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二战末期，日寇炮灰们的历史留影！

记住这些侵略者的嘴脸、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勿忘国耻！

图一：日本海军航空队飞行员小川清，1944年服役于太平洋战场，隶属第343海军航空队（“剑部队”），驾驶‌零式舰上战斗机（A6M Zero）‌作战。

1945年5月底，21岁的小川清在冲绳战役期间执行特攻任务，驾机撞击美军航母“本宁顿号”，最终机毁人亡，成了日寇侵略战争的殉葬品。

图二：日军朝鲜籍飞行员‌三山文博，其原名为高敬永，因其出生时，朝鲜便早已沦为殖民地，故而被迫改日本名。

其曾在日本京都学习药学，深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助纣为虐，竟于1943年自愿加入日本陆军航空兵。1944年晋升为少尉，1945年5月才25岁的高敬永驾驶一式战斗机（Ki-43）执行神风特攻任务，在冲绳海域撞击美军舰艇毙命，

整个二战期间，约20万朝鲜人被征召入日本军队，其中数百人成为飞行员或航空技术人员。许多朝鲜籍飞行员在战后被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分别追认为“战争受害者”或“殖民体制下的牺牲者”，其身份长期处于历史争议之中。

据记载，高在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前夜，曾向基地附近餐厅的老板娘透露自己的朝鲜人身份，并为她演唱了传统民谣《阿里郎》。并未忘却自己故国与身份，却甘愿为侵略者去送死，实在令人费解。

图三：台湾籍日本兵合影。1895年至1945年，50年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逐步废除汉姓汉语，强制推行日语教育与日本国民身份认同。1941年，日本更在台实施“特别志愿兵制度”，以“志愿”名义招募台湾青年。

随着战局恶化、兵源进一步紧张，1943年，日本开始在台全面推行“征兵制”，台湾汉族与原住民均被纳入征召范围，正式入伍成为日本陆海军士兵。据有关资料统计，1943–1945年间，约‌43万台湾青年被征召，报名人数竟多达60多万，部分落选者甚至因绝望而自杀。可见日本“皇民化”思想荼毒之深！

‌值得提出的是，台湾原住民与汉族青年被征召后去往了不同战场。原住民因擅长丛林作战，被派往菲律宾、新几内亚等太平洋战场。而汉族青年则主要被编入陆军步兵、工兵、后勤部队被投入中国战场（如武汉会战、淞沪会战）。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多数台籍日军被遣返，部分被盟军列为“战犯”受审，少数被供奉于靖国神社。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二战时期，仍有部分台湾青年选择加入‌了1939年成立于浙江金华的台湾义勇队‌，回归祖国投身抗战。

图四： ‌赤木幸夫，二战时期日本第72神风特别攻击队少年飞行员。17岁便在1945年5月底执行神风特攻任务时被美军舰炮成功超度。

‌1943年，其15岁时便加入了日本陆军青年飞行兵训练计划，后被分配至福冈县立花台空军基地接受飞行训练。1944年5月被调往朝鲜平壤，驾驶Ki-51“百式司令部侦察机”（日军称“九九式突击机”）进行战斗训练。

‌1945年2月，其所属部队被编入第72神风特别攻击队，任务为驾驶改装为自杀式攻击机的九九式突击机撞击美军舰艇。

图五：日本陆军朝鲜籍飞行员川田清春（原名罗永宇）。

其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曾就读于京城帝国大学（今首尔大学）法律系。后于1943年7月自愿加入日本陆军航空兵并在日本福冈县田川飞行学校接受了5个月的飞行训练。毕业后遂被编入日本陆军第五航空军，任二等飞行尉（少尉），负责驾驶Ki-45“屠龙”重型战斗机‌。1945年5月底，在日本静冈县大井川上空，23岁的罗永宇在执行拦截美军B-29超级堡垒轰炸机任务时，主动撞击美机，最终毙命。

其行动属于‌陆军主导的特攻战术‌，不同于海军“神风特攻队”的舰艇撞击模式，但本质都是战争末期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的强制性自杀攻击。

罗永宇曾私下表示过反对“特攻”理念，但因殖民地身份及军法压力，无法拒绝命令，最终还是成了日军侵略野心的炮灰。

图六：日本国防（爱国）妇人会成员‌正在与她们的教官互敬军礼。

该组织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志愿者团体”，而是由日本内务省、皇室与军方联合推动的一种国家动员体系，旨在将女性全面纳入战争支持系统。其核心职能包括‌后勤支援、精神动员‌、思想控制‌、战时生产‌等。

至1945年日本战败，该组织会员总数超过2000万人，几乎涵盖全国所有成年女性。其活动直接支撑了日军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的后勤与士气体系，被历史文献视为日本军国主义国家总动员的关键一环。

图七：1945年8月，一名日本飞行员登上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协助盟军舰队驶入相模湾和东京湾，以举行日本投降仪式。

日本飞行员登上该舰核心原因是作为日本投降代表团的技术辅助人员，协助盟军舰队安全、精准地驶入相模湾与东京湾，以确保投降仪式的顺利举行。

日本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尤其是长期执行本土防御与海上导航任务的人员，对东京湾及相模湾的水文条件、暗礁分布、航道深度和旧有防御布防了如指掌。在缺乏现代GPS的1945年，由熟悉地形的日本飞行员引导盟军舰队，可最大限度规避雷区、浅滩与未清除的水下障碍，保障包括“密苏里号”在内的庞大舰队安全抵达指定锚地。

‌选择飞行员而非海军军官，是因为航空兵在战争末期仍保有高频次、长距离的海上导航经验，其训练体系强调精确坐标定位与无线电通信，比传统舰艇军官更适配此任务。

图八：准备执行自杀性攻击任务的日本神风敢死队队员正在系鉢巻。

鉢巻并非普通头巾，而是日军极具仪式感的‌一种精神动员符号‌。通常由白色棉布制成，有时书写“必胜”“天皇陛下万岁”等字样，佩戴于头盔之下。实际是以武士道“毫不留念的死”之哲学来压制驾机赴死飞行员的恐惧，强化其忠诚与决绝的氛围。

‌1944–1945年太平洋战争末期，日军组建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多为17–22岁的青年，这些炮灰仅仅接受数周训练后便被迫执行单程自杀任务。系“鉢巻”常发生在起飞前的简短仪式中，由长官或同袍亲手为其缠绕，无声胜有声，以此刻意营造庄重告别‌氛围，麻痹飞行员，让其安心上路。

图九：日本海军飞行教官伊藤清正在给见习飞行员讲解飞行技巧。

伊藤清正，1939年入伍，1943年11月因击落32架敌机，战功显赫，被调回日本本土，转任飞行教官。

1943年起，日本海军因太平洋战场飞行员大量损耗，被迫将资深作战飞行员转为教官，形成“老兵带新兵”的应急模式。而见习飞行员（飞行训练生）多为17–19岁青年，经“飞行预科练习生”制度选拔，接受6–8个月高强度训练，淘汰率超70%。训练内容以零式舰上战斗机（A6M）为主，强调低空突防、俯冲攻击与编队协同，但燃油与备件短缺导致实飞时数不足，实战生存率极低。

难能可贵的是，伊藤清尚没有被彻底洗脑，尚存良知，并不支持“神风特攻”理念，曾私下告诫学员：“活着回来，比死在天上更重要。”

1945年8月15日，伊藤清完成最后一次飞行训练任务，未参与任何特攻行动得以幸存下来。#二战#​#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