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百岁宪臣阴子淑‖刘德元

百岁宪臣阴子淑

刘德元

历史上无数清廉官吏都把体恤民情、除暴安良、节俭清贫作为毕生恪守的准则。明代内江进士阴子淑正是这样一位官员，他不仅在执政、教育、诗书、军事方面卓有成效，而且致仕退休后以“兴义善举”而名动于世，民间为其建生祠，先后有8部志书为其立传，邑令为其建坊曰“百岁宪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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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化进士，初仕金州

阴子淑，字宗孟，祖籍湖北崇阳。明正统二年（1437）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阴子淑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城一个殷实之家。

阴子淑自幼端重，不好嬉弄，中年以后仰慕陆九渊、王守仁等名士大儒；他家境殷实却芒鞋布衣，每到田边地头，见到长工干活便束衣绾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与长工们唠嗑家常，直到35岁时，才于成化八年壬辰科中二甲进士第十九名（《四川通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先入吏部主事，后外放做官，其履历大致四迁，即：首知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二知荆门州（今湖北省荆门市），三擢江西佥事转浙江佥事，四迁贵州按察副使。70岁时，阴子淑依制“寻谢政归，优游林壑，赋诗有冲然之趣。九十九卒。邑令为建坊曰‘百岁宪臣’”（民国《内江县志》）。

时间回拨到公元1476年（明成化十二年），这年七月，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商辂等建言时政，其中有三项重要内容即：增赋税，纯民风，足军饷。宪宗诏令施行。七月二十六日，已任吏部主事多年的阴子淑与户部右侍郎程万里、兵部右侍郎马文升等一起被放陕甘。阴子淑知陕西金州。金州是苦寒之地，北靠秦岭主峰，南依大巴山麓，历来民风陋俗，攀比斗靡之风盛行，如清康熙《兴安州志》（兴安州即今陕西省安康市）记：“时州中婚丧多铺侈，延僧请道，竞相斗靡，甚有倾家败产者……”阴子淑到任后，首先移风易俗，尔后强化治安，严禁赌博、私斗，年内“风俗为之大变”。接下来，他又以雷霆手段破除地方豪强偷漏“徭役”的潜规则，不论贫富一律按人头“均徭役”，百姓以“万民伞”敬之。特别是对“赋税”的征收，历来是朝廷对地方官员的重要考核内容之一，对此，阴子淑更是想方设法“减民之负”，把那些确实缴不起赋税的特困户应该缴纳的部分，分摊到族人头上，由族人代缴、代输“尝为族人代缴、代输，冗费悉出橐中”，这样既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减轻了穷人负担，在整体上维护了地方政府的稳定运行。三年下来，经朝廷考核，金州由“难”（社会治安乱）、“疲”（税粮滞纳过多）的下等州县调整为“冲”“繁”之中等州县。随后，阴子淑由陕西金州知湖北荆门。

二、二仕荆门，政绩卓勋

明成化十五年(1479)九月，阴子淑在金州任上3年秩满，因其功绩“卓勋”迁知荆门州（秩正五品），隶河南布政司。据清乾隆《荆门州志》记载，阴子淑到任后，快刀斩乱麻，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兴学校。阴子淑初到荆门，即竖贡举题名碑，以激励荆门读书人上进；他关怀教育官员，重建儒学训导住宅，在州城内建社学，学额60名，附读学生达359名。

二是修桥筑城。荆门地处汉江平原腹地，境内溪流密布，一到汛期，百姓流离失所。阴子淑到任后，两年之内，建木桥3座、石桥2座；修葺旧城墙，围城九里三分，为荆门百姓交通出行提供便利，消弭危及百姓安全的旧城墙，“二年之内，百废俱新”。

三是建陆祠。陆祠即陆九渊祠。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抚州金溪（今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人，宋乾道年间进士，“陆王学派”创始人。阴子淑一生尊崇陆九渊和王守仁。他到任不久，即在蒙、惠二泉交汇处建陆祠（亦称二泉祠），兴建孔庙学生宿舍、荆门会讲堂，常与秀才举子们研讨经史、明晰理学，创建荆门乡贤祠以供奉历代荆门籍德高望重的名士。二泉祠建成后，他广集文物，题咏名贤，唐有宇文鼎、李德裕、沈传师、牛徵、刘次山，宋有欧阳修、苏洵、苏轼、孙仅、孙敬翁及元、明诸公的诗画，“篇章甚夥”“凡所考辨，俱甚精审”。更具玩味的是，他还自题《蒙、惠二泉》诗悬于名贤之侧：“我爱蒙与惠，清冷常四时。冲襟尘不染，对此自相宜。谁启蒙山秘？长流不计时。道从川上悟，岂独濯缨宜。”由此，二泉祠迅速成为荆门文人雅士的会聚之地。他们在此品鉴书画、交流学术、吟诗作画，彰显出浓厚的文人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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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阴子淑还表彰节义，劝谕百姓奉行家礼家法，使荆门州风俗归于淳厚，社会治安稳定。对此《荆门州志》如是记述：“政暇即与诸生讲论经义。朔望集里老于明伦堂谕以为善获福之报。毁淫祠，表节义，举行家礼民，有‘循良十咏’以美之。郡人立有去思碑记，崇祀名宦。”此记全文不到60字，却不乏“政暇”“朔望”“家礼”“循良”等溢美之词。尤其是“循良”之名，是正史（方志）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在民间语境里，“循良”（循吏）又指青天大老爷。在他离任不到一年，“邦人为立生祠”。在明代，为地方官员配享生祠，其意义在于：一是个人崇拜的象征，二是对官员的一种道德约束，三是使得官员在任期间的行为更加受到民众的监督和期待。由此观之，阴子淑在荆期间的政绩可见一斑。

三、擢升佥事，西湖秉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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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明弘治元年（1488）朱祐樘即位，时年51岁的阴子淑由荆门州迁按察司江西佥事。在江西，他听闻王守仁在赣州讲学，不顾自己年长“小王”半轮花甲的体面，决心前往拜师学习，怎奈启程途中接到朝廷诏书，将他调往浙江。在浙江签事任上，有一段建湖心亭的佳话流传至今。说的是阴子淑刚刚到任，即按例巡察西湖治安，当他所乘船只将要靠近湖心寺时，不料却遭寺僧阻挠“杜门不纳”，阴子淑颇觉蹊跷，断定寺中定有猫腻，经走访游客，俱言寺僧不仅把持山门，而且常有欺男霸女之事，闹得游客不敢靠近。阴子淑察觉后，带兵强行登岛，果然在寺中柴房查到荤腥之物及方丈室内多名被拐妇女，阴大怒，下令拘拿方丈，夺其度牒，驱逐恶僧、假僧，将湖心寺改湖心亭并亲笔题写亭名，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游览。这事被后来明末清初的文学大家张岱记了下来，名《西湖梦寻•湖心亭》：“湖心亭旧为湖心寺……明弘治间，按察司佥事阴子淑，秉宪甚厉。寺僧怙镇守中官，杜门不纳官长。阴廉其奸事，毁之，并去其塔……”

文中所说“秉宪甚历”即依法办事。可见阴子淑办事果断，深得民心。其实阴子淑在浙江的政绩远不止这些（如提督银矿，罢课税、塞私矿，减民负等），限于篇幅，跳过不谈。

四、提调贵州，名存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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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弘治十年（1497）可谓多事之秋。北有京师、山西等地频发地震，以及蒙古王子部兵犯边境；南有贵州境内土司叛乱，波击西南地区。这时年秩花甲的阴子淑临危受命提调贵州按察副使“备兵都清”，奉旨平定铜仁土司叛乱。他到任后，分析形势，探明敌情，趁敌不备夜袭土司营寨，生擒王向、阿仇（二土司）并枭首示众。这一举动，雷厉风行，震慑诸夷，令周边土司闻风丧胆，莫不俯首诚服；这些历史光点，在贵州现存明代3部通志中多有记载，并列入省级“名宦”。其中，嘉靖《贵州通志》：“阴子淑 内江人。”万历《贵州通志》：“阴子淑。内江人。弘治十年任。备兵都清，善谋多智，娴武略，尝示人以不测，即左右莫之知也。如谈笑擒王向、阿仇二酋，磔之麾下，诸夷凛凛，莫必其命。”郭子章《黔记》：“阴子淑，字宗孟，内江人，成化壬辰进士。知荆门州，鲠介不阿，肇建学宫，载建陆文公（陆九渊）祠于蒙惠二泉，士习丕变，邦人为立生祠。弘治十年迁贵州副使，备兵都清，善谋多智，尤娴武略，人不可测。”尤其是万历《贵州通志》记阴子淑“笑擒二酋”并斩其首的壮举，以“善谋多智，娴武略”令“诸夷凛凛，莫必其命”这样的记载，令人折服。

话到这里，需要宕开一笔的是，阴子淑在平定铜仁土司叛乱后，遂联合按察使陈尧上《改设铜仁县疏》请求“改土归流”，“将铜仁长官司改立一县，隶铜仁府管辖”以削弱土司势力，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政权。不久，这一方略为朝廷采纳，按下不表。

此外，关于阴子淑在黔期间的政绩，不仅省志大书特书，而且万历《铜仁府志》也有记载。这种省、府两级对同一名官员的记述，据笔者查阅，在其它旧地方志中少见。按地方志规则，志书为人物立传，一是本籍人物，二是客籍人物。然而，阴子淑既非（铜仁）本籍，也非客籍（按籍贯上溯三代，阴子淑为四川省内江县人，工作单位是贵州省府，属“省级”官员，政绩当入省志“名宦”），但是《铜仁府志》为了标新立异，另开先河，不仅为阴子淑立“名宦”志，而且“艺文”志也记之，这样看似与常规多有不合，但体现了儒家文化“以文化人”的古典涵义。试举二例：

其一，“名宦”志记云，阴子淑“行部此邦，多所题咏，而迁圣一记，大阐文风”。志中言明，阴子淑对于铜仁的文化贡献尤巨（大阐文风）。其中尤以《迁圣记》一文对于移风易俗的巨大作用。《迁圣记》即阴子淑《铜仁府圣像记》，该文收录于万历《铜仁府志》。另外两部贵州省志也做了收录。一是万历《贵州通志》卷21《艺文志·记》，题名《铜仁府圣像记》；二是曾经担任过贵州巡抚的郭子章所作的《黔记》，但改题为《圣像记略》。似此两部省志和一部府志不约而同地收录，即可以看出阴子淑在黔期间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铜仁、贵州，乃至有可能影响西南及朝廷。

其二，《铜仁府志·艺文》录诗选二。

《次铜仁》：“郎溪烟雾接乌罗，处处峰峦带雨过。几段畲田山客火，数掾茅屋洞民窝。俗缘祭鬼多抛业，人为归王始息戈。一百年来声教遍，喜闻玩梗尽销磨。”该诗首先描绘铜仁的美丽风光，但与之不相称的是祭鬼风俗及其导致的产业抛荒，见此情境，阴子淑表示要“人为归王始息戈”，希望对这样的“祭鬼风俗”加强“王化”移风易俗，最后则是文明的兴起：“一百年来声教遍，喜闻玩梗尽销磨。”其中“声教”一词反映的是儒家对于儒家文明教化流传四海天下的追求向往。可见阴子淑对儒家文化的探究之深？

《思南道中》：“阴雨初晴鸡乱鸣，轺车行处未天明。岚深只说山无路，林静还闻水有声。一曲镜湖何处乞，数茎霜鬓此中生。仆夫莫惮驱驰早，已有田翁接陇耕。”这首诗是阴子淑在平定“向阿之乱”后去思南府（今铜仁市辖县）考察途中所作。诗既歌颂了思南山水田园风光，也从一个侧面看出他勤政廉洁的工作作风，尤其是“轺车行处未天明”句，阴雨初晴，天还未亮，作为一个副省级高官的阴子淑，就驾车考察去了，接下来的“邻水疏影”“数茎霜鬓”更是他勤于政事而两鬓染霜的真实写照；“鸡鸣”“轺车”“仆夫”“田翁”，时间、地理、交通工具、人物、情感等意象元素，均保留在诗中，同时也印证了民国《内江县志》称他“赋诗有冲然之趣”的褒扬之辞！

今天，深入探讨这一记载，不仅有助于了解明朝治理贵州乃至西南的历史事实，而且对于阅读史志也多有助益。

五、致仕回乡，义薄云天

阴子淑任职贵州按察副使具体多长时间以及后来是否升迁已不可考究，但他在70岁时致仕（退休）回乡是没有问题的。据民国内江仁义永铅石印制局印刷的《阴氏族谱》记载，阴氏一族自湖北入川，兴义“善举”有其传统，入川第一代阴天舆迁徙内江后，便在封地园山子（今内江市市中区城郊）兴“义山”“义田”惠济百姓，在玉带溪置船“义渡”，时称“园山义田”。

民国内江仁义永铅石印《阴氏族谱》封面 玉江供图

到了武宗正德二年（1507），70岁的阴子淑回到家乡，除了继承祖上义山义田外，还在玉带溪畔（今内江市市中区桂湖街阴家巷）建“仁室”办义诊，施药治病，并有《题新桥仁室》“仁室至今同不朽，当时恻钞竟谁欺”之句为证。此诗上句说他的“仁室”与祖先的“义举”同为不朽，下句说不能以“义诊”名义欺骗百姓，兴办“仁室”的旨义就是“悬壶济世”“医者仁心”！不久，阴子淑在内江办“新桥仁室”的名声便传遍县、州及府、及省。时宣慰司四川签事萧俨在《题新桥仁室》诗中有这样的描述：“药济斯人岁月长，钞常燬赝本真心。玉溪桥畔阴功在，留与儿孙胜积金。”诗中充满了对阴子淑的无限敬意，感人至深。

民国内江仁义永铅石印《阴氏族谱》内页 罗达供图

阴子淑晚年对后辈影响极大，族人中多崇文重礼，学业有成，享有名望者多人，在历代科考中，中举人以上的多达20余人。其中以政绩、德行和著者的身份列入县（内江）学宫内的乡贤祠即有进士3人，举人6人。特别是阴氏第九代阴武卿（1527-1588）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考中进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秩从二品），卒赠太子少保，著有《月溪文集》《阴氏家训》等，可谓“家学渊源，宪章淹贯”（清《内江县志》）。因此，其姓氏又与张、刘、高、马、赵、何、梅等姓氏，同称明代内江“八大望族”。如《内江风物咏丛》“一户膏腴几户分，宗姻多感仲淹恩”，将阴家的功德比作广开义田的北宋名臣范仲淹，“背照民众，柴光流解”。

值得一提的是，阴子淑不仅仕途通达而且高寿，他以99岁高龄仙逝，这在我国历史上的高官中也不多见。从《阴氏族谱》看来，阴氏一族高寿者居多，据说这与其族人热爱劳动、粗茶淡饭有关。曾经身居高位的阴子淑，致仕后以平民自居，不仅兴园山义田惠济百姓，而且亲自参加劳动。对于阴子淑的事迹，前有成都府推官陆湖之（陆九渊之后）作《题园山义田》诗赞“主人何不成消歇，东作西成子又孙”，后有资县教谕夏簇在《题园山义田》诗中有“不见旅田人，见山还下拜”的诗句。前者可以看作，阴子淑的“义举”是他“不成消歇”“东作西成”高寿的因素之一；后者谈到，受惠农人在田间劳作时，不时有人面向园山子（阴家私产）跪地下拜，感谢山的主人给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山的主人也像这座山一样，被当作“山神”受到顶礼膜拜。这在古人充满神话色彩的想象中，我们不难体察到蕴藏其中的时代风俗和文化信仰。

揆诸历史，明清时期，封建体制下的土地是实行私有化且高度垄断，能施“义山”“义田”善举之人，确实需要一颗慈悲仁爱之心，其嘉言懿行“垂范后学，久冠名胄”（民国（《内江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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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35年（明嘉靖十四年）冬月初三，阴子淑在内江“仁室”无疾而终，享年99岁，皇帝旌其政绩，慕其高寿，辍朝一日，邑令为建坊曰“百岁宪臣”。可惜的是，阴子淑政绩坊在清光绪年间扩建城池时被毁（民国《内江县志》有记）。

结语

综上看来，阴子淑从35岁进士及第到70岁致仕退休，从政35年，其间二任知州、二任签事，累迁贵州按察副使，据不完全统计，其政绩有4部省志、2部州志、1部府志、1部县志和1篇名人文章（见上述）为之传记，这在明代地方官员中也不多见，尤其是他“备兵都清”弹压土司叛乱、建议“改土归流”和回乡之义举、乐善好施之品格，乃至高寿之因果，无论从哪面看，都有一种民族大义和精神向度，让人高山仰止！

来源：巴蜀文史

作者：刘德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