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历史洪流中的人生切片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华筠

作家范迁的长篇小说《十面埋伏》以20余万字的篇幅，讲述了霍家三代人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命运沉浮。范迁此前已凭借《锦瑟》《惊鸿》等作品在文坛确立声名，而这部新作无疑将他推向了一个更为深邃的创作境地。然而，这部作品最值得关注的，或许并非其精湛的艺术技艺，而是它所呈现的一种独特的叙事伦理：在“卸下宏大叙事”的自觉中，以“小人物的人生切片”记录时代的沧海桑田。这种写作姿态，构成了对当代文学中历史叙述方式的一种重要补充。

《十面埋伏》的叙事结构采取了一种看似“老实”的顺时叙述，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这种结构方式，在文学批评中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大河小说”——特指描写几代人命运的大型长篇小说。范迁的这部作品确实配得上这个称谓：霍家三代人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载沉载浮，从西浔古镇的老宅出发，走向上海、延安、伦敦、南洋，有人出走，有人归返，有人入世，有人出世。

范迁在这部家族小说中采用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叙事策略：总体上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却又巧妙地插入霍文田的日记，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串联起其他人物。正如评论者所言，“平缓的河面被投掷入一块石子，那一圈圈的涟漪便是‘我’的观察和感受”。这种双重叙事视角的运用，使得小说既有宏观的历史纵深感，又有微观的情感细腻度。更重要的是，日记作为一种私密性的文体，天然地与“卸下宏大叙事”的写作意图相契合——它记录的从来不是官方历史，而是个人记忆；不是时代风云，而是日常细碎。

小说的核心空间是浙江西浔古镇的霍家大院。这座因战乱而斑驳荒凉的百年老宅，因霍家的归来而重新焕发生机。青石板路泛着水光，天井里桂花开了又谢，饮食烟火、日常器物，都浸润着深厚清灵的古典审美意境。

小说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当属体弱多病的霍文田。这个“七岁能通背全唐诗三百首，九岁读完诸子百家”的少年，“并无师自通地弹得一手好琵琶”。十岁时一阕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听得名师刘寿椿热泪盈眶，直呼“这孩子是个奇才，音律前途不可估量。”然而命运并未眷顾这个天才少年。他没有像兄弟们那样闯荡世界，而是守在故土，以一己之身承载家族的记忆与命运。他的后半生，就在水边慢慢消磨掉了，晚年患上类风湿关节炎，再也弹不好那首“十面埋伏”了。

琵琶名曲“十面埋伏”在小说中仅出现三处：文田少年时以此曲惊艳名师，为临终的霍父弹奏此曲，以及小说结尾处提及他再也弹不好此曲了。这三处描写构成了一条隐性的命运线索——从少年惊艳到临终送别，再到最后的失落，文田的一生仿佛就是这首曲子的具象化。范迁阐释了书名的深意：“‘十面埋伏’并不一定就是指战场上的处境，一个人，本来身体很健康，到了老年，中风了，很多事情自己不能料理，被生活和疾病包围了，也是十面埋伏。”换言之，“十面埋伏”是人生的常态——我们永远被各种困境包围，社会的、家庭的、内心的。

《十面埋伏》的叙事伦理，核心在于一种“去宏大叙事”的自觉努力。不直接书写历史，而是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折射历史；不追求史诗般的宏大场面，而是专注于日常的细碎与繁杂。这种写作策略在《十面埋伏》中体现为：对历史事件不作正面铺陈，而是通过人物的日常遭遇来侧写；对时代风云不作全景描绘，而是通过个体的命运起伏来折射。小说中的人物都不是历史中的大人物，而是“时代筛漏下来那些人，也许颓丧和落败，但灵魂独特”。

范迁的文字具有极强的画面感，读他的小说就像在看一幅幅徐徐展开的画卷。这种视觉性并非简单的景物描写，而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自然流露。范迁本人也承认绘画对他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写作和绘画同出一源，由外及里，再在内心发酵，酿出美酒来。”但他强调，绘画对写作最大的帮助不在于如何进行细节描写，而在于“对审美的影响”。这种审美影响体现在《十面埋伏》的方方面面：语言的节制与留白，意象的选择与组合，整体氛围的营造与控制。在水墨的基础上，刻画出油画的色彩和光影，融雪翻转着黑白灰三色，板壁在褚黄色中叠加深褐色，灰绿色的水流与黑棚顶的乌篷船辉映。这种视觉语言的运用，使小说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质感。

“去宏大叙事”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历史的思考。相反，正是通过这些小人物的人生切片，范迁展示出历史与个人最深切的纠缠。如果说《十面埋伏》仅仅停留于讲述一个家族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起伏，那么它或许只是一部优秀的家族小说。但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触及了一个更为深层的哲学命题：如何面对困境？范迁给出的答案，不是逃离，而是与之共处；不是抗争，而是理解与领受。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劫”的论述，堪称全书的哲学注脚，既是小说人物对命运的感悟，也寄寓隐含着作者对世事无常的沉思。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实践这种“共处之道”：文田没能改变自己的处境，没能摆脱家族的命运，没能守住自己的琵琶，但他守住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他没有被仇恨吞噬，没有被命运击垮。他活着，看着，记着。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这不是消极的认命，而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智慧——认识到人生的荒诞与无常，然后依然选择守住内心的清明。小说中霍文珠有一段话，道出了这种智慧的来源：“唯太阳和人心不可直视。唯亲情和内心平安不可辜负。”这段话出现在小说结尾处，堪称全书的精神内核——面对不可知的命运，人所能做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守护内心；不是战胜困境，而是与之共存。从《锦瑟》到《惊鸿》再到《十面埋伏》，范迁一直在书写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命运，一直在追问面对困境的可能姿态。