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四度结婚辜负三任妻，追悼会上林维中痛哭让人动容！

1968年末的北京，天还没亮透，协和医院的走廊已经挤满了人。走道尽头那间病房门口，一位头发花白的女作家靠着墙，手里攥着一条已经被汗水浸湿的手绢。护士轻声说：“安同志，他走得很安静。”她手一松，整个人像被抽空了骨头，顺着墙慢慢滑坐下来，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这位女作家，正是和田汉厮守三十多年的安娥。那天，她无力想到，也没空去想另一个身影——远在南方、还活着的前妻林维中。八年之后，1976年安娥去世。再过三年，1979年，给田汉补办追悼会，灵堂里只剩下一位仍然在世的合法前妻，站在遗像前失声痛哭。

一位男子，一生四段婚姻，三位妻子先他而去，最后只留下那个结局最不圆满的女人，在追悼会上哭得站不稳。看似离奇，其实背后是一代文人的性情与时代的交叠，也是一连串感情与责任纠缠不清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几十年，这个在灵堂放声大哭的林维中，曾经亲手在桂林的大街小巷贴满大字报，骂另一个女人“狐狸精”。那个被泼了一脸冷水，却默默承受侮辱的女人，正是后来陪田汉走完后半生的安娥。

一桩婚事，一纸离婚协议，一些带着火药味的字句，改写了三个人的命运轨迹。

一、从寺庙小和尚到“多情才子”：性情与时代的纠缠

田汉的一生，如果只看作品，他是新中国国歌歌词的作者，是戏剧界的旗帜人物；但要看感情生活，那就是一部多线交织的长篇小说。要理解那几位女人为何明知辛苦还往里跳，得从他很早的经历说起。

1898年，田汉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去世得早，家道中落。他体弱多病，母亲信命，觉得把儿子送进庙里“出家”能得菩萨庇护。九岁时，他被送进寺庙当小沙弥，日子清苦，却留下一个重要的印记——大量诵读经书，训练出惊人的记忆力和文字敏感。

少年时的转折来得很突然。一个亲戚上门，把他从寺庙里硬生生“扯”回了凡尘。这个亲戚，就是后来深刻影响他命运的表舅——易家家主。易家思想开明，接触新学，家中图书成堆。易家不仅接济这个从寺庙出来的穷外甥，还承担他吃穿学费，把他当半个儿子养。

在长沙求学期间，田汉和表妹易漱瑜朝夕相处。这位表妹聪明灵动，受新思想熏陶，敢想敢言。两人一起逛书店，一起讨论新诗和戏曲，感情就在这样的日常里慢慢发芽。可以说，这是田汉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既有少年心气，又有精神共鸣。

不过，爱情在现实面前，经常挺不了几招。易家母亲嫌田汉家境寒酸，认为这门亲事“掉价”，坚持要给女儿找门当户对的公子。易漱瑜不服，拉着田汉直接去求父亲：“要么成全，要么一辈子不嫁。”父亲支持这对年轻人，于是这桩婚事得成，两人此后还一起远赴日本留学，投身新文化运动，又办刊物，又搞社团，一度过上了苦中有乐的小家庭生活。

遗憾的是，身体羸弱的易漱瑜在生下孩子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田汉那几年忙着办刊、写作、组织演出，人几乎泡在稿纸和排练场里。易漱瑜明知道自己的病情拖不得，却一次次把治病的钱让出来给他印杂志、出版剧本，生怕耽误了丈夫的事业。有一天，病情彻底恶化，田汉才惊觉问题严重，等他从外地赶回家时，妻子已经撑到极限，只能交待后事。

“家里不要散，孩子要读书。”这是她留给丈夫的交待。说到底，这对夫妻之间有爱情，有理想，可各自都是那种宁肯为理想拼命，也不愿为自己争一点东西的人。结果，爱情被耗在柴米油盐和病痛里，留下田汉终身难以摆脱的愧疚。

易漱瑜去世，是田汉婚姻生活中的第一道伤痕。随后为了履行“好好照顾家庭”的承诺，他迎来了第二段婚姻。

1925年前后，易漱瑜的闺蜜黄大琳走进田汉的生活。这位姑娘性格稳重温和，对田家老人和孩子都尽心负责。她和田汉结婚，很大程度上带着一种“接班照顾这个家”的意味。田汉对她并没有炽烈的爱情，但非常感激，也尽量做到体贴。夫妻两人相敬如宾，表面看还算过得平稳。

问题出在，两人精神世界的距离始终拉不近。田汉天天接触的是新戏剧、新文学，时常兴奋到半夜不睡写剧本；黄大琳则更关心菜价、生火、孩子发烧。这样一来，生活搭在一起了，心思却背道而驰。平淡日子里最容易出现什么？一旦外面有一点情感刺激，这种没有精神基础的婚姻就很容易摇晃。

就在这段时间里，田汉不断发表怀念亡妻的诗文，字里行间都是深情与自责。这些文字不但触动了不少读者，也悄悄地打动了一个远方的姑娘——林维中。

二、千金小姐、地下党员与才子：一场复杂的三角纠葛

说到田汉的“多情”，许多后人第一反应就是那位从南洋归来、漂洋过海来相会的林维中。

那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文化界极为繁荣，戏剧、电影、新诗此起彼伏。田汉已经小有名气，创办“南国社”，办刊物、写剧本、搞演出，成为上海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与此同时，他那些怀念亡妻的文字，通过报刊飘到了海外。

远在南洋留学的林维中出生于富裕家庭，是典型的“叛逆千金”。她见惯了小圈子里的应酬与虚华，对那些“轻轻松松过一辈子”的安排并不满意。偶然读到田汉的文章，发现背后是一个既多情又有理想的男人，顿时心生向往，认定这个人值得托付终身。

为了见到田汉，她不惜千里迢迢回国，直接找到“南国社”的门口。两人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电视剧里那种轰轰烈烈的戏剧效果，却很快互相产生好感。田汉从这位年轻姑娘的眼神里，看到了真诚的崇拜和投入；林维中则从他的谈吐、手稿、剧本里，看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理想主义者。

那时候他还和黄大琳形式上是夫妻，感情上却已日渐疏离。在这段朦胧的暧昧中，他做了一个很典型的选择：对黄大琳提出离婚。原因不复杂，“没有爱情”“性格不合”之类很容易写在纸上。两人和平分手，黄大琳也算知书达理，没有闹事。约定是这样的——等林维中在海外学业完成，再回来和他结婚。

也就是在这段“异地恋”“书信爱”期间，田汉的事业达到一个小高峰，他充满灵感，作品层出不穷，人也越来越有名。偏偏就在这个阶段，又出现了一位和他精神高度契合的女人——安娥。

安娥，1905年生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自小受良好教育，后来考入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又有机会出国进修。从学历、气质到审美，这是一位标准的“新女性”。但她的人生选择非常特别——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她放弃高薪稳定的工作，转而投身秘密战线，成为一名地下党员。

她的任务之一，就是接近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争取他们的思想向进步方向靠拢。田汉，恰好在这份名单上。为了更自然地接近目标，她加入“南国社”，白天练美术，晚上琢磨写诗，拿自己的作品去请田汉“指点”。一来二去，两人越聊越投机，从画论聊到文论，从戏剧形式聊到社会现实，聊起人生也聊起理想。

如果单从感情角度看，这是一段毫无违和感的男女相知。问题在于，安娥最初接近他的动机，并不单纯是为了恋爱。她有组织的任务，有政治目标。这层身份她不能说，他也不知道。这种隐瞒在情感滋生时，往往会形成后患。

安娥自己也慢慢发现，任务完成不完成，已经不再是她内心的优先事项。她被田汉的热情与才华打动，也被那份柔软的愧疚吸引。两人相爱得很快，聊剧本可以聊到深夜，讨论创作时的眼神都带火花。安娥渐渐忘记了“这是工作对象”这回事，把心交了进去。

就在她沉浸在这段感情时，一个她从一开始就被刻意忽略的事实突然砸下来——田汉有个海归未婚妻，而且感情深厚。1931年，林维中学成归来，带着五年来往书信的期盼站到他面前。也就是那一年，安娥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从头到尾是“第三者”。

她不是不懂道理的人。明知道自己有任务在身，还在感情上越陷越深，现在却发现自己踩在别人感情上，这种矛盾感非常难受。更棘手的是，她已经怀孕。她当然可以拿“孩子”做筹码，去争一争位置，但她没有这么做。

面对林维中，她做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举动：陪着这位正牌未婚妻去挑婚房。别人看着觉得怪，心里再翻腾，脸上却保持着体面。等工作任务完成，她选择抽身离开，把这段感情当作一场不能重来的梦。

唯一没有告诉田汉的，是她决定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孩子出生后，被送回老家交给母亲抚养。这一笔账，她没有找田汉算，只能藏在心里。

同一年，田汉和林维中结婚，很快生下女儿田野；两年后，安娥则嫁给田汉的好友、年轻音乐家任光。几条感情线在这一刻分叉，看上去各归各位，似乎一切归于平静。但谁都没想到，这几个人几年后又会在战火中重逢。

三、桂林风波与一纸离婚：三个人耗掉的十多年

1934年，上海公映了一部电影《渔光曲》。这部影片由于题材新颖、拍摄真切，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更让人难忘的是那首同名主题歌，“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一时间大街小巷都在传唱。

作曲的人，是任光；填词的人，正是安娥。歌词里那种苦涩而隐忍的情绪，多少带着她自己的影子。这首歌传到田汉耳朵里，他很快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工作成果”。许多句子敲在他的心里，让他想起那段匆匆结束的恋情。

那几年，他与林维中的婚姻，表面看还算完整，但暗流汹涌。林维中本身也是爱艺术、爱浪漫的人，可婚后生活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样诗意。生产时因为难产受了重伤，也没赶上丈夫在身边，那种失落很难用几个字说清。再加上田汉本来就带着某种“愧疚拖累”的气质，时间久了，两人之间的误解与不满一层层积累，最后只剩下形式上的夫妻。

就在这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上海沦陷，文艺界人士纷纷内迁。田汉也在转移途中赶往武汉。命运似乎故意要把人往一处推，在开往武汉的轮船上，他正是意外撞见了安娥。

船舱里拥挤闷热，两人隔着人群打量对方，心里都翻江倒海。一句“好久不见”，压着一肚子话。客套几句之后，他们开始谈现状，谈工作，谈前些年的作品。这时候，田汉才知道，那年悄无声息消失的女人，给他生了个儿子，已经六岁。

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的震动可想而知。一方面是突然多出一个儿子的狂喜，一方面是这六年缺位带来的愧疚。他很清楚，如果这次再错过，两人这辈子大概就没机会再有任何羁绊了。

然而，田汉此时的情况，说复杂也复杂。他已有合法妻子林维中，婚姻关系还在；和安娥之间，又有当年那段没有名分的感情，还多了一个孩子。他既想给安娥一个交代，又不得不考虑自己在社会上的形象，更不能把林维中直接抛到一边。这种拉扯，对一个重情又重责任的人而言简直是折磨。

战争期间，大家都忙于抗战宣传、组织演出与创作。田汉和安娥在武汉同处一个工作圈，差不多住在同一处院子里。白天一起忙戏剧、写台词、排节目，晚上讨论创作与形势。越是相处，他们越能感受到彼此在艺术和理念上的契合：对舞台的理解，对文艺功能的认识，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几乎是一致的。

田汉心里越来越明白：这才是最懂自己的那个人。可他是个传统意义上很看重“承诺”的人——对亡妻的遗愿，对现任妻子的责任，都让他开不了口。有人说他优柔寡断，有人说他自私，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是那种宁愿自己为难，也不愿当面撕破脸的人。偏偏这样的人，一旦卷入多重感情，就最容易让自己和别人都痛苦。

安娥看得很清楚。她始终知道田汉是个敏感又软心肠的人，许多痛苦根源其实在他的“善良”和“顾忌”。为了不让这种僵局无休止拖下去，也为了自己的感情有个终点，她在抗战后期陆续在公开场合不再刻意回避与田汉的关系。战后回到上海接受采访时，她干脆大方承认自己爱田汉，不再用“同志”“朋友”这样的词遮掩。

问题绕了一圈，又落回林维中身上。

1945年前后，文化界很多人转移到大后方。田汉、安娥来到桂林继续从事戏剧工作。出于某种复杂的心理——或许是内疚，或许是想“大家摊开说清”，安娥提出，不如把林维中也请来桂林住一段，省得背后议论，也是对她的一种照顾。

田汉同意了。这一同意，变成他晚年回想时最懊悔的一件事。

林维中来到桂林，看到的是一对几乎已经以夫妻方式相处的男女，看到的是一个已成事实的“情敌”，还是那个当年在自己婚姻阴影里的女性。心里的不甘、委屈、愤怒全部翻涌出来。她开始写大字报，把它们贴到桂林的大街小巷，从电线杆到邻居门上，红字大标题，配上各种侮辱性词语，矛头直指安娥。

那天清晨，安娥出门回来，眼睛通红，却咬着牙一言不发。田汉一开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他走出门，看见满城墙上的大字报，才明白昨夜到底有多难堪。就连隔壁人家的房门上，都被贴得满满当当。

昼间的大字报还只是第一波。到了夜里，寒风刺骨，大家刚入睡，就听见屋里一阵尖叫。田汉惊醒，发现安娥满脸都是水，浑身发抖。转头一看，林维中站在门口，手里还握着木桶边缘，嘴里叫骂着“狐狸精”之类的话。

这种场面，说到底已经越过了单纯的感情纠纷范畴，带着一种闹到街坊、撕破脸的悲剧味道。对林维中来说，她是在拼命捍卫自己仅剩的尊严；对安娥来说，她是被当众羞辱，却又无处申辩；对田汉来说，这是人生里最难堪的一夜。

也就在这个寒冷夜晚，他终于下定决心，了结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可离婚不可能一句话完事，后面还有一连串现实问题。

四、四段婚姻与最后的哭声：责任与亏欠的交错

桂林风波之后，林维中提出离婚条件，其中一条是抚养费总额需要五百万元（当时币值已严重贬值，是战乱年代的数字），经过反复商量，按约定，田汉需要在一年内分期筹到三百万元。对一个靠稿费和工作收入为生的人来说，这不是小数目。

为了这个数，他咬牙节衣缩食，几乎把能动用的关系都用上了，仍然不够。最后，还是安娥想办法，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一部分钱，又帮他补了这一百万元的缺口。前妻要钱，现爱人出钱，这种尴尬的局面，外人很少知道。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安娥对这段感情，要的不是名分上的胜利，而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开始。

等到那份正式的离婚协议书拿到手里，田汉的表现有些出乎周围人的意料——他居然激动得红了眼眶，有人说他当场落泪。对外人来说，这只是一纸文件；对他来说，这是结束多年纠葛、终于能“名正言顺”与安娥公开生活的标志。

1946年3月，两人在合法手续上完成登记，正式结为夫妻。算起来，从最初相识相恋算起，他们绕了十多年才走到一起。比起前几段婚姻，这段结合在精神层面上更为契合：安娥理解他的创作，对他的戏剧眼光独到，还能在他卡壳的时候帮他“点题”；在政治立场和审美追求上，两人也步调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婚姻形成后，田汉的“多情”似乎收了口。过去那种在感情上漫不经心、容易移情的状态少见了。两人在复杂的政治与文艺环境中共同前行，经历了战争、解放、政权更替，也一起见证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起步。

然而，早年情感上的种种选择，却不可能像翻页一样轻松了断。对易漱瑜，他一直带着愧疚；对黄大琳，他欠一份安稳生活；对林维中，他既有责任，又有怨怼；对安娥，则既亏欠又依赖。四段婚姻像四根绳子，一头拴在他的心上，一头拴在不同女人的命运里。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事业地位不断提升，但也在政治风云变幻中承受压力。1966年之后，他遭到冲击，身心消耗严重。1968年，他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岁。当时的状况，决定了他的离开并没有得到一个隆重、规范的告别仪式，许多应有的礼遇都没有落实。

安娥在之后的八年里，身体每况愈下，常年卧病在床。她未必有力气大段地写回忆文字，但在创作中，不自觉地把许多往事投射进去。《山河恋》《白蛇传》《追鱼》《情探》等戏曲作品间或可见她对爱情、对命运、对人生无常的独特体会。很多熟悉内情的人，一看就明白，这里面有她对田汉的回望。

1976年，安娥病逝。到这里，田汉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位伴侣，已经陆续离开人世。易漱瑜早亡于二十年代，黄大琳后来淡出公众视线，郁郁而终；安娥熬到了七十年代中，但也被长期病痛拖垮。只有林维中，一个在婚姻里受了很多伤的女人，还顽强地活着。

1979年，相关部门为田汉恢复名誉，重新举办追悼会，也算补上当年缺失的一礼。灵堂布置一新，各界人士前来吊唁，悼词中强调他的戏剧贡献、他的革命经历，也提到他作为国歌词作者的历史地位。现场人声低沉，气氛庄重。

就在这样的场合，一位年老的女士走到挽联前，抬头看了一眼田汉的遗像。她曾与这个男人争吵过，控诉过，也深深爱过，更被他伤透过心。几十年过去，许多尖锐的感受被时间磨钝了，剩下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苍凉。

有人记得，当时她站在那里，起初只是轻轻抽泣，手背不停擦眼睛。等到追悼会中有一段念他的生平时，她突然忍不住，发出压抑不住的哭声，整个人微微颤抖。旁边的人想劝，又不知从何劝起。

这一幕，让不少在场的人印象深刻。哭得最厉害的，不是后来的配偶，也不是那些被他提携过的后辈，却是那个被折腾到走投无路、在桂林寒夜里端着冷水泼他现爱人的前妻。感情上的结有时候很残酷，解不开，就只好在时间的尽头，用一场哭声做句号。

回头数一数，田汉的一生，情感路上确实亏欠了不止一个女人。有人骂他自私、优柔寡断，有人替他辩解，说他只是“太重情”，又“太不懂拒绝”。无论外界评价如何，有一点不难看出：在那个时代，文人的性情、个人的弱点、社会的变动、战争的压力，交织在一起，把几个本来都有自己光亮人生的女性，拉进了同一场复杂的情感漩涡之中。

命运有时就是这样不讲情面。有人用一生守一人，有人匆匆来又匆匆散，有人耗尽青春只换来一纸离婚协议。到头来，站在灵前放声大哭的那个身影，既不是最早的伴侣，也不是最后的知音，而是那个在半生纠葛里反复挣扎、始终放不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