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晚期庄则栋选择停止治疗，写遗书盼与日本妻有尊严地长眠

2012年8月的一天傍晚，北京西城一处老胡同里，六十多岁的佐佐木敦子推着丈夫，缓慢地往医院方向走去。路很短，却走得格外久。她忍不住低声问了一句：“则栋，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吧？”轮椅上的庄则栋沉默了几秒，只说了两个字：“放心。”谁都明白，这两个字里，其实藏着太多无奈。

这一年，他已经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折腾了几年，病情并没起色。进医院之前，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不再继续无休无止的治疗，把剩下的力气留给妻子，留给身后事。他执意提笔写下一份遗嘱，反复叮嘱两件事：遗体不举行告别仪式，全部遗产留给妻子，希望能有“有尊严的长眠”。

很多人记得他，是世界冠军，是“小老虎”，是用一块杭州织锦打开中美大门的那位运动员；很少人细想，他晚年的那种倔强与清醒，同样有一种时代人物特有的锋利。要看懂这份“尊严”的分量，还得把时间拨回到他拿起球拍的那一天。

一、“小老虎”出山：从病弱少年到乒坛旗手

1940年夏天，江苏扬州的一个书香家庭迎来了一个体质羸弱的男孩。家人给他起名“则栋”，寄望他“则行天下之栋梁”。谁也想不到，这个一出生就常跑医院的小孩，将来会在世界赛场杀得对手抬不起头来。

父亲看他总生病，思来想去，干脆把他送去体校，“去多出点汗，强壮一点”。这一步，看似顺手，实际上改变了一生。少年庄则栋一到球台前，整个人像换了芯，动作麻利，反应极快，打起球来眼睛放光。

14岁，他被选入北京市少年业余体校的乒乓球小组。那时中国乒乓刚刚起步，条件艰苦，训练馆冬天透风，夏天闷热，球台也是修修补补继续用。他倒不在乎，每天练到衣服能拧出一盆汗。三年下来，他从一堆孩子里脱颖而出，进入北京队，又很快拿下全国混合双打冠军。

真正让世界记住这个名字，是1959年。那一年，他19岁，被调入国家青年队，参加在北欧举行的一系列国际比赛。对手大多是成名已久的老将，他却越打越顺，拿下男单、男团、男双三项冠军。年轻人直板快攻，出手又快又凶，人不高，却一身虎劲，于是“庄小虎”“小老虎”的叫法就在圈里传开了。

更夸张的是，在国内正式青年比赛中，他一度保持了连赢一百场的纪录。那时候的他，几乎是台上一站，对手就有点发怵。技术上，他的直板快攻打得干净利落，节奏快，落点怪，配上近台的凶狠抢攻，让不少名将栽了跟头。

有意思的是，少年成名带来的不是轻松，而是一种被时代推着往前走的感觉。1961年，第26届世乒赛确定在北京举办，国乒上下都明白，这不只是体育比赛，更是新中国在世界面前的一次亮相。而日本队在此之前已经连夺五届男团冠军，压在中国队头上，像一块石头。

决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气氛紧绷。赛前，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专门叮嘱：中日两国人民都曾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要通过比赛增进友谊。话是这样说，可距离抗战胜利才不到二十年，全国观众心里，对日本队的情绪很复杂。

男团决赛打到2比2，互不相让，第五场轮到庄则栋上。他当时才二十出头，却被队里领导拍着肩膀说：“小庄，你要是拿下日本队，就是民族英雄。”这话压力有多大，不难想象。

那一场，他打得干脆利落，很快以2比0拿下，引得全场沸腾。中国队最后以5比3翻过日本队，终结对手的连冠，工人体育馆几乎要掀翻屋顶。赛后，贺龙元帅对他说了一段话，很多人后来都提起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看现场直播，看到关键局时，急得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

那届比赛，他不仅帮男团夺冠，还拿下男单冠军，在之后第27、28届世乒赛上连续卫冕，成为中国首位世乒赛男单“三连冠”。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体育来说，这三个冠军，分量极重。一个原本体弱的扬州少年，就这么变成了新中国乒坛的旗手。

二、小球转大球：一块织锦掀开“乒乓外交”

进入六十年代后期，中国乒乓一度缺席了几届世乒赛。没有中国队的几年里，日本队重新称雄，但日本乒协自己也觉得味道不对。会长后藤钾二多次通过各种渠道表示，没有中国队的世界大赛含金量打折，希望中国队能回来。

几经周折，机会来了。1971年3月，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临行前，周总理专门找队员谈话，转达了毛泽东“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指示，强调一点：要主动和各国运动员交朋友。

在那个国际局势高度紧张的年代，这句话背后的意味非常清楚。中国和美国仍处在对立状态，中美之间几乎没有正式往来。谁也没想到，小小的球台，会成为改变大国关系的起点。

4月4日下午，中国队乘坐大会组委会准备的专车前往比赛场馆。车门刚关上，一个金发的外国运动员急匆匆跑上来，发现不对劲，愣在车门口。有人注意到他球衣上的“USA”字样，车厢一下安静下来——这是美国队员。

彼时的舆论环境之下，队员们一时间都有些不知所措：要不要搭话？会不会惹麻烦？空气里弥漫着尴尬。就在这时，庄则栋想起出发前总理的叮嘱，也想起毛泽东关于“区别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那段话，心里权衡了足足十分钟。

他打开自己的旅行包，翻出一块杭州织锦，约一米多长。这种织锦既有中国味，又没有任何政治标记，当礼物挺合适。他对队友说要去聊几句，旁边有人赶紧拉他：“小庄，别惹事，少接触。”他只是摇头：“没事，他是个运动员。”

在翻译陪同下，他走到那个有些局促的美国小伙子面前。那人是美国队的格伦·科恩，已经认出面前这位是世界冠军，正不知该说什么。庄则栋先开口，大意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可以有友谊，希望通过运动员之间的交往增进了解，然后把织锦递过去。

这一幕持续时间不长，谈话不过几分钟，却在当天晚上就发酵开了。美国队教练和队员来到中国队驻地回访，也送了礼物，并表达了想访问中国的愿望。第二天，日本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中美运动员友好接触”，一时间成了焦点话题。

后来，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转述，当晚主席本来已经服了安眠药准备休息，翻看《参考资料》看到相关报道，兴奋地说了一句：“我的庄老爷！”可见他对这一举动的重视。

很快，高层作出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10日，美方代表团踏上中国土地。这次“乒乓外交”，直接推动了之后的密集接触——同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

尼克松访华时的欢迎宴会上，周总理特地把庄则栋介绍给他：“这就是同你们美国运动员交朋友的庄则栋，他准备率队访问美国。”尼克松笑着说：“你们到华盛顿，我在白宫接见你们。”数月之后，中国乒乓代表团在白宫玫瑰园受到了总统接待。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回看这条外交时间线，很难说那块织锦起了多大的决定性作用，但这个小小的插曲，确实撞在了大国战略调整的节点上。庄则栋当年的选择，说到底只是一个运动员对“友谊第一”的朴素理解，却被历史推到了灯光最亮的地方。

也正是在那一届世乒赛期间，一段看似偶然的缘分悄然种下，几十年后，变成了他晚年人生中最重要的支撑。

三、跨国姻缘：从名古屋一面缘到北京老胡同

1971年名古屋世乒赛期间，在日本岛根县，有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格外关注中国队的消息。她叫佐佐木敦子，出生在中国，童年、少年都在中国度过，父亲是援华专家，1962年因直肠癌去世。1966年，她和母亲回到日本老家。

回到日本后，她始终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语言没问题，生活习惯却不太适应。她自己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总觉得心还留在黄河这边。得知中国乒乓球队要来名古屋参赛，她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去见一见这些“亲人”。

她和女伴坐了七八个小时的火车，赶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却被接待人员婉拒，理由很简单：队员马上要比赛，改天再来。她没有放弃，一周之后又来了一趟。这回，代表团领导正好在开会，就让庄则栋出面接待。

那次会面很短，只是一点简单寒暄。庄则栋送了她一枚代表团专用胸针作为纪念，她却盯上了他胸前的国徽，开口想要。庄则栋只能笑着拒绝：“这个不行，每次出场都要戴的。”两人匆匆一别，谁也没意识到，这会成为多年后重逢的伏笔。

第二年，庄则栋带领中国青少年代表团访问日本，佐佐木敦子又专程前往相见。他送了她一个花篮。那时他已经有了家庭，两人只是普通友人心态，之后多年没有联络。

时间很快推进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佐佐木敦子因为精通汉语，被一家日本公司派到中国工作。那时她已经四十岁，仍未成家。1985年的一个偶然机会，她听说庄则栋在北京市青年宫辅导孩子打球，且前不久刚与妻子离婚，生活并不顺利。

出于关心也好，出于某种牵挂也罢，她主动去找他。多年未见，再次相对时，庄则栋一眼就认出了她：“你是不是敦子？”对方愣了一下，随即点头。重逢之后，两人接触逐渐多起来，从聊比赛、聊中国，到聊各自这些年的经历，感情一点一点发芽。

佐佐木敦子后来在书中写过自己的心境：“庄先生本来就是我崇拜的人，要说只把他当朋友而一点也不爱，那是不可能的。”话很直白，却不难理解。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女子，一个在赛场上叱咤风云、又在人生起伏中跌落的世界冠军，这样的组合，本身就带着时代色彩。

感情发展到谈婚论嫁时，问题来了。普通人跨国婚姻手续复杂，对于曾任中央委员、掌握一定机密的体育界知名人物来说，更是另一番情况。庄则栋先到有关部门咨询，得到的回复是：原则上普通人有涉外婚姻自由，但他属于特殊人员，需要另行审批。

不久，佐佐木敦子的签证也卡住了，只能被迫回日本。两地分隔，一时间似乎看不到头。1986年，走投无路之下，庄则栋找到时任天津市长、又是乒协名誉主席的李瑞环。

见面时，李瑞环开门见山：“找我有什么事？正当的我帮，不正当的帮不了。”庄则栋严肃回答：“我想结婚。”这三个字说出口，对他来说并不轻松。李瑞环听完乐了，话说得很直：“这事我不帮你，岂不是连国民党都不如？”

他让庄则栋写了一封申请信，层层上报，最终送到邓小平案头。邓小平权衡之后同意，但提出两条条件：一是佐佐木敦子自愿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二是今后庄则栋不出国，有需要回日本，只能她一个人回去。

这两个条件，对双方其实都不轻。一个放弃原本的国籍和生活圈，一个被限制远行。但两人思量之后，都接受了。佐佐木敦子很快去中国驻日使馆办理手续，1987年12月19日拿到中国国籍，当天就在北京领取结婚证，正式成为庄家的一员。

婚后，她放弃了在日企的高薪职位，在北京做起了全职主妇。家安在老胡同里，环境并不宽敞，经济条件也谈不上好。庄则栋退休后收入有限，她又没有社保医保，日子说实话挺紧。但有意思的是，生活虽清苦，两人之间却保持着一种安稳的默契。

四、病榻前的清醒：遗书、尊严与对妻子的牵挂

婚后多年，这对中日结合的夫妻几乎形影不离。晚饭后常结伴在胡同里散步，偶尔一起骑车去看场电影。争吵当然也有，不过每次都是庄则栋先低头。他心里明白，对方一个人从日本来到中国，放弃原有的一切，自己无论如何要让她心安。

有一次，佐佐木敦子忍不住问：“如果有一天你先走了，我怎么办？”庄则栋斩钉截铁：“不会的。”话说得干脆，只是没人想到，这句安慰，最后被现实打破。

2006年前后，他开始出现便血，一开始被误当成痔疮，没有太在意。等到症状越来越重，再去检查时，已经是直肠癌晚期。这样的病，对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压力可想而知。

有关方面对他的情况很关注。国家体育总局给他送来药费补贴，每月还有一定生活补助，化疗费用经中央批准从专项经费支出。为了看病，他和妻子跑过上海、东京的医院，希望能有转机。可惜病情进展并未被完全遏制，反复折腾，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在病床上，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妻子。他清楚，佐佐木敦子来中国后一直在家，没有单位，没有缴纳社保医保，未来生活的保障相对薄弱。于是他一遍遍叮嘱她，把自己多年留下的书法作品好好保管，如果有需要，可以拍卖换钱，用作生活费用。

2012年8月7日，他准备入住北京佑安医院前，自知时日无多，提笔留下那份简短却内容明确的遗嘱。一是把所有遗产交给妻子处理，二是强调身后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不麻烦任何人，希望自己能“有尊严地长眠”。

这个“尊严”，说到底是两层意思。一方面是对国家和组织的体谅——他不想再占用过多资源，更不愿因为自己的离开搞得大家忙前忙后；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要求。不再进行无效治疗，不被各种仪式拖累，让生命以相对平静的方式画上句号。

2013年2月10日，农历大年初一，北京许多家庭正忙着团圆守岁。这天傍晚5点06分，北京佑安医院里，这位与病魔周旋五年的老人安静地停下了呼吸，享年72岁。他离开的那一刻，没有大场面的仪式，也没有复杂的告别，只有最亲近的人在身边。

回顾庄则栋的一生，起点是一个体弱少年，转折是天赋与苦练带来的世界冠军，高潮是“小球转大球”的历史瞬间，之后经历起伏、沉浮，又在中年以后收获了一段跨国婚姻。到晚年，病床上的他用一份遗嘱，将所有余力都留给了陪自己走过二十多年的妻子。

他年轻时在球桌前敢打敢拼，面对强敌毫不退缩；中年时在复杂局势中敢于迈出一步，主动向美国运动员伸手；老年时面对疾病和终点，同样做出了清醒、克制甚至略显冷峻的选择。所谓“有尊严的长眠”，并非一句客气话，而是他按照自己性子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的自然延伸。

如果把时间线拉开来看，这个人的一生，很难用一个简单标签概括。他既是天才运动员，也是特定年代的风云人物，更是在平凡日常里小心守护家庭的老人。从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欢呼，到日本名古屋车厢里的那块织锦，再到北京老胡同里的轮椅和遗书，这些碎片拼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立体而复杂的庄则栋。

2013年之后，北京城的某条胡同里，傍晚散步的人少了一个，家中的一方书桌也少了主人执笔挥毫的身影。留下的，是一位日本女子继续在中国生活下去，以及那些被写进历史、又被许多人慢慢记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