介石撤往台湾。到中美关系开始转圜时，他已经忧郁病亡。

有意思的是，苏兹贝格在台湾见到的贺衷寒，却是以“黄埔三杰之一”的身份被介绍出来的。这一前一后，截然不同的语境，恰好勾勒出贺衷寒人生的两面：一面是极盛时自负张扬的“政训大员”，一面是晚年被忌又不受重用的“顾问先生”。

有必要从头理一理这个人——不只是因为一个封号“黄埔三杰”，而是因为他的际遇，折射出民国军政舞台上一类典型人物的命运：聪明、有野心，却总在关键时刻走向相反的方向。

一、从“小梁启超”到黄埔风云：一个会说话的湖南人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回到二十世纪初，很难预料这个少年将来会与黄埔、与蒋介石扯上那么多关系。

1900年，贺衷寒出生在湖南一个士绅家庭（部分资料记为1899年）。家境殷实，读书条件远胜同乡农家子弟。他从小读私塾，因记忆力好，口齿伶俐，很快在同龄人中显露出一点锋芒。后来读新式学堂时，他酷爱梁启超的文章，时常模仿其笔调慷慨陈词，班上同学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小梁启超”。

这个绰号，其实已经暗示了他此后的人生路数。别人用文字，他更长于“嘴上功夫”。他不只是会写，还特别善于当众演讲、辩论，喜好站在众人面前组织、鼓动。这种性格，到了风云变幻的时代，就很容易被时代推到舞台中央。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生游行、罢课、演讲在各地开展。贺衷寒当时在求学，立刻活跃起来，组织同学集会，批评时政，很快被推为学生代表，对外发言。不得不说，这种为众人所拥戴的感觉，让他非常受用，也愈发养成了好辩、好出头的性子。

1920年秋，董必武、陈谭秋在武汉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在青年学生中物色力量。贺衷寒凭借活跃的表现，被吸纳进来，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团的早期成员之一。在当时，这算是非常靠前的一批进步青年。

只不过，他的政治路向从一开始就带着浓厚的个人色彩。1921年，他赴上海学习俄文，后又受派作为学生代表去苏联考察。按正常轨迹，应该会继续向马克思主义迈进。但在苏联期间，他与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发生激烈冲突，被开除团籍。至此，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路，实质上已经愈走愈远。

这段被开除的经历极具转折意义。早年的他，确实有过追求激烈社会变革的想法，也敢公开抨击军阀。例如湖南第一纱厂工潮中，赵恒惕枪杀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他冒险在报纸上发文，痛斥军阀暴行，结果被逮捕入狱，遭受刑讯。靠着家里出面营救才脱险。

这样的经历，按说会让人更加坚定革命立场。但贺衷寒身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政治选择，总是和个人前途紧密捆绑。他敢反军阀，是因看不惯，也因知道身后有家庭财力支撑；可一旦自身发展空间与组织发生冲突，他很快就会转身，另找出路。

被北洋政府驱逐出上海后，他只身回到武汉，有些失意。正是在这个关口，黄埔军校开始筹建并招生。董必武看中他聪明能干，希望他到黄埔去，从内部争取军队力量，于是劝他报考。

贺衷寒初时颇有犹豫，说自己是搞文章的，不懂军事。董必武坚持劝说，大意是：革命要成功，不能光靠笔杆子，也要有人走进军队。他思量再三，带着董必武写的介绍信和十块大洋，南下广州，投考黄埔。

这一趟南行，改变了他的一生。也让一个原本有可能走向左翼阵营的青年，最终转入了另一条轨道。

二、“黄埔三杰”的光环：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贺衷寒考取后，被编入步兵科第一队。黄埔的招生标准很严，文化水平、政治背景都要考察，以他的学识与口才，并不算难进。

进入黄埔后，他的优势很快暴露出来——还不是枪法，而是那张嘴。课堂上，他善于提问；集会中，他善于演说；讨论时，他善于辩驳。时间一长，不止同学，连教官和校长蒋介石都注意到这号人物。蒋介石给他的评价很直接：这是全校第一辩才。

蒋介石办黄埔，是有自己用人偏好的。他看重两类学生：一类是成绩扎实、文字表达能力强的；一类是机灵能干、能带人、能鼓动的。沉默木讷、只埋头练兵，在他眼中反而不那么惹眼。

从这个角度看，黄埔一期学生蒋先云和贺衷寒，两人都算是他的“心腹苗子”。蒋先云出身贫苦农家，文笔极佳，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学生当中颇有威信；贺衷寒口才出众，组织能力也强。陈赓则是将门之后，早期在校时并不算最耀眼，但身体素质极佳，行动能力极强，直到北伐二次东征时冒死掩护蒋介石撤退，才真正让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

黄埔学生中逐渐流传出一句顺口溜：“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赛不过陈赓的腿。”意思很直白：写文章的有，能演讲的有，但论实打实冲锋陷阵，还得看陈赓那双腿。后来陈赓之子陈知建回忆父亲时，也提到过这句说法，可见在黄埔圈子内早已传开。

值得一提的是，“黄埔三杰”这个称呼，并不是当时的正式名目，更不是黄埔军校官方评选。那只是后来在军政圈子、社会舆论中形成的一种习惯称呼，到了三十年代就已经流传。黄埔生自己写回忆录时，多半也只是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讲，未必用“三杰”二字，却默认他们在同期同学中确实很突出。

有趣的是，这三人出身背景也颇能说明问题。蒋先云，穷苦农家子弟，靠刻苦求学、投身革命走出来；陈赓，出身行伍之家，从小在军营气氛中长大，身上带着很浓的武人气；贺衷寒则是士绅家庭养大的“读书人”，早年受的是传统教育，又受到新思潮影响，说白了，既有旧式底子，又接触新思想，讲起道理滔滔不绝。

三人中，贺衷寒年龄最大，资历也略老一些。黄埔一期毕业后，他留校任职，担任政治部秘书，军衔上尉。那时黄埔政治部主任，是时任中共党员的周恩来。陈赓则留作第二期入伍生连连长，走的是纯军事路线。

那一两年，全国形势极为复杂。北洋军阀之间混战不断，广州这边的国民党政权内部也分歧重重，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导致东南局势动荡。蒋介石办黄埔，既要训练军队，也要争取军队内部的政治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建议：以黄埔学生为基础，建立跨地区的军人政治组织。1925年初，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如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奔走于驻粤的各军校、机关、部队，联系左翼力量。到1925年2月1日，一个覆盖全国的青年军人组织诞生——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人称“青军会”。

青军会名义上是青年军人互相团结、学习，实际上则是以中共党员为骨干，通过军人身份向各地军队传播革命思想。它的负责人中，就有蒋先云和贺衷寒。贺衷寒担任执行委员会秘书，负责文字、联络、会议组织等工作，正好发挥他“会说、会写”的本事。

不过，结构上虽处一处，他的思想却已经逐步偏离共产党人的方向。一个细节变化很说明问题：在黄埔，蒋介石越来越重视他，把他当作好用的政工人才；而他本人，则在这种重视中逐渐靠向蒋介石，对中共的戒备心理日益加重。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内部右派力量抬头，加上帝国主义和旧势力的干预，国共关系开始紧张。此后不久，黄埔内部的政治斗争就逐渐明朗化。

贺衷寒做出的选择，是站在青军会的对立面。他参与发起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把自己塑造成“正统三民主义”的捍卫者。孙文主义学会很快和青军会针锋相对，双方在学校甚至多次爆发肢体冲突。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借机逮捕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军官，下达“取消党内小组织”的命令。青军会被迫宣布“自行解散”。与之相对的孙文主义学会，也完成了其“反制工具”的历史使命而解散。

在这场斗争中，青军会的骨干，如蒋先云、周逸群等，或被打压，或被迫离开黄埔体系。而贺衷寒，则通过站队，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也为他后来的“政训人生”铺平道路。

这时候再看那句“黄埔三杰”的说法，多少有点微妙：三人同校、同省，又在极早期都沾过革命的火种，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蒋先云和陈赓，成了共产党人，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以身殉国或立下战功；贺衷寒，则成为国民党内部政训、特务系统的一颗棋子。

三、“政训大员”的野心与失算：从复兴社到台湾病榻

贺衷寒之所以让很多研究民国政治史的人觉得“典型”，就在于他身上的那种过分聪明、谋算太多又拿捏不好火候的气质。

1925年4月，广州革命政府组织军政考察团赴苏联考察苏维埃制度与军政建设。贺衷寒也在名单之中。到苏联以后，他没有专心学习，相反又把重心放在拉拢同学、经营人脉上。这一点，与他早年在国内组织学生活动有几分相似。

他先拉起一批黄埔出身或国民党背景的同学，如邓文仪、肖赞育、康泽等，规模逐步发展到三四百人。大家议来议去，干脆成立“国民党旅莫支部”，打着在苏学习的名义，实则谋划未来回国后掌握更多政治资源。

这个“旅莫支部”表面上很堂皇，实质却把苏联视为“训练班”，把自己的政治目标放在国民党内部权斗上。这种做法，既引起苏方强烈不满，国内的国民党中央也不给这个组织任何合法性承认。贺衷寒的谋划还没展开，就被迫搁浅。

他没有收手，反而想重演在黄埔的做法，准备在莫斯科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分会。有人提醒他说：“学会不是解散了吗？”他却笑着说：“那是在国内，现在要重整旗鼓，让孙文主义学会的旗帜在莫斯科上空飘扬。”这句话透露出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可想而知。

结果，这次折腾很快就被莫斯科中山大学校方察觉。校方当众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团体，在校内予以取缔。贺衷寒在校内声名狼藉，被迫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算是躲开了一阵风头。

1928年，他回到国内。按很多黄埔出身的同学那条路，应当进入部队带兵，参加军政实际工作。但蒋介石虽然念着旧情，也看重他的能力，却始终不肯给他实兵权。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太有心机，又渴望权力，给他兵权很难驾驭。

没有兵，他就转而紧抓“政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牢牢抓住意识形态和特务系统。通过军队里“政训处”“政治部”等系统，对官兵进行思想控制，培养耳目、特务。后来在蒋介石秘密组织“复兴社”的筹划中，他也参与其事，成为“十三太保”之一，在南京政府前期权势颇盛。

复兴社本身就是一个颇带黑色气息的政治组织，集意识形态宣传、特务活动、党内清洗于一体。在这个圈子里，贺衷寒算是靠“嘴”和“路数”吃饭的典型人物。他善于揣测领袖意图，又敢出面执行那些见不得光的任务，一时风光无两。

然而，他那种“太会算账”的性格，也在重大历史关头暴露出巨大风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南京方面一片震惊，国民党高层内部意见不一，有主张谈判、有意图武力讨伐。

贺衷寒倾向于何应钦方案，主张武力征讨张、杨。他一边参与鼓动成立“讨逆靖难团”，组织大量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军校毕业生准备奔赴前线，一边暗自打算盘：如果蒋介石被救出，自己是“勤王之功”；如果蒋介石在征讨中遇害，那也可以顺势拥戴何应钦，自己仍然能占一席之地。

从他本人后来的说法看，这种两头下注的心理非常明显。他赌的不是正义，而是权力结构重组后的自己位置。

结果众所周知：通过多方斡旋，西安事变最后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安然返南京，对张学良软禁，对杨虎城加以控制，却也不得不勉强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方向。

在这样一个节点上，贺衷寒的“两面算计”很快被戴笠等人告到了蒋介石面前。蒋介石阅人无数，对这种既想“立功”，又不惜赌他生死的人，心里很清楚。从那以后，贺衷寒的仕途就逐渐暗淡下来，再难恢复昔日锋芒。

1938年，蒋介石决定撤销复兴社、改组派、CC系等国民党内部各种小团体，改设“三民主义青年团”，由他亲自担任总团长。表面上是“统一党内组织”，实则是防止党内出现能与他分庭抗礼的派系。复兴社被解散，贺衷寒这类“十三太保”大多被边缘化。

之后几年，他偶尔出任一些官职，多半是不能掌握实权的虚衔。政治上的锋锐不再，反而多了几分被冷落后的感慨。1941年前后，他在重庆李子坝与友人谈起自己的处境，有一段话流传较广。他说：“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权术的绝顶高明吗？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自然就不要这个组织了，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

这番话里，既有对蒋介石手腕的佩服，也夹杂了被防备、被弃用的怨气。但不管态度如何，在“反共”这一点上，两人始终一致。这种一致，是贺衷寒能从大陆退到台湾、在蒋介石身边保留一个位置的最关键原因。

1949年以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大批旧日权贵不是被边缘化，就是被清算。贺衷寒因为多年来站在“政训”“反共”的前列，仍获保留，被安排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顾问。表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权力近旁，实际上，他已难再握实权，多是陪侍、献策的角色。

1954年，苏兹贝格前往台湾，在病中的蒋介石寓所采访。那顿饭桌上，蒋介石特意向他介绍身边的一位老人：“黄埔时期，我有许多杰出学生。他就是黄埔三杰之一，我的前交通部长、现我的顾问贺衷寒。”

苏兹贝格出于职业习惯，追问了一句：“既然是黄埔三杰，那么另外两人是谁呢？”话音未落，贺衷寒抢在蒋介石前头答道：“那两个都是共产党，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也背叛了校长。”这几句斩钉截铁的话，很典型地呈现了他一贯的立场——凡是与他敌对的，都是“背叛”。

苏兹贝格对这个非黑即白的说法显然不以为然，轻声回应：“有机会，我将去大陆采访有关人士。”贺衷寒立刻做出一个不屑的手势，说：“你不会有此机会！大陆不会设宴接待一个美国记者。”

从那一刻起，两人之间的对话似乎就画上了一个隐形的分号。不到二十年，形势发生了完全不同的转折。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开始推动对华政策转变，1972年访华成为现实。苏兹贝格后来真的有机会，在北京向周恩来问起“黄埔三杰”这个说法以及贺衷寒其人。

然而，对贺衷寒来说，他再也看不到这一幕。1972年5月9日，他在台湾因骨癌去世，终年七十二岁。距离尼克松访华、苏兹贝格飞抵中国，不过两三个月光景。

有一点非常值得玩味：同样是“黄埔三杰”，蒋先云早在北伐战争中牺牲，陈赓在解放战争中屡建战功，建国后任大将军衔。贺衷寒则兜兜转转，从早年参加进步团体，到逐步站到左翼对立面，再到依附蒋介石的政训系统，最后在台湾以“顾问”之名淡出权力中枢，以病弱之身结束一生。

回头看，他的故事并不复杂：聪明、能说、会算账，敢于出头，也善于依附权力。但每到历史转折点，他选择的不是方向，而是自己能不能在其中分一杯羹。选了又选，算了又算，到头来，既没能成为真正的决策者，也没能留下多少让后人敬重的东西，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更多是一声感叹：嘴太巧，心太杂，路走得终究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