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汉化”、“胡化”研究述评

“汉化”、“胡化”之说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种族—文化”观念。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后来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补充道：“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概括而言，文化关系重于种族关系。“汉化”、“胡化”的提法虽产生于上世纪，但其影响深远，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也是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规律之一。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汉化”、“胡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硕，出版了《汉化与胡化：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等多部著作，发表了400余篇学术论文。本文拟从概念与内涵、历史进程及其表现、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2000年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汉化”、“胡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做一简要梳理，为今后深化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汉化”、“胡化”概念及其内涵

迄今为止，学术界专门探讨“汉化”、“胡化”概念与内涵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历史上的“汉化”、“胡化”现象本身比较复杂，不同时期、不同民族所对应的“胡”、“汉”主体也具有不同内涵；二是因为学术界对汉化、胡化的理解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我国民族关系史研究领域已提出“汉化”、“华化”、“胡化”、“夷化”、“羌化”等诸多概念，但尚未对这些概念做出科学界定和明确区分。

(一)“汉化”内涵的解读

“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融入华夏文化的一种现象。对于我国古代汉化的具体内涵，王浩宇已经总结了当前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一是少数民族主动向汉文化靠拢并改造本民族文化的历史现象；二是各少数民族出于政治目的而被动利用汉文化的过程；三是各少数民族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文明化进程；四是“汉化”即“儒化”过程。崔明德提出了是否汉化的“六条标准”。他认为，考察历史上的汉化问题及汉化的程度，主要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设定标准：一是少数民族的主流思想；二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上层人物的合作程度，是否采用汉制；三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水平及生活习俗等方面是否与汉族接近；四是夷夏观念的强与弱；五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是否并用，少数民族是否讲汉语；六是在血统上是否融为一体。

1.对“汉化”内涵的拓展

胡克森在《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士大夫爱国意识之特征》中认为，“汉化”即所有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通通被同化于汉民族之中。“进入中原”是“汉化”的地域条件，“通通”强调的是无一例外，“同化”则表示单向性。这一观点对“汉化”的理解过于绝对化。首先，汉化并不限于中原地区，进入中原也不是汉化的唯一地域条件。其次，汉化是被动接受向主动选择过渡的过程，未必所有少数民族、所有少数民族个人、所有习俗都能汉化。

朱大渭将所谓的“汉化”看作对孔子“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现代化阐释，并指出其实质是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被文化相对先进的民族所“同化”。姜小莉则认为，“汉化”不是单纯的“以夏变夷”，应当是一个动态、互变互化的过程，少数民族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同时汉族也在接纳吸收少数民族中的进步因素。廖国强进一步指出，“汉化”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汉文化因子越来越多，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度越来越高，同时又保持着自身的民族特征和族群认同意识，与“汉”之间保持着或明晰或模糊的族群边界。

综上而言，随着研究的深入，“汉化”具有了更客观、更充实的内涵，不再是弱势文化向汉文化的单边倾斜与依赖，也不只是汉文化的征服与同化，而是一种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政治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性的表述。

2.“新清史”学派对“汉化”解读的偏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一种清史研究学派，即“新清史”。该学派过分强调种族同化与强迫同化，简单认为“汉化”是指其他民族具有了汉族或汉人的包括语言、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特点，甚至直接变成了汉人。针对此类观点，国内学术界发表了不少驳斥之作。

章建在《满族汉化：对新清史族群视角的质疑》中指出，“新清史”意图从满族汉化与其在清代始终拥有独立认同这一矛盾出发否认“汉化论”，但事实上，满族作为清朝统治阶级，其政治地位已经被制度化，已经充分保障了其群体认同的延续。满族的群体认同的存续与满族汉化实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我们可以从章建观点中得到两个信息：一是汉化具有政治目的性，二是政治目的与文化认同并行不悖。李昭勇从自然文明角度反驳“新清史”，将“汉化”解释为游离于农耕文明和中原文化周边的人类群体对先进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的向往和适应，并使自身群体获得较快发展的做法与过程。

(二)“胡化”概念的厘清

新世纪之初，林悟殊曾根据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观念，对“汉化”、“胡化”做出辩证解释。他认为，汉族与其他外来民族文化的融合是中国中古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既是融合，“就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互化过程”。并明确表示，如果一味强调汉化，否认胡化，实际是把“化”只理解为终极质变而否认其量变形态。汉化、胡化同样重要。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学术界的“胡化”研究相对“汉化”而言数量依旧很少，概念纷杂。

1.“胡化”与“夷化”

罗贤佑在《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将民族融合的两种情况分为“汉化”、“夷化”。其中，“汉化”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通婚并融于或同化为汉族的过程，“夷化”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通婚并融于少数民族的过程。但严格来讲，“汉”与“夷”并不对等。据张博泉研究，“夏指中国，华指居于中国的各族；裔指四海，夷指居于四海的夷狄。”也就是说，中原内外分“华”、“夷”，“华”与“夷”不但具有族类、文化区别，还带有地域区分性质，二者以中原为界，相对而论；而“汉”之称谓源于“西汉”，伴随政权属性而产生，又随着汉民族的形成而具有了民族属性，此时的“华”、“夷”对“汉”而言，逐渐产生了多元称谓和专有民族的区别。所以将“汉”与“夷”对等并不严谨。

介永强曾在《唐代胡僧考论》中对“胡”所指具体范围做出界定：先汉之世，“胡”是匈奴、西域的兼称；东汉以降，匈奴浸微，西域遂专“胡”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凡中原王朝北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概称“胡”。依此推断，“胡”应当是一种区域性种族概念，与“汉”之称谓具有相近的民族指代意义。因此，将“胡化”与“汉化”相对应则更为妥当。

2.“胡化”与“汉化”

细数近年来有关胡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多围绕凉州、河朔、河西等地区和魏、齐、周、金等北方政权，很少涉及南方少数民族。这一研究趋势其实间接反映出学者对胡化概念侧重于北方民族的倾向。其原因主要在于：南方少数民族不属于“胡”。林亦修将古代东瓯人进入百越之后的文化演变称为“越化”，廖国强将清代云南的汉族“少数民族化”称为“夷化”，赵树冈研究川西石棺汉墓遗址族属问题时采用了“羌化”。一方面，学术界将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影响统称为“胡化”；另一方面，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多“夷”、“越”，他们又在某些层面影响着汉族，而这种影响又不能称之为“胡化”。我们认为，如果说“汉化”概念淡化了“汉”的历史演变，那么“胡化”概念就是模糊了“胡”的地域界限。现今所讲的“胡化”，也仅仅是学术界对汉族受少数民族影响的一种通称。

严格来讲，将“胡化”与“汉化”相对应，同样也不能完全对等。“羌化”、“越化”、“夷化”等概念同“胡化”概念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对汉族产生影响的一种表述。汉族对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对汉族，其实是“一对多”模式的概念。倘若将“胡化”概念应用到少数民族对汉族影响的所有具体历史现象中，必然经不住仔细推敲，将具体的“越化”、“夷化”、“羌化”研究都称为“胡化”，也难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二、“汉化”、“胡化”的历史进程及表现

“汉化”、“胡化”的历史进程与表现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最直接体现，也是学术界着笔最多的一项研究内容，其研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政权为中心，研究某位帝王或整个朝代的变化历程；二是以区域、民族、文化为中心，挖掘其跨朝代自始而终的变化历程。

(一)政权视角下的“汉化”、“胡化”及其表现

先秦时期，“华夏”是高于夏、商、周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因而有学者将这段历史的变化趋势称之为“华夏化”。秦、汉之际，“汉人”称谓始出现于史册，但以“汉”来指代民族，则是东晋十六国以来逐步形成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开始迁入中原，建立政权，他们为维系统治、寻求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而融入“中国”，在胡汉矛盾加深的同时也渐次实现文化交流。

1.东晋十六国时期

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曲折反复，甚至对北魏汉化产生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但当前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文章仅有10余篇，深度、力度远不及南北朝时期。

邓乐群将十六国时期的汉化概括为民族族源上的寻根认同、政治制度上的华夷互化、统治思想上的德天相辅、经济领域中的以农为本和文化领域中的尊儒重教。这一提法实际是对汉化表现的内在归纳。何德章指出，鲜卑代国的汉化体现在其首领接受中原王朝“王”之封号，开始出现汉名官职，由部落联盟首领向专制君主转变。

2.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也是学术界对汉化研究最为集中的时期。北朝期间，北魏政权是进程最曲折、影响最深远的汉化典型，颇受学术界重视，研究成果多达70余篇。

马晓丽、崔明德对拓跋鲜卑的汉化历史做了全面、系统梳理。他们认为，拓跋力微至猗卢时期的汉化并不明显，拓跋力微虽与西晋关系密切，但在主流思想文化上却坚守本族习俗和文化；代国国君拓跋什翼犍因居于后赵襄国10年之久而接受了一定的汉族思想，具有较强的汉化意识，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上层认识不统一，也没能成功推行；北魏建立者拓跋珪开始注重吸收汉人入仕，但其内心坚守本民族文化，所以在汉化中糅合了大量鲜卑旧俗，对汉人的任用仅限于“宪章故实”；太武帝时期，变旧俗、行汉化的念头已经引起鲜卑贵族的警觉与强烈抵制，汉化进程再次受阻；直到冯太后、孝文帝时期，鲜卑汉化才步入正轨。赵野春研究孝文帝改革时指出，孝文帝注重文治，全盘汉化，上至政治制度、下达生活习俗均采取强制性措施，包括迁都洛阳、禁用鲜卑语、禁穿胡服、改鲜卑复姓为汉之单姓、胡汉联姻等。但也有学者指出，孝文帝的改革存在很大弊端。比如，牛晓育认为孝文帝实际是以强制、暴力方式完成了汉化，容易造成洛阳政权和北魏北方军事实力的离心，最终造成北魏后期政权动荡。王延武也认为北魏变革没能涉及到军事制度，反而基本保存了部落兵制，既让北魏军队中的汉族将帅难以施展，又为日后北魏政局的动荡留下了隐患。

自六镇起义至东西魏对峙，北朝具有了明显的“鲜卑化”倾向。据李克建研究，六镇设置之初衷在于拱卫平城，颇受历代皇帝重视，但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六镇及其军民地位逐渐下滑；全盘汉化更刺激了部分鲜卑族对旧有习俗和统治方式的固守，六镇起义便是这些人“守旧”、“报复”心态的公开，最终中断了北魏的汉化改革进程。东西魏趁势一度反扑汉化政策。马晓丽、崔明德在前揭文中具体阐述了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各掌权者对待汉化的态度，并指出，西魏、北周对汉化政策的反扑主要体现在恢复鲜卑旧姓、盛行鲜卑语、重用胡人和胡化的汉人、赐汉人为胡姓或汉人改为胡姓等；虽然西魏、北周存在反扑汉化、重新胡化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是对汉化、反汉化进行反思。正因如此，与东魏、北齐相比，它的反扑程度要轻很多，最终在周武帝时期重归汉化轨道。

3.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时期，各民族不断融合与发展。唐王朝以其雄厚的政治、文化实力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突厥、沙陀尤为明显。刘永连指出，突厥的丧葬风俗经历了墓地立碑、墓起封堆、改行土葬、陵园祠庙的变迁，这是突厥在文化内涵上不断汉化的纵向表现。沙陀仅用十几年时间便融入了汉民族。王旭送指出，沙陀主动接受儒家思想及中原文化艺术，与汉人通婚，广泛吸纳汉族精英，利用中原王朝的正统思想构建其政权合法性，推行儒学教育，采用中原典制，进而全盘汉化。其中，沙陀族首领、晋王李克用是整个沙陀得以汉化的关键人物和奠基者，其自身的汉化经历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李玉林的《一代豪酋李克用的汉化》和牛雨的《李克用墓志新考——兼论李克用的官职和汉化》都具有代表性。

唐王朝以其开放性政策包容各族文化，胡风渐染，相较于“汉化”而言，这段时期的“胡化”现象更具有研究价值，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占有相当大比重。就其胡化性质而言，以安史之乱为界可划分为二。安史之乱以前，唐王朝政策开放，在文化习俗、社会风气上融入了胡化因素。戚万法将这些因素划分为：大量胡族在中原的存在和一般生产原料、生活器具、动植物物种的出现；胡族生活习俗、艺术、生产技术的盛行，如唐朝汉人流行胡服、女子喜欢骑马、胡乐胡舞等；思想和制度层面的吸收，如婚姻制度中的收继婚对唐社会各阶层乃至皇家宗室的影响。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胡化趋势各异，甚至影响到晚唐格局，因此学术界着笔较多的还是唐末各藩镇割据中的“胡化”现象。李治涛将唐朝河北地区的胡化分为孕育期(隋末胡族的入侵)、发展期(前唐东突厥的败亡与复兴)、兴盛期(安史之乱之后形成河北藩镇集团)三个阶段。张春海研究了平卢军南下对淮西、淄青的文化影响。平卢军是一支胡化程度相当深的队伍，淮西地区在平卢军人熏染下“胡化”现象逐渐加深、趋于“河朔化”，而淄青地区的平卢军人则胡化程度逐渐减轻，并最终被完全汉化。

五代时期，少数民族的实录修撰也成为汉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谢贵安指出，“实录是汉族王朝为其帝王专修的史学体裁。少数民族政权修撰帝王实录，既是其部落民主制瓦解和帝王专制制度建立的象征，也是其汉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4.宋辽夏金元时期

我国古代10-14世纪的文化交流程度不亚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略显分散、不够深入。

魏淑霞曾对辽夏金政权汉化做出系统研究。她认为，三者的汉化方式较为统一，主要体现在统治者自身的汉化、重用汉人儒士辅政、参学中原王朝儒家治国方略、社会组织的汉化等方面。但在具体发展进程中，不同政权又各有差异。刘美云指出，海陵王通过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来巩固汉化；金世宗则面临着女真力量式微，不得不挽救女真族传统文化的困境，遂引导女真人重新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字。金章宗完颜璟是金朝历史上汉文化成就最高、最致力于推行汉文化的一位君王，胡淑慧认为，完颜璟确立了儒家文化在思想领域、礼仪规范、政治生活中的正统地位，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形成了金朝汉化高潮。

相对而言，党项族迁入西北之后，虽然同样受汉族文化影响，在生产方式、居住形式、风俗习惯上也逐渐发生变化，但史金波指出，西夏统治者内部长期存在的番礼、汉礼之争是其汉化进程的一大阻碍：一方面，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摆脱不了汉族影响，另一方面，党项族仍保留群婚残余。

蒙元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姜海军认为，蒙元政权汉化的最大特征是“儒化”。成吉思汗在征战中俘获金国大儒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晓以儒家治国、安民之道，儒学由此受到统治者关注；窝阔台汗即位后，耶律楚材等金儒继续宣扬与劝谏，儒学更得以长足发展。忽必烈时期是元朝汉化水平最高的一段时期，展龙从士人政策方面具体阐释了他的汉化策略，主要表现在征聘儒雅、量才擢用，兴举学校、造育人才，尊孔崇儒、优渥士人三个方面。但忽必烈在统治后期对汉化的态度具有明显转变，张世红将其原因归结为李璮之乱。伯颜专权是元朝汉化道路的又一次变故，展龙在《元顺帝时期士人政策述论》一文中作出了详细论述。

5.明清时期

陈宝良将明朝的汉化视为对汉唐制度的恢复。他在《蒙元遗俗与明人日常生活》中指出，明太祖号称“胡风”一洗殆尽，却保留了大量元制遗俗：在制度上沿用元制、礼仪尚左，后宫采用三宫并立，“政由吏为”；在日常风俗上也均有浓厚的“胡风”倾向。与其说明朝恢复汉唐遗风，不如说是“汉化”的主观努力与“胡化”的客观事实之间相互制衡。

清朝“满族汉化”一直是学术界争议较大的问题，其主要矛盾在于满汉异质文化的主流究竟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汉化，还是出于民族认同而抵制汉化。郭成康在《也谈满族汉化》中对历代清帝的汉化态度作了系统分析归纳：努尔哈赤对汉文化持有一种本能的敌视、轻视态度；皇太极牢记先世大金皇朝因废旧制、效汉俗而亡国之教训，对汉俗的侵蚀深怀戒心，酌明制立六部仅是他的一种政治手腕；康熙个人一生尊孔崇儒、读经重道，却并没有把这份情感牵扯进政权之中，他警惕汉俗侵蚀，并进一步从文化核心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抵制某些汉族习俗；乾隆主政六十余年，是满汉文化交融极为关键的时期，他对汉文化吸收的广度和深度远超康熙，而且乾隆坚信自己绝对汉化不了。吴建、王卫平则认为，康、乾二帝虽然对维护满洲特性非常重视，但他们在政治上对帝王情怀进行传承与抒发，经济上对重农亲民思想一以贯之，文化上树立重视汉文化的明君形象，这其实就是文化融合的过程。

(二)地域视角下的“汉化”、“胡化”及其表现

岭南地区大致与古百越之地相近。程潮认为，岭南虽与中原王朝接触较早，却在秦王朝统一岭南之后开始汉化，中原人南迁和汉官传教是其汉化的主要渠道。徐心希在前揭文中提到，闽越族的汉化过程历经商周至秦汉时期，在商代晚期已出现重农思想，具有华夏化倾向。谢重光以南宋客家民系和福佬民系的“石壁现象”、“固始现象”为视角，将“追根认同”作为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典型模式。郭秋兰以赣南的教育变迁为切入点指出，两宋时期赣南地区在国家权力、地方官和理学家的努力下趋于教化；宋元之际，畲民曾加入到文天祥组织的保宋抗元战争之中，说明他们对汉族正统文化、国家和中央政权的认同逐渐内化；明初因地方官员管理不力而激起畲民之乱，王阳明临危受命，以剿抚并用之策镇压畲民起义，并利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教化人民，后期畲民逐渐产生对汉人、汉族文化、国家和国家权力的认同，并积极参加科举，畲族汉化自此全面步入正轨。

西南地区的“汉化”、“夷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川、滇之地。王伟指出，白蛮汉化始于秦汉时迁入云南之后，突出表现在对汉文化(儒家文化)的认同，大理建国早于宋却始终以宋朝藩属自居，他们所尊之“王”是宋王(皇帝)而非大理王。廖国强在前揭文中指出，清代云南的汉化体现在“冒籍江南”与改汉姓(再造祖源记忆与族属身份)、吸纳汉俗和封建礼教、吸纳儒学、采用汉族语言和文字；“夷化”则体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流寓入籍者必改姓”。

河陇地区自两汉而成为汉、胡杂居交融之地。王力认为，凉州地处内地文化辐射的边缘地带，羌化势头远胜汉化，形成了汉、羌文化合流的凉州独特文化和民族群体。吕磊进一步指出，凉州兵团“习于夷风”，收缴战俘、吸纳羌胡降兵，这是最典型的羌化倾向。霍志军认为，十六国时期以张骏为代表的汉人作家的文学作品具有典型的胡意象、异域风情、尚武气质，在人际交往、人格气质、情感心态上也趋于本土化。高荣等人专注于河西地区自汉至唐的民族融合研究，认为大部分河西羌人在汉魏已纳入当地郡县(属国)统治体系之内，由“归义羌人名籍册”专门记录；嘉峪关魏晋画像和墓穴中出现少数民族妇女剪发赤足与采桑打碾并存的画面，说明河西羌族农业生产已很普遍；汉代敦煌悬泉简中记载很多羌人改用单音汉姓和汉名。郭永利以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为例，探究了明初西北地区土流参治之下的汉化进程，并认为，鲁氏家族以鲁为姓、取汉名、修家谱，家谱中反映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思想是其最明显的汉化特征。

“河朔胡化”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又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他认为，在唐朝“河北社会全是胡化”，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都与河朔地区的胡化有关。崔明德则认为，河朔地区既有“胡化”趋向，也有汉文化保持和提高的趋向，安史之乱的爆发，藩镇抗拒中央，都与“胡化”和“汉化”的两种趋向有关。杨丽认为，河朔地区自魏太武帝、孝文帝改革以来汉化水平极高；但隋末，突厥、粟特、契丹等少数民族势力先后入驻河朔地区，胡汉异质文化不断碰撞、消长；至安史之乱，河朔地区沦为少数民族统治下的部落藩州，胡化倾向明显：学术上从世族代居传承学术向士庶文人竞奔科场转变，政局上从强宗大族地方参政向为官“中央化”、“异籍化”转变，文化上从重视以儒家伦理为基调的“家风”向“儒道不举”转变。

西域是中外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门户。郑琳指出，曹魏时期的佛教音乐“既有天竺(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元素，更富中原大地民间音乐江南吴歌和荆楚西声。”中亚粟特人自魏晋开始大量入华，至隋唐达到“汉化”高潮。刘慧琴指出，唐入仕粟特人所担任官职类型由特殊技艺者、武官向文官变化，任职地域呈现出自北向江淮、江南延伸的特点，入仕途径也由归附、入质、使节、技艺等明显带有异域民族特征的方式逐渐向门荫、军功、科举等较为常见的方式转化。唐宋元时期，回族先民陆续入华，孙智伟对他们认同中华文化的历史演进作了梳理，认为回族的人格特征经历了唐宋之“华心”、元代之“中州人物”、明清之“回儒”的演变，渐次完成了从外来人向政治上、文化上的中国人的转变。而马天博却认为，元代回回人与汉人整体之间由于社会地位及宗教、礼俗上的原因所导致的隔膜很大，能汉化者为极少数。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重视清代台湾平埔族的“汉化”研究。周典恩指出，清代台湾平埔族因居于台湾西部沿海，长期、频繁与汉人隔岸交往，不论从外观上还是身份认同上都深受汉文化影响。罗春寒也认为，平埔族群是台湾地区最先认同汉文化并最终走向汉化的群体。

三、“汉化”、“胡化”及其影响因素

不同的自然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都会导致“汉化”、“胡化”的发生及其程度差异。近年来，学术界对这部分内容鲜有专文论述，多是作为某一研究成果的组成部分之一，主要集中在自然地理条件、政策干预、迁徙杂居、婚姻关系、个人心态、汉人名儒的影响等方面。

王永杰在《从胡文化“汉化”看生态环境的迁移对文化转型的影响》一文中认为，胡文化的汉化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是政治制约，二是杂居影响；并着重探讨了生态环境的迁移对文化转型的影响。冯莉也持有相同观点，将元代姓氏汉化视为地理因素和政治环境综合作用的产物。魏淑霞在前揭文中指出，辽夏金政权的汉化方式相似，却产生了程度上的差异性，主要是受各少数民族政权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生态环境、民族间经济生产等因素的影响。

刘运动专门探讨了王朝政策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认为南越的汉化很大程度上受到汉王朝政策影响，汉朝通过册封外臣、设立初郡和边吏的声教宣传等措施加速了南越汉化。罗春寒也在前揭文中指出，在影响台湾平埔族群汉化的众多因素中，清政府的土地政策、民族政策最为重要，清代台湾民族关系发展变化与清朝“护番保产”、“汉番隔离”举措有直接关联。

岳东则单独论述了移民作用下河朔北部先胡化、后汉化的复杂历程。据他研究，春秋战国之际，河朔地区已呈农牧混合之势，但就整个区域而言仍以农为主，而唐代的河朔地区经历过三次移民：一是隋末唐初大批突厥、契丹、奚、高句丽、靺鞨等移民内附，二是唐初吐谷浑部落的内附，三是武宗时期回鹘瓦解后大批部落内附，最终导致该地区“胡汉交融”的发展趋势。

曹道衡在《魏太武帝和鲜卑拓跋氏的汉化》中指出，太武帝的汉化策略与汉化程度受其自身态度影响。一方面，拓跋焘大规模征聘汉族士人，说明他不但决心汉化，且有意与当地汉族高门联合统治；另一方面，他又或多或少对鲜卑游牧习性有所留恋，在军事上必须依靠守旧势力将领，对一些将领的劫掠恶习稍有纵容，从而造成汉化不彻底和道路曲折。陈英也从个人心理层面出发，研究了孝文帝迁都洛阳与实施汉化的动机。孝文帝本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演变是推动其汉化的重要因素，冯太后近乎虐待式的教育给孝文帝童年心灵造成巨大创伤，其强大的政治威势和耀眼的政治业绩也给孝文帝造成尴尬的统治压力。平城、旧制已经在冯太后统治之下达到巅峰，孝文帝欲有所作为必须迁都与汉化。

李治涛在前揭文中将河朔胡化的原因总结为三点：一是唐代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二是唐代东守西进的国防政策，三是唐代周边民族的连环兴衰及其运动。可见，汉化、胡化现象的发生，既有传播者的主动推进，又有接受者的积极靠拢。

汉人名儒在少数民族汉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韩金华在《幽并士人群体之入魏与北魏建国早期之汉化》中认为，幽并士人进入拓跋社会之后，积极为北魏统一北方出谋划策，主动参与北魏国家体制建设，进而有效地将中原文化传入北魏社会。王永平进一步指出，北魏以崔浩为代表的汉族儒家大族虽多与胡人政权合作，但其内心深处仍视东晋为正朔，认同华夏传统文化；崔浩为北魏修撰朝仪制度，借重用南朝士人之法转输汉魏典章，提携东晋一流高门太原王氏，目的在于提倡门第精神，实行门阀制度，促进北魏汉化。

四、关于进一步深化“汉化”、“胡化”研究的思考

纵观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专家学者不但已初步构建起自秦汉至明清整个古代社会的“汉化”、“胡化”研究体系，而且开始重视以家族、个人为视角的微观研究，在史料应用上也不断发挥新出土文物(如碑文石刻、雕像壁画、墓葬器物)的作用。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同样值得深思，概括来说，主要有三点：一是理论研究有所欠缺，二是研究不够均衡，三是思想深度略显不足。

所谓“理论研究有所欠缺”，主要体现在学术界对“汉化”、“胡化”、“华化”、“夷化”等概念缺乏深入研究。张博泉曾在《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中对“汉化”与“华化”概念做出辨析，除此之外，鲜有学者能对“胡化”与“夷化”、“羌化”等概念进行深层次区分。又如，“汉”、“华”、“胡”、“夷”都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的内涵，“汉化”之“汉”所指为何？“汉”之含义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化”又各自具有什么具体内涵？“华夏化”、“汉化”、“华化”之间又有何关联？这些问题都有待认真梳理。正是由于当前理论研究的欠缺，从而导致部分学者概念使用不当，表述不够严谨。

所谓“研究不够均衡”，最突出的表现是“胡化”、“汉化”研究成果比例失衡。新世纪以来学术界涉及“汉化”研究的文章多达300余篇，更不乏相关专著，而“胡化”研究不足100篇，仅占“汉化”研究的三分之一。而且学术界尤其关注北魏、金朝、清朝的汉化和唐朝的胡化，对其他时期(如十六国、五代十国、元朝)的研究却未能如前者那样普遍与深入。再者，诸多学者习惯于从政治角度出发，将研究主体限于政权、统治者、政策，而对于地域、群体、文化交融所带来的民风民俗研究却很少有新视角。另外，对同一时期、同一区域的研究存在“一边倒”趋势，比如学术界普遍提及河朔地区“胡化”问题，但事实上，它在胡化之前还有一段汉化历程，学术界对此还缺乏深入研究；又如清初的文化矛盾不仅存在于满族、汉族之间，蒙古族也曾面临汉化、满化分歧，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鲜有论述。

所谓“思想深度略显不足”，是当前研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目前而言，学术界对我国古代“汉化”、“胡化”现象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梳理事实、分析表象，很少能够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思想层面，因而有的研究成果缺乏新见解。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来看，在“汉化”、“胡化”问题中，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必然影响到社会思潮，而社会思潮的变化又是推动文化现象产生差异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从政治角度进行研究时，思想意识恰恰是统治者推行或者遏制汉化、胡化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在某些重要历史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意识甚至能够对文化发展起到决定作用，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唐太宗“爱之如一”的民族关系思想等。如果学术界能够将“汉化”、“胡化”研究与思想研究相结合，必然能开拓出新领域，研究出新内容，产出有更大影响的成果。

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汉化”与“胡化”问题的研究，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我们认为，应当在如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目前研究中国古代“汉化”与“胡化”问题的成果，主要涉及到“汉化”、“华化”、“胡化”、“夷化”、“羌化”等概念，但这些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内涵并非完全一致，需要进一步厘清。否则，难以达成共识，甚至会出现认识上的误区。中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夷”的“汉化”与西方国家被中国史书所称的“夷”的“华化”有何区别？也需要进一步厘清。

二是不断拓展研究视野。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汉化”与“胡化”问题，既需要开展微观研究，更需要加强宏观研究，目前这方面的成果不多，需要进一步加强。再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数民族“出东北”、“入中亚”和“进欧洲”，都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吐谷浑由东北流动到西北；大月氏先由甘肃迁到新疆，然后迁到中亚阿姆河流域；拓跋鲜卑先从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迁到大泽，再迁到匈奴故地，再从河套北部迁到盛乐；乌桓先南迁退保乌桓山，然后迁至五郡塞外，后又入居塞内等。这些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对“汉化”与“胡化”是否有影响？如有，以何种方式影响？又如，应对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汉化”与“胡化”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从中看出某些差异。还需要对各个地域的“汉化”与“胡化”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努力克服以偏概全的缺陷。

三是增强理论深度。应在广泛搜集、系统梳理、全面分析相关资料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汉化”与“胡化”问题，从多方面进行高度归纳和抽象，从一般描述、史料解释向探索规律、本质转变。再如可以从民族关系思想史的视角，深入探讨历史上的“汉化”与“胡化”问题。无论是“汉化”思想还是“胡化”思想，都与“夷夏一家”、“四海一家”、“天下一家”、“胡越一家”及“四夷一家”等思想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如能深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可以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历史上每次“汉化”与“胡化”问题的讨论，都有思想交锋，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交锋的背景、阵营的构成、争论的焦点、共识的形成等问题。又如中国古代“汉化”、“胡化”的发展演变等问题，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节选自《烟台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