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姚秦川
1938年，西南联大迁徙昆明。当时，昆明的校舍一时间难以接受那么多学生，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恰好在昆明街头邂逅一位朋友，对方告诉他，在蒙自，有许多闲置的房子可作为校舍和教室。
蒋梦麟于是第一时间前往蒙自考察。考察完后，他觉得蒙自虽然是座小城，但设施并不落后。当时，他还给人在香港、时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的叶公超发了一个电报：“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均佳，堪作校址。”叶公超也很支持蒋梦麟的想法。
不料，蒋梦麟的提议却遭到包括浦薛凤在内的部分清华教授的反对，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蒙自有军用机场，如果战事蔓延到云南，“敌机飞至，必玉石俱焚”。最终，联大本校部留在昆明，蒙自分校只迁驻了文学院和法商学院。
作为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也随文学院一起迁往蒙自。然而，闻一多却非常不习惯蒙自的伙食，倒不是伙食太差，盖因对于一贯“重口味”的闻一多来说，蒙自的饭菜味道实在太寡淡了。
闻一多后来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专门提及此事：“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地说：‘我说了要败，你看吧！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时，于我们简直活受罪。”
当时，闻一多住在歌胪士洋行二层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内的摆设非常简陋，只有一床、一桌、一椅、一油灯，仅此而已。不过就算如此，并不是所有教授都能住在洋行里，闻一多当时的邻居有陈寅恪、郑天挺、刘文典、朱自清等。
到了蒙自，闻一多便一头钻进小房间里，按照研究计划，埋头从事研究工作。每天晚饭后，同事们都到南湖沐风赏景，只有他独自沉醉在《诗经》《楚辞》的华章之中。时任联大教授的郑天挺见他如此，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结果，时间不长，“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就在西南联大校园传了开来。
虽然闻一多蛰居斗室，足不出户，却始终忧国忧民，时刻关心着抗战的局势。到蒙自时，抗战前线状况实在不佳，但闻一多对抗战始终持乐观态度。他在给胞弟闻家驷（联大外国文学系法国文学教授）的信中说：“对于抗战，兄向抱乐观，暂时忍此痛苦，不久即可重见天日也。”
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还欣然承担了西南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南湖诗社的指导工作。当时，社员写好诗歌，交给负责人刘兆吉或向长清，经过他们编辑后制作成壁报，张贴在校舍的墙上。“我们选了一部分给闻、朱（自清）两位指导教师过目，他俩也称赞是好诗。”后来，文法学院迁往昆明，南湖诗社也自然结束了，但社员们继续活跃在联大的各类文艺团体中，成为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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