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称在中国挣一千万要交六百八十万税，美国只需四百万税吗？

1950年前后，福建福清的一个清晨，码头边潮水退去，礁石裸露，一个中年男人蹲在岸边，久久不肯起身。有人走近问他在看什么，他喃喃一句：“那船若是不沉，我儿子这辈子，就是另一个命了。”这个人，就是后来被人记住的曹同璋，曹德旺的父亲。

这艘船，装着一家人从上海带走的全部家产。1948年前后，局势急转，身为上海某著名百货公司股东的曹同璋，咬牙把祖上积攒下来的财物全部打包，分装在两条船上，一条载货，一条载人，从上海往福清老家赶。人平安到岸，货船却在途中失踪，最后传来的消息，是“船没了”。

那时候，没有所谓保险赔付，也没有人替他主持公道，一家人刚到岸就从富裕跌进贫困。对旁人来说，这是一桩沉船事故；对曹家来说，却是命运的分水岭。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曹德旺与“钱、风险、制度”之间那条说不清、理还乱的线，慢慢拉长。多年后，他说出那句“在中国挣1000万交680万税，在美国交400万”的话，听起来刺耳，背后却有漫长的铺垫。

一、从失学少年到“玻璃厂管事”：命，是一点点熬出来的

1946年，曹德旺出生在上海，比起战火中的普通人家，他的降生环境算得上体面。可几乎在同一时间，他父亲那艘“沉了的货船”，已经把这份体面提前宣判为“暂时的”。

回到福清，家道急转直下。到曹德旺九岁那年，他才背上书包进学校。读书的日子并不长，因为家庭负担沉重，小学勉强读完，他就不得不退学回家。

少年曹德旺，很快走上了谋生这条路。十六岁开始，他跟着父亲在民间做些倒腾生意：烟丝、水果、杂货，只要能赚几个钱，都敢去碰。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这类买卖很容易被认定为“投机倒把”，一旦被抓，很可能面临拘留乃至坐牢的风险。

可没别的路。家里要吃饭。明知有风险，还是得咬咬牙，“今天再跑一趟，明天再说”。

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这个没读完小学的年轻人，干过修理工、做过厨师，也试过搞种植，几乎什么赚钱的活儿都摸过一遍。不得不说，这一段经历，看上去杂乱，却给他留下了两个宝贵的东西：对“成本”和“利润”的敏感，还有对环境变化的警觉。钱难赚，风险大，这些感受刻进了骨头里。

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他手头总算有了一点积累。算账一看，大约五万元。那个年代，城里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十元，这笔钱在普通人眼里已经是一辈子都不敢想的“巨款”。身边有人劝他：“有这钱，安安稳稳吃利息，够过一辈子了。”

曹德旺却不认这个理。他没忘记那艘沉船，也知道所谓“家业”，在大风大浪面前不值一提。钱躺在那儿，迟早会缩水，只有流动起来，才可能变成更大的东西。

二、“汽车玻璃”的缝隙，是他看到的第二艘船

进入八十年代，中国的气氛已经和他少年时完全不同。改革开放刚起步，民营经济开始被鼓励，很多乡镇企业从“吃大锅饭”向承包经营转变。

1983年，三十多岁的曹德旺做了一个决定：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本金拿出来，承包下福清本地一个濒临亏损的小玻璃厂。

这个玻璃厂原本做的是异形玻璃，产品不算差，但品种老化，市场需求又在变，厂子连年亏损，工人们心思不稳，领导层也没什么主意。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厂能有人愿意接，算是“接盘侠”；对曹德旺来说，却是第二次“押全部身家”的机会。

承包之后，他没有沿用旧路子，而是开始调整产品结构，算细账、控成本、盯质量，能精简的精简，该投入的投入。那几年，乡镇企业的管理说不上多规范，他却一头钻进去，把账本翻得一页页发亮。

几年的折腾，这个原本连工资都发不出的小厂，慢慢扭亏，开始有了盈利。

真正决定他命运走向的，是对汽车玻璃这块市场的嗅觉。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量进口汽车进入中国，但当时中国的道路条件非常一般，城市之外，柏油路极少，乡镇多是土路、碎石路，车子稍微跑得多一点，玻璃就容易磕碰、炸裂。

有意思的是，那时候汽车玻璃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不少国内玻璃厂根本没有能力生产符合标准的汽车玻璃，所以维修成本极高。一块玻璃，成本大约一两百元，进口到国内，价格往往飙到上千。这差价，已经不能简单用“贵”来形容，而是赤裸裸的“暴利空间”。

曹德旺跟玻璃打了几年交道，很快意识到，这里有条路可以走。他想明白一件事：如果能在国内把汽车玻璃的技术和工艺做上去，不仅给车主省钱，对国家外汇支出也是一块可观的节约。问题是，以当时国内现有的设备和配方，要想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汽车玻璃，差得还不止一点半点。

转型意味着大额投入，而且极可能失败。不过，对这个曾经每天和父亲提心吊胆倒卖货物的人来说，“不确定”并不是新东西。

为了上这条线，他和家人勒紧裤腰带，把利润一再压缩，从国外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引进设备不算完，还得请人。他从全国高薪招揽相关技术人员，有搞工艺的，有懂配方的，还有对国际标准熟悉的。

实验室里，失败是家常便饭。有人劝他：“这玩意儿太烧钱，再这样折腾，厂子都得搭进去。”曹德旺只是回一句：“只要有一次成功，前面一千次失败就不算啥。”

很长一段时间里，试片一块块打出来，又一块块被否定。直到做出第一批达到要求的合格汽车玻璃，他才真正松了口气。福耀玻璃的雏形，也由此成型。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这家起步于小镇的玻璃厂，越做越大，业务越做越细，最终成长为国内汽车玻璃行业的龙头。几十年里，风浪不断，政策、市场、汇率、原材料价格全都变，各种麻烦接踵而至。外界看到的是规模和数字，当事人心里清楚，有些年，为了保住企业，他几乎是用命在顶着。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做大之后，税收自然随之增加。曹德旺对纳税并不躲闪，他曾公开表示过，自己的企业利润里，大约有六成以上是交给国家做税收，这个比例，对很多企业主而言，已经算是“极重负担”。

可他没有选择通过各种灰色操作去逃税、避税，而是按政策老老实实去做账、缴税。在那个不少人还在打“擦边球”的年代，这种态度引起了很多讨论。有人觉得他“不精明”，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认账”的姿态。

三、跨过太平洋，看的是税率，更是制度的差别

九十年代初，福耀玻璃已经在国内站稳脚跟，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大约在这一阶段，曹德旺做出一个让很多人惊讶的动作：把福耀的生产线直接搬一部分到美国去，在对方的土地上办厂。

按当时不少人的看法，这个决定挺“冒进”的。那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不多，更多企业是通过出口产品来参与国际竞争，真正去美国设厂的民营企业凤毛麟角。

美国方面看到福耀要来办厂，很重视。一方面，他们希望吸引投资和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看中中国制造在成本和效率上的优势。为了留住这家中国来的玻璃厂，当地政府在土地、审批、配套等方面给出了不少便利，更关键的是，在税收政策上给了相当的优惠。

有媒体后来问他，在美国办厂和在中国办厂，感受有什么不同。他说得很直白：“在中国挣1000万，要交680万的税，在美国，挣同样的钱，只需要交400万。”

这句话一经传出，立刻被媒体放大。对不少普通人来说，这数字对比太直接，甚至有一点刺眼。有人疑惑：“那他是不是更愿意去美国挣钱？”也有人发问：“是不是美国对企业更好？”

这里面，有必要把背景捋一捋。

中国和美国的税制结构不同，计税口径也有差异。中国改革开放后，税制几经调整，企业既要交增值税，也有企业所得税，加上各类附加、地方税费，叠加起来，对利润较高的制造业企业来说，确实会显得比较“沉”。

美国那边，联邦税、州税、地方税叠加，但在吸引投资时，当地政府常常会通过减免部分税种、降低税率等方式，给企业“打折”，特别是对于能带来大量就业的制造项目，优惠更明显。曹德旺所说“少20%”，就是在这个前提下算出来的大致差额。

有一回，在场记者追问：“那你是更喜欢美国的营商环境吗？”据一些公开报道，当时他笑了一下，说：“各有各的规矩，我只是在算账，不是站队。”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挺耐人寻味。

在美国，福耀的工厂发展得不错，但曹德旺并没有因为税负更轻，就把国内的业务收缩甚至转移。相反，他始终把中国视作企业的根基，生产和投资的大头依然留在国内。

有观点认为，税差的存在，让他在美国的利润更“干净”，但他没有把这部分钱全部装进口袋，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捐出来。

公开资料显示，他将自己在美国工厂节省的那一部分税金，相当大比例地投入到了国内的公益和慈善项目里，包括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对他来说，税少交了一块，但并非全部握在手里，而是通过另一种渠道回流到自己更在意的那块土地。

对于外界一些“忘本”的质疑，他的态度一向比较直接：企业在哪里缴税，遵守的是当地的法律，这是做生意的基本逻辑；至于感情和责任，最终要看真正愿意为谁付出。

就这样，一个从失学少年熬出来的民营企业家，一边在国内承担高负荷的税收责任，一边在美国利用制度红利扩展版图，再把节省下的一部分，通过慈善方式投回国内。这个路径，看起来有点拧巴，细想之下，又自成一套逻辑。

四、税、责任与选择：一句“680万”和“400万”背后的意味

回到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在中国挣1000万，要交680万税，在美国只需要交400万。”

许多人听完，第一反应是对比的刺痛感。税多了是不是不合理？税少了是不是更有吸引力？

从纯粹算账的角度看，任何企业家都会精打细算，哪边成本低、回报高，就会多投一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理性。曹德旺敢把这个数字摊开来说，本身就带着一种“坦白”：企业家不是活在真空里，他的一举一动，都绕不开制度框架。

不过，光看数字是不够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用税收支撑起的是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和各项公共服务。对于一个从穷苦年代走来的人来说，这些变化有多大，他心里极有数。

也正因为这样，他没有利用各种灰色空间去规避税负，而是选择在政策范围内“多做一点”，甚至在企业盈利良好的年份，主动提高捐赠力度，用“公益”去参与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建设。

有人说他“会算账”，也有人说他“有情怀”。这两句话放在他身上，都不算错，却都不完整。更贴切一点的说法也许是：在税收、企业利益和个人责任之间，他试图寻找一个可以自洽的平衡点。

那个九岁才上学、读完小学就辍学的孩子，早年在街头巷尾算的是几毛钱的差价；成年后，在玻璃厂里算的是原材料、人工、损耗；创业成功后，他开始算的，是各国税率、政策环境和公益投向。算来算去，最后还是落在一个“值不值”的问题上。

在美国少交的那部分税，他没有完全视为自己的“额外所得”，而是有明确的去向。与其说这是“精明的投资”，不如说是他对于“钱从哪里来，又要流向哪里”的一种个人理解。

回头看，曹德旺的这句“680万”和“400万”，表面上是关于税率的比较，实际牵扯出来的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在时代浪潮中的位置：既要面对全球竞争的现实，又逃不开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和责任。

从上海到福清，从沉船到工厂，从异形玻璃到汽车玻璃，从国内税单到跨国布局，这条路并不平坦。一路走来，争议不断，赞誉也不少。评价可以不同，但有一点很清楚：他所有的观点和选择，都不是凭空生长，而是在几十年摸爬滚打、一次次“押上全部”的经历里，一步一步拧出来的。

那艘当年装着全家身家的货船沉了，终究没能打捞回来。许多年后，他把另一些东西稳稳地留在了岸上：一家撑起全球汽车玻璃行业重要一角的企业，一叠叠写得清清楚楚的纳税记录，还有一份说不出口、却反复通过行动表达的取舍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